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推动平安浙江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法治是平安浙江建设的重要保障。2003年11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创新‘枫桥经验’，必须营造法治环境，在依法治省中取得明显成效。”200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动员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信访工作，疏导化解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这是建设“平安浙江”的基础性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要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了新时代“枫桥经验”浓厚的法治底色。

　　20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刻把握平安浙江建设螺旋上升、迭代跃升的规律，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纳入法治轨道，推动浙江成为社会活力最强、社会秩序最优、安全感最高的省份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坚持发展“枫桥经验”高度重视，作出“把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作为总抓手，贯穿于建设‘平安浙江’的始终”等重要论述，将“枫桥经验”作为“八八战略” 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心关注平安浙江建设。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浙江考察，了解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他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作为“枫桥经验”发源地，20年来，浙江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贯穿平安浙江建设始终，着力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推动社会治理不断焕发新生机。

　　人民调解被誉为“东方一枝花”，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我国基层社会长期稳定中发挥着独特作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调研时指出，“人民调解为人民，化解纠纷促稳定，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你们做得好，很有意义。”20年后的今天，浙江构建完善“141”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综治中心迭代升级为社会治理中心，构筑起基层社会治理的“铜墙铁壁”。

　　台州市黄岩区社会治理中心位于一座古朴的院落中，繁华闹市中显得尤为雅致，为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营造出别样的和谐氛围。台州市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股份合作经济发源地和市场经济先发地，民间借贷、货款纠纷时有发生。平安的根基在基层，黄岩区整合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资源和力量，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作用，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黄岩区激发多元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共创共享‘善治永宁’硕果。打官司程序上较麻烦，要付诉讼费，请律师还要律师费，而人民调解只要双方愿意，简单的当天即可结案，免费、简单、高效、便民、不伤和气，这是人民调解的显著优势。”黄岩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章伶俐表示。

　　2024年5月6日，浙江首个“诉裁协同化解工作站”在黄岩法院挂牌成立，为探索“调解前移”“调裁对接”“委托调解”等模式、塑造“少讼无讼”格局提供了新平台。

　　为进一步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法院深入推进诉源治理，深化“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矛盾纠纷分层过滤机制，助推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建设，指导支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专业调解等各类解纷资源。深化诉源纠纷就地受理就地化解机制，改革优化法庭布局，大力建设“枫桥式人民法庭”，推动人民法庭主动对接乡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做到“隐患不出网、纠纷分级调、案件庭前解”……在法律框架下分清是非、在权利义务统一中判断对错，从根本上实现定分止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成为新常态。2023年，全省法院新收案数连续6年稳步下降，从全国第2位降至第11位。

　　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余钊飞教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诸暨人，深切感受到枫桥土地文脉深厚、干部变通务实、群众坚韧质朴，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没有实事求是的干部、没有坚忍不拔顽强意志的群众，就没有“枫桥经验”。“枫桥经验”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生存智慧，正是这种智慧保障了枫桥镇的安宁与繁荣。

　　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王成国表示，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发挥政法队伍处在维护稳定的第一线作用，担当防范化解风险使命，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上走前列作示范。

　　如今，浙江全面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做优做强县级社会治理中心，努力将问题解决在群众身边，矛盾化解在基层。杭州市临安区积极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共享法庭，实现一站式诉讼服务、一站式多元解纷和一站式基层治理；舟山市普陀区首创全国第一家海上融治理中心，推动实现“矛盾不出船、纠纷不上岸、化解在海上”；永康市龙山区推动诉源、警源、访源“三源共治”，形成“党委领导、各方联动、靠前履职、分层递进、矛盾减少”的龙山经验；在省市县乡村网六级推广“浙江解纷码”，⋯⋯“枫桥经验”在之江大地实现了新的飞跃。

　　

　　

　　合法性审查是政府决策的“防火墙”。实践中，很多矛盾问题是由于科学论证、风险评估不充分造成的，往往是“决策一出台、问题跟着来”，出现问题后又不依法处理，使得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行政机关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坚持依法办事，就能从根本上预防许多矛盾纠纷的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强调，“无论是处理问题、化解矛盾，还是作出决策、部署工作，都要坚持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尺度”。他率先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提出“依法规范行政权力、全面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浙江’的关键所在”。早在2003年，浙江被原农业部确定为全国唯一的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试点省。为了让合作社的法律地位能够得到承认，一年后，《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获得通过，这部经过充分调研论证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颇具浙江特色，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法律地位。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20年来，浙江一体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以法治促进社会治理、助力平安建设。

　　省司法厅黄颖慧处长介绍，2023年4月1日，《浙江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施行，将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和行政协议纳入事前合法性审查，是全国首部规范行政合法性审查的创制性地方政府规章。

　　上城区是杭州市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桥头堡。近年来，杭州市大力推进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与此同时，邻避效应易引发矛盾纠纷。上城推动在加装电梯之初召开听证会，督促整个过程程序合法，并制作了加装电梯指引，让住建等部门按照“指引”实施，促进加装电梯制度化、规范化、高效化。

　　如今，上城区的学区划分、业委会工作指导、村规民约等社会治理相关事项都纳入了合法性审查范围，有效减少了行政争议和信访问题。上城区司法局局长胡晓表示：“行政最大的功能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整合。实践中，行政规范性文件与上位法相悖的现象时有发生，行政机关随意扩大部门权限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样难以有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健全行政决策制度体系，不断提升行政决策公信力和执行力，这是合法性审查的意义所在。”

