《冤错背后的冷暖人生》专题报道之一

洗冤归来,三个家庭从绝望到希望

编者按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大文豪托尔斯泰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开场白,也许并不太适用于本期封面话题要向您讲述的故事。
本期封面话题给您讲述的,有已经平反的冤案,如福建福清的陈夏影、黄兴案,如安徽张虎案;有尚未平反的疑似冤案,如福建许金龙、张美来等四人案,如山东临沭张志超案。我们关注的不全是案件本身,更是案件背后的故事。
在一件重大冤案的背后,往往都有好几个家庭不幸的故事。这些不幸的故事有不同之处,但更有共同之点:从小康殷实跌落到赤贫如洗、漫长绝望的申诉之旅、被迫离散的亲情与爱情、死不瞑目的临终遗言……
这里头,多少人生况味,令人感慨嘘唏;多少生离死别,令人扼腕叹息……
   掩卷之余,让我们共同祈祷:那些洗脱冤屈的人们,愿你们今后的人生走向坦途;那些尚在冤狱中的人们,愿你们尽快获得自由与安宁。
   本期聚焦关键词:冷暖人生

   2015年2月9日下午,我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看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决定再审黄兴等三人绑架、非法拘禁案”的消息,非常高兴。

   2014年4月26日,我到福建省福州市梅峰宾馆参加了“四·二六”绑架杀人案研讨会,第一次见到了陈夏影的父母和为此案申诉接力努力了18年的赵国安、王玉刚、吴国阜等律师。虽然之前对此案早有耳闻,但通过这次研讨会,才对案情有了真切和深入的了解,才知道福建省法学会早在2000年就召开过此案的研讨会,法律专家经过认真调查和研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定绑架杀人的真凶非黄兴、林立峰、陈夏影三人。《民主与法制》作为福建省法学会的上级单位中国法学会主办的刊物,对这起案件进行报道,当然责无旁贷。
   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此案发生了18年,虽然质疑此案的律师和法学学者众多,虽然陈夏影、黄兴、林立峰的父母和亲人一直在申诉喊冤,但除了案发之初有几篇认为三人是真凶的报道,媒体对此案的质疑报道还是空白。漫长的18年啊,为什么没有媒体向他们伸出援手呢?
   经过详尽的调查采访、搜集素材后,2014年7月中旬,《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20期发表了《福清“四·二六”绑架杀人案调查》的报道,成为国内质疑此案的第一家媒体。
   2015年5月11日,福建高院开庭再审陈夏影案。出庭支持公诉的检查员当庭建议改判,并且说,此案之前在福建高院一共审理过三次,我们福建省检察院的意见始终是一致的,一直认为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改判。
   福建高院分别于1999年、2001年、2006年对此案作出过三次判决,前两次均是发回重审,第三次则维持了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尘埃落定,则是2015年5月29日,福建省高院再审宣判,事发1996年的福清绑架杀人案中,原审被告人陈夏影、黄兴、林立峰三人不构成绑架罪。
   陈夏影、黄兴被直接释放,走出法庭,迎接他们的是亲人的拥抱和记者的采访,而林立峰则已经在2008年因患癌症在监狱医院去世。
    我见到陈夏影、黄兴,则是在6月11日下午,此行并非是想去回访陈夏影案,而是为了福建的另一起著名案件许金龙案。但既然到了福州,当然是要去见一见陈夏影和黄兴的。
   我只有陈夏影父亲陈焕辉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之后,老陈非常热情,老两口如约赶到了我住的快捷酒店。陈焕辉有一儿一女,陈夏影的姐姐嫁到台湾多年,在马尾给老两口买了套房子,老两口为了见我,专程从马尾赶到福州来,跑了很远的路。
   而陈夏影,此时不在福州,在福清黄兴家里,说是去检查身体,还要会一些老朋友。陈夏影的妈妈杨雪云建议我不要在福州等陈夏影,而是去福清,这样就能同时见到黄兴了。我当然同意,于是一起赶往福清。


陈夏影家

    与老陈夫妇一路同行,陈焕辉说,来采访的记者太多了,陈夏影在监狱里呆了十九年,在里面与人说话的机会很少,语言表达上形成了一点障碍,所以长时间接受采访,对他来说还真是吃不消。我听得出陈焕辉的嗓音也很嘶哑,也是接受了太多采访的缘故。冤案平反之后,记者的蜂拥采访,与平反前很少有媒体报道此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来陈夏影跑到福清黄兴家,也有躲避记者采访的意思。不过甫一见面,陈夏影就非常热情地对我说:“别的记者采访可以不接受,你的采访一定要接受,怎么采访都行。”还主动提出与我合影。
   虽然坐了十九年冤狱,但陈夏影给人的感觉,没有他的实际年龄那么大。他入狱时17岁,出狱时36岁,给人的感觉也就30左右。只是已经有些谢顶,但人也因此显得颇为精明,眼睛明亮有神采。他说话语速比较慢,但表达还是很清晰,同时也会使用“穿越”“无语”“正能量”等比较时髦的词汇,好像并没有与这个社会严重脱节。
   但陈夏影自己说:“还是有些脱节。出来这么些天,学了很多新东西,包括怎么玩手机、微信。”而在19年前,手机还是稀罕物,他并不曾拥有过。
   他在监狱里喜欢看电视,也经常看书看报,所以语汇上并没有完全落后于时代。看电视看报的时候,尤其对冤案平反、司法改革等内容特别关注,对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张高平案、吴昌龙案这些著名冤案的平反,他都比较了解。
   “从这些新闻里还是感受到了司法在进步,看到越来越多的冤案被平反了,觉得自己的案子可能也有希望了。不过,是不是能平反,那确实不敢想。”
   虽然不敢想是否能平反,但陈夏影一直拒绝认罪,因此也错过了好多次减刑的机会。狱警多次给他做工作,说减刑只是证明他服刑表现好,不会影响申诉。“该申诉你还是申诉,该争取减刑你还是要争取。”不仅狱警,很多狱友也这么劝他,甚至连黄兴在两人碰面的时候也多次劝过他。但陈夏影相当执拗,总是认为:反正我没犯罪,本来就不应该服刑,还减什么刑呢?
   陈夏影很感谢吴国阜、李金星等律师的艰辛努力,也感谢福建高院新一届的法官群体,包括马新岚院长和审监庭徐寿辉庭长,当然,也感谢媒体人的努力。正是在这么多人的努力下,冤案才得以平反,自己才能走出监狱,否则还不知道要服刑多少年。
   陈焕辉夫妇也很感谢福建高院的法官们,尤其是徐寿辉庭长。有一次,他向徐庭长陈述冤情时,讲到激动处,看到徐庭长的眼眶里也闪烁着泪花。“如果不是真同情你,不会这样。”
   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徐寿辉庭长刚刚回访了陈夏影、黄兴、林立峰三家人,敦促他们尽快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你们不提出来,法院没办法启动。”
   本社记者多次联系福建高院和徐寿辉庭长,他们都婉拒了采访。陈焕辉对他们很理解:“平反冤案,对于法院来说,讲多了也不好。”
回顾这十九年的申冤历程,老陈夫妇感慨万千。案发的1996年陈焕辉47岁,是个退伍军人,一家玻璃厂的总经理。企业不大,但效益还可以,全家衣食无忧。而随着儿子陈夏影陷入牢狱之灾,陈焕辉变卖了企业,走上了漫漫十九年申诉之路。如今冤案平反了,他还欠着几十万的外债,也成了66岁的老人。
   开始的几年,陈夏影、林立峰这两家上访比较积极。黄兴被抓前父亲已经去世,长子黄兴入狱后,他母亲还要抚养两个小儿子,没有能力为他奔走。2008年,随着林立峰病逝于监狱医院,林家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只有陈焕辉老两口,从来不曾放弃。特别是到了2010年以后,只剩下他们两人还在为儿子申冤。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不坚持,很可能这个案子就永远翻不过来,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啊!”