　　合法性审查下沉到乡镇和街道，是平安浙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2023年4月始，杭州市上城区九堡、采荷、紫阳等街道率先探索，对重大行政决策、合同、规范性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合法性审查中心主任，街道党政办主任担任综合协调组组长，还成立了审查组、执法组、监督组。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合法性审查+”范围不断扩大。

　　“最初解决有没有人管的问题，然后解决管得好不好的问题，于是延伸出了合法性审查。街道合法性审查此前没有尝试过，但我们的目标很明确，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满足老百姓对公平正义和美好生活的需要。”上城区九堡街道党工委委员杨斌说。

　　上城区九堡街道有30多万人口，属杭州市人口密度最大的街道，也是典型的撤镇建街地区，农居、安置房小区、商品房小区并存，人口结构和经济业态比较复杂，基层治理难度较大，出现了诸如废旧农具如何堆放、电动车如何充电、物业管理如何规范等问题。为此，合法性审查制度运用到三卫社区《居民公约》、杨公社区《民俗礼堂使用管理办法》的制定中，让社区居民找到行事依据，确立权利边界，积极履行村规民约，避免矛盾纠纷发生。

　　上城区采荷街道集城市老街、市场大街、未来新街于一体，是中国服装“第一街”四季青服装市场群的起源地，市场管理任务重，群众和商户诉求复杂多元。违建拆除还是没收？增设消防通道后如何调整摊位？原有合同解约还是变更？这些都需要提供合法性审查支撑，如何准确把握尺度，对基层治理能力无疑是一场考验。

　　“合法性审查并不是单纯机械地处理法律法规，而是要跟群众工作、跟整个社会的稳定工作相结合，综合考虑法律原则和道德原则，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采荷街道党工委委员王庭华说。

　　开展合法性审查以来，浙江基层政府的依法治理水平和依法治理意识得到提升，上城区的群众满意度跃升省级前列。

　　浙江还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格局，推动县乡两级坚持依法行政、坚守法治底线，对违反法律法规、破坏法治精神的事项“敢于说不”，对依法可以自主决策的事项“善于说行”，带动全社会崇法向善，激发审查效能，筑牢平安建设法治防线。

　　潮起之江，平安万家。将合法性审查融入社会治理，已成为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新时代法治的“弄潮儿”，为推进共同富裕和长治久安注入不竭动能。

　　

　　

　　2003年9月1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带头到金华市浦江县下访接待群众，推动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下访前，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让全县上下都知道，提前10天大范围发布下访公告，并于下访前3天再次发布公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既可以消气，也可以通气，关键是要通过信访渠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强调“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

　　20年来，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看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不断深化完善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切实做好信访工作。

　　浦江县委政法委政治处主任毛晓波介绍，为推动新时代信访工作，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尽力把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浦江制定了一系列举措。比如，每个工作日上午，都会有县处级领导在信访局204室接访；每月15日，县四套领导班子主动到各乡镇下访接访；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机制，推动浦江从当年全省的“信访大县”一跃成为信访工作先进县。

　　浦江县信访局信访联合接待中心副主任张崇煌表示，浦江县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每个单位、乡镇街都有信访科室，信访人想到哪里信访，单位都要接下来，初信初访能化解的就地解决，解决不了的向上一级汇报。

　　2020年，浦江县被国家信访局评为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2022年，浦江县“下访接访”信访工作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浦江“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接访”全面迭代升级，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开启法治化新征程，保障合理合法诉求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就能得到群众满意的结果。

　　“为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高质量办案，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建立‘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检察工作专班，制定工作指引，注重案件发生原因，把矛盾纠纷解决在源头。除信访接待之外，检察机关还通过搭建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暖企委员工作室、建立代表建议与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将12309入驻矛调中心等4个渠道收集群众信息。同时，每个乡镇街均有检察官联系，提供法律咨询或介入涉法矛盾纠纷。”浦江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沈浒潜介绍。

　　浦江县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张若来表示，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关键看是否做到明确职责、规范运行，是否做到优化流程、加强衔接。浦江在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尝试，将法治社会力量纳入信访工作体系，以法治方式解决信访及其根源问题，以下访接访省级标准带动信访工作全流程法治化，持续推进规范化，做到依法分流、依法终结、依法惩处。

　　如今，“领导干部主动下访接访”在浙江落地生根并不断取得发展。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以县级领导常态化坐班接访为中心赋能增效，不断形成矛盾多元化解、信访集成调处、司法跟进保障的立体式调处化解服务模式；湖州市安吉县创新“公开接访+定期下访”、信访代办、“挂号问诊”、分流调处、“访、调、援”三合一等工作机制……真实了解民意，为群众排忧解难，浙江描绘出一幅信访打头、调解为主、诉讼断后的矛盾纠纷分层过滤生动画面。

　　20年一以贯之，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不断夯实平安建设的基层基础，以平安浙江建设新成效推动省域治理现代化整体跃升，推动浙江从平安走向长治久安，在持续推动“八八战略”走深走实中书写平安中国建设浙江新篇章。

　　● 责任编辑：孙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