   60岁以后,陈焕辉开始锻炼身体,每天早晨跑步6公里,也是为了儿子。如果他的身体垮了,儿子的冤案就再也没有人会去推动,儿子在里面也就彻底绝望了。
   陈焕辉上访,还是有一些策略和技巧的。每次到北京去,他只住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待所,因为维稳人员不会到那里去找人。而每逢两会期间这样的敏感时刻,他都不会来北京,刻意避开。“两会谈的是国家大事,自己家的事没必要选这么个时候,就是去了也起不到什么好作用。”每次到法院门口,他也不吵不闹,拿着自己的申诉材料,默默地站在那里,在寒风中、在烈日下、在冷雨里、在雪地上坚守着,期待着命运女神的眷顾。
   上访是要花钱的,为了儿子,陈焕辉从福清搬到福州,特意租了一套小房子,住在里面。除了最简单的生活必备的家具和物品,就是一堆堆的法律书籍和一摞一摞的申诉材料,别无他物。
   这个案子案发是1996年4月26日,而一些大的时间节点,都在五六月份。2013年5月3日,陈焕辉在福建高院门口遇到了吴囯阜律师,迎来了案发十八年后的真正转机。吴囯阜本是来旁听吴昌龙案宣判的,碰到陈焕辉后,陈焕辉将手里的两页材料递给他看,看完之后,他认为此案疑点太多太明显,当即决定帮助陈焕辉。此后,他联系了李金星、张磊等律师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昕教授等著名学者,积极呼吁立案再审。
   当然,此案最终能够平反,决不仅仅是律师的力量,律师只能说是起了很大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冤案的平反还是与司法环境的不断好转有密切联系。
   2014年春,中纪委巡视组点名河南、福建为冤案重灾区。吴囯阜等律师认为,这一点名,对陈夏影案的平反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福建政法系统更积极主动地平反冤案。
   2015年2月9日,福建高院宣布此案再审后,陈焕辉老两口终于看到了希望,但还是非常紧张。陈焕辉在一天晚上跟代理律师聚餐后,出来走在大街上摔了一跤,将右胳膊摔坏了,到儿子出狱时还没有完全康复。老伴儿杨雪云则是某一天不小心摔伤了腿,可见当时的心情还是非常紧张的,越是看到希望就在眼前,越是担心希望会否落空。
   而当时身在狱中的陈夏影,似乎比父母更镇定一些。在监狱里等待宣判期间,他毅然决定戒烟,准备出狱后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亲人朋友面前。出狱后,他直接回到福清老家,陈焕辉夫妇摆了十几桌宴席宴请亲友,陈夏影虽然疲惫,但还是服从了父母的安排,与所有的亲朋欢聚在一起,陪伴着大家。十九年啊!老陈夫妇要以这种仪式告诉亲朋们:儿子是无罪的,他回来了!
   刚到村口,就听到了此伏彼起的鞭炮声,家家户户都在放鞭炮,庆贺陈夏影洗冤归来。跨火盆,吃线面,祭祖坟,亲人们希望通过这些仪式,帮他洗去过去的伤痛,迎接美好的明天。乡亲们都庆贺他的归来,亲友们抱住他痛哭:你总算回来了!是大喜还是大悲,亲人们已经分不清楚了。
   回到老家的陈夏影,给家里来了个彻底的大扫除,扔掉了从监狱里带回的衣服鞋子。他把家整理得非常干净整齐,厨房橱柜里的玻璃杯摆成一条线,卧室的双人床被铺成宾馆的模样……沉默寡言的他,似乎在用行动告诉大家:我终于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我一定要过好。
   洗冤归来的陈夏影,给人的感觉,有点像文艺青年。父母送到监狱里的《圣经》,多年给了他不小的安慰。陈夏影也很爱读散文,梭罗的《瓦尔登湖》,读过一遍半,他很向往梭罗笔下自由的精神世界。
   17岁就入狱,陈夏影的感情世界,到现在都是空白的,所以36岁的他依然保持着初恋的心态,喜欢读散文也就不奇怪了。老陈夫妇也为他担心,年纪这么大了,还能找到心仪的对象吗?谈及未来的婚恋,陈夏影羞涩地一笑:“到了现在的年纪,当然就是别人来挑我啦。”
回家当晚,陈夏影就请表弟帮忙,将狱中常听的几首歌下载到电脑里。这台电脑,还是十九年前的486,放在通向阳台的客厅里,陈焕辉用它写申诉材料、上网发帖,一直没有换过。
   喜欢的几首歌,有一首是平安的《独唱》。“我想要去飞翔,身旁全都是围墙。传说勇敢的翅膀,就算受再重的伤,也能够穿越那绝望……”
   陈夏影最绝望的时刻,是2006年终审判决后,从法院被押送回看守所的路上,突然有种念头,很想死掉。从1996年被抓,到2006年被终审判决,整整十年,等来这么一个结果,还有什么希望?
   “死亡,在那时候是种诱惑。”但这种念头没持续多久。因为冷静下来,陈夏影又想:“我死了,爸妈怎么办?”
从最绝望的时刻熬到无罪归来,又是9年。


黄兴家

   初见黄兴,他的高大和壮实,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尤其是肩膀和胳膊上的肌肉顽强鼓起,把血管都鼓成了小蚯蚓在皮肤下蜿蜒。服刑的时候他天天都做俯卧撑,20个一组,一小时能做一千多个。因为身高体壮,这19年里,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在监狱,黄兴都是号长。在离开监狱的前夕,黄兴还比平时加强了锻炼,想以更健壮的体魄出现在亲人面前。
   但如果细心一点,又可以看出,他的上半身虽粗壮,两条腿却显得与胳膊不成比例,小腿甚至还没有胳膊粗。原来,在看守所的最初两年,因为是死刑犯,黄兴的双腿一直戴着械具,长期不能自由活动,导致小腿肌肉明显萎缩,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2015年5月29日宣判无罪的那天,黄兴又一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堂姐,但已经不认识她们了。上一次见到母亲,还是2008年。时隔7年之久,母亲苍老了许多,以至于他都不认识了。但弟弟黄庆,他还是可以一眼认出。
   在母亲眼里,黄兴也让她陌生而担心。“感觉他走路都有点摇摇晃晃的,好像走不稳。整个人也是懵懵懂懂的,老是在发呆。当时非常担心,担心他再也适应不了现在的社会了,毕竟在里面关了19年。出来了几天,现在好多了,走路稳了,人也精神了。”黄母对记者说。
   从恢复自由身的5月29日起,一直到本社记者去采访的6月11日,黄兴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白天,是流水一样的亲戚、朋友和乡亲,都是来向他道贺的,当然要欢迎。再就是一拨拨的记者,黄兴的语言表达能力比陈夏影强,所以接待的记者采访更多。等到送走客人和记者,已经是深夜,该睡觉了,可他又兴奋得睡不着。黄兴只能白天抽空就睡一会儿,打个盹儿,这样时睡时醒,整个人还没有处于正常的状态。
   “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还能平反出来。”黄兴说,直到宣判前的那天晚上,他还在担心,再审会不会仍然维持原判,并且做好了能够平反昭雪和不能平反的两种思想准备。等到真的听到了无罪的宣判,灵魂仿佛出窍了,走路就像踩在了棉花上,难怪让母亲觉得他精神有些恍惚。
   1996年被抓,直到2006年终审宣判,前十年他关在看守所,黄兴还始终认为自己会无罪出去,总不相信黑白真能颠倒,天下之大,就找不到说理的地方。但2006年终审宣判后,黄兴彻底绝望了,他不再想着还能翻案,只想着尽快减刑出去。
   黄兴的父亲是个归国华侨,当年事业有成,家境一度很殷实。但四十出头他就患癌症去世,将三个男孩扔给了妻子。弟弟黄庆说,小时候的大哥黄兴是他的偶像,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很会做生意,支撑起了整个家庭。哥哥长得高大帅气,喜欢他的姑娘那时踏破了门槛。哥哥被抓进牢房的时候,两个弟弟都只有十多岁,根本不能帮哥哥去申诉。母亲只有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艰难地维持着生活。
   黄庆说,小的时候,哥哥虽在坐牢,但因为自己不懂事,压力反而不大,每个月只要给里面的哥哥寄几百块钱就行了,多的不会想。十几年过去,黄庆长大了,来到北京,在房地产企业上班,也有了还过得去的收入,又成了家,有了孩子,想救哥哥的心理压力反而大了。
   黄庆是家中老三,老二黄立长年在俄罗斯做生意,也早已娶妻生子,全家都长年住在俄罗斯。把老母亲一个人长年扔在福建显然不行,所以黄庆就把母亲接到北京共同生活,这样福建就只剩下狱中的大哥黄兴,所以多年都没有家人去看望他。
   虽然没有人去探监,但黄庆每周都要给哥哥打亲情电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到处找关系想救哥哥,屡屡受骗上当,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最近几年,亲情电话成了兄弟俩吵架的电话。黄庆总是说,又找了谁谁谁,应该能帮上忙。黄兴立刻怒斥他:“你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你上有老下有小,挣点钱容易吗?都让人给骗了!你每个月给我打点生活费就行了,不要再管我的案子啦!”然后就生气地把电话扣掉。
   兄弟俩的亲情电话,几乎都是这样的不欢而散,周周重复同样的内容。“我就是怕他花冤枉钱,做些没用的事。我关在里面,二弟又在国外,只有靠他给老母亲尽孝了,他天天瞎操心花冤枉钱,我能不生气吗?”谈起这些,黄兴仍然觉得自己有理。
   但在黄庆看来,哥哥含冤入狱已经关了十几年,自己怎么能不管呢?如果不闻不问,那还叫人吗?
   对平反已经绝望的黄兴,在狱中积极努力,不放过任何一次减刑的机会。2014年7月,他还争取到一次减刑的机会。如果不能平反的话,他还有十多年的刑期,等到出来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所以尽管含冤坐牢19年,但能够平反出来,他还是觉得幸运。如果等到50多岁才出来,就只能上啃老下啃小了。现在才40多岁,还可以为家里好好奋斗一下。
   得知哥哥已经洗冤出狱,远在俄罗斯的二弟也携全家回到福州,19年后,一家人终于团聚了。黄兴学会了用手机和用微信,将自己的微信昵称定为“兴立庆”,正是他们三兄弟的名字。
   而黄兴的母亲,则希望黄兴能尽早成个家。毕竟已经40多岁了,再想找个合适的伴侣也不容易。
   平反能出来当然好,但黄家更感到欣慰的,还是还了黄兴的清白之身。19年的罪名一朝洗去,他又可以扬眉吐气地做人了。否则背着个杀人犯的罪名,就算出来了,到哪里去找人成家啊?
   见到记者后,黄兴说得最多的,一是他在狱中的各种见闻,再就是他当年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他拿出一张发黄的报纸,是1999年在看守所里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直保存至今。新闻标题是《案犯不认账照样要定罪》,文里提道:“市中院刑一庭以证据不足认定三名被告人不构成绑架罪。”随后,福州市检察院林贻华副检察长受陈聪代检察长委托,应邀列席审判委员会研究,阐明有罪观点,最终得到法院认同。
   而这次再审宣判无罪,证据其实和当年庭审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当年明明是枉法裁判,为什么还敢理直气壮地登报呢?他把这份剪报珍藏了多年,就想有朝一日出来,找个人好好问问。
   他记得,在二审开庭期间,一位女法官私下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权有势,就不会站在这里。看来,那个女法官不是不知道他们是冤枉的,但似乎谁也阻挡不了冤案的发生。
   无罪出来后,黄兴觉得自己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不适应。19年过去,外面全变了,变得哪条路他都不认识了。一个大男人,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了,害怕走丢了。与当年的朋友们聚会,很多儿时的朋友都已经是身价不菲的老板,开着奔驰宝马而来,聊的自然也是生意经。黄兴与他们,似乎聊不到一起了。
   当然,对他刺激最大的,还是出来后不认识7年未见面的母亲。亲人见面,当弟弟黄庆告诉他,这就是妈妈时,那一声“妈”,在喉咙里艰难地滚动了许久,才挤出来。


林立峰家

   再审宣判的时候,陈夏影、黄兴的家人全都去了,林立峰的父亲林信荣却没有去。他害怕受刺激:“人家高高兴兴地把孩子接回家,我却只能捧着儿子的遗像,去干吗呢?”
   我在2014年参加此案研讨会时,曾经见到林信荣。他的表情显得非常平静,不像陈焕辉夫妇那么容易激动。毕竟儿子已经去世6年了,此案也过去了十八年,岁月已经将该磨平的都磨平了。
   后来,在写稿的过程中,我曾就一些还未了解的细节电话采访林信荣,发现他对案情的了解远远超过陈焕辉。毕竟,林立峰是最早被抓进去的,陈夏影、黄兴都是林立峰供出来的,林家对整个案情更了解。
   但林家的遭遇,其实比陈黄两家更悲惨。案发时,林信荣刚从日本工作回来,赚了不少钱,买下两栋房子、一间商铺,还开了一家服装店,是三家人里头家境最好的,“根本不缺钱”。
   在陈夏影和黄兴的记忆中,林立峰的胆子很小,家里杀鸡如果让林立峰看到了,他都会晕血,怎么可能去杀人呢?林立峰的父母也证实了这种说法。所以当初听到儿子参与绑架杀人,大家都觉得这太荒唐了。
   案发的那天晚上,林立峰就在家里,和女朋友、表哥和几个朋友一起看录像,看到很晚,林信荣还去他们的房间训斥过他。看完录像,林立峰和女朋友通宵都在一起,怎么可能去绑架杀人呢?
   但这些,19年来,林信荣不记得自己说过多少次了,他还记得一位公安局领导当面对他说:“冤了就冤了,哪里还没有冤案啊?”
   儿子含冤入狱后,林立峰也倾其所有为儿子申冤,但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直到2008年儿子罹患直肠癌,最后死在监狱医院。
   那天是2008年1月18日。林立峰躺在监狱医院的活动病床上,被推到家属跟前。直肠癌把人折磨成皮包骨。两只眼球凸出,像挂在眼皮上一般。他喘气已经很费劲,话语断断续续:“妈妈,你相信不相信我没做过那件事?”
   林立峰的母亲庄华英说,妈妈相信。
   被警方抓走时,林立峰正在和女友筹划婚事,当时女友已经身怀有孕。如今,他的女友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但当吴囯阜等律师后来找到她时,她还非常爽快地答应为此案再次作证。
   对林立峰的母亲庄华英来说,她最痛苦的记忆,就是儿子临死前想吃口猕猴桃,她悄悄地将几个猕猴桃藏在身上想带进监狱医院,但还是被狱警给搜查出来没收了,儿子到死,也没吃上一口猕猴桃。所以林家祭奠林立峰的时候,总要在他的遗像前摆上一盘猕猴桃。看着儿子的遗像,庄华英喜欢念叨一句话:“儿子,你已经解脱了,已经离开尘世了,你就在天上吃一口猕猴桃吧。”
   记者看到了一张林立峰追悼会的照片,亲人都身穿白衣,白衣上写满了一个字:“冤。”
   再审开庭和宣判的时候,庄华英参加了旁听,她一直将儿子的遗像端在胸前,让遗像上的儿子面对法庭。她要让儿子亲眼看到庭审和宣判的过程,她要告诉儿子:“峰啊,你的案子平反了,你是无罪的,你在九泉之下该瞑目了!”
   再审宣判后,庄华英将判决书锁进了家里保险柜,并且复印了一份,放在了儿子墓前。对着一拨又一拨记者,庄华英会重述林立峰临终的场景,像极了鲁迅笔下的祥林嫂。
   时间是那么巧合。林立峰是在1996年5月30日被抓走的,而此案是在2015年5月29日宣判绑架杀人罪不成立的,整整19年,一天都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