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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杀死奸夫
这两天温州中院一个杀死奸夫的案子挺有意思。田某的妻子正被张某强奸的过程中，被田某撞见。田某怒火攻心，一气之下居然把张某砍死了！这田某吓得赶紧逃跑，一逃就是9年，最近实在受不了逃亡的生活，主动自首，被法院判了个无期徒刑。他也没有上诉，乖乖地去监狱服刑了。大家都在议论这量刑是不是太重了？其实，法院有自己的考虑，案件情况不同，法律不同，不好说一定就重。但我的确想起两个清代杀死奸夫的案子，说来一笑。
《大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就是说，凡是妻子与别人通奸，被丈夫在通奸的场所抓住，当时杀死不以犯罪论处。
《大明律》也有这样的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
而且，好像这问题还有些自古以来的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仃，杀之无罪。”所谓“寄仃”，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有意思吧？古代与现代的确不同。好像我们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不用管古代怎么样了。为了这条规定，古代有不少判词解决此类案件。
这个“杀死勿论”的规定，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登时”，也就是即刻、马上。必须见到奸情当时气冲脑门，立刻行动才能勿论。不能过去十天了，越想越气，跑过去将奸夫杀死；二是必须在奸所，也就是行奸的地方就地杀死。
光绪年间，广东出了个案子。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财物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丈夫气不过，奔袭千里去找他们！找了足足两年，终于在几百里外的一个地方找到他们，就将他俩都给杀了，然后到衙门去自首。
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翰章十分佩服这个丈夫的勇气，就呈报朝廷，准备援引“杀死勿论”的条款将这个丈夫免罪。但刑部驳回了他的呈文，提出了两个疑问：就是“登时”和“奸所”的问题。丈夫杀死奸夫已经是在两年之后了，是否算是“登时”？所杀的地点也不是通奸现场，是否算是“奸所”？刑部当时要求将这个丈夫按照一般故意杀人的罪名来惩处。
李翰章手下一个杨姓师爷主笔又写了一篇呈文答复刑部，其中最关键也是最精彩的两句话是：“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意思就是说，偷了家里的东西私奔，逃到哪里，哪里就是“奸所”；找了多年找不到，刚一见到就是“登时”。这个呈文受到了当时的刑部尚书薛允升（沈家本的师傅）的大力夸奖，当即准了广东的方案，将这个丈夫无罪释放了。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叫龚大大的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到他娶妻之后，他叔叔告诉他，他的母亲并没有死，现在土豪杨世南家做妾。他的父亲实际是被杨世南害死的。
一天，他父母在田里耕作，他母亲貌美，被杨世南看见，想要夺过来，于是就诬陷他父亲是盗贼。县令知道他父亲冤枉，但又碍于杨的情面，想把他父亲拘押几天就释放了。没想到杨买通了狱卒，将他父亲毒死在监牢里。之后，将他的母亲抢去做妾。
龚大大听后伏地大哭。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报仇。三年之后，他有了儿子，他将儿子托付给妹妹。一日，他埋伏在杨世南家附近，等到他出门时，上前一把擒住杨世南。手上没有刀，龚大大就解下裤带把杨世南活活勒死了。
县令审了他的案子后，判了他一个绞刑。到了臬司复核的时候，臬司（即省高院院长）认为量刑太重，发回到知府重审。莱州知府改判龚大大杖刑五十，流放一千里，并追究了前任县令的责任。山东人民一时拍手称快！
这个莱州知府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吏张船山，判词就是他写的：
“康熙年的上谕说，子女为父母报仇，一律要先报官，然后再图谋报复，不能擅自杀戮。雍正年的上谕又说，凡子女为父母报仇，无论是否报官，一律处以绞刑。所以，县令原来的判决与法律吻合，并无不可。但此案的杨世南不但贿赂狱卒，毒死龚大大之父，而且强夺其母，龚大大忍辱含羞近二十年，才有今天的事情。所以，这是报杀父之仇，也是报夺母之恨，与普通的报父母之仇稍有不同。况且杨世南一个土豪，龚大大一介小民，怎么能够与他匹敌呢？报官起诉，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而且还让杨世南提前有了防备，反而无从下手。所以他不去报官也并非有意无视王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龚大大一个农民而已，口未读圣贤之书，身未闻圣贤之教，纯粹以其自身的隐忍，二十年后手刃父仇，从容投案自首，不屈不挠，可见他孝性天成，不是凶悍之徒。我朝以仁孝治国，一旦遇到仁人孝子，都曲法施恩，让他们在朝廷、在国家中受到赞扬。比如顺治年间、乾隆年间等，甚至最近都有这样的先例。本案龚大大打死杨世南虽然事前没有报官，与上面的几个案子有所不同，但他的苦心与仁孝刚毅与上述几个案子却并无不同，我们自然应当体会皇上的仁孝之心，免龚大大一死，杖五十，流放一千里。”
好一个“曲法施恩”！前些日子看到苏力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不能只“依法”不“治国”，深以为然。依法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如果我们依法的结果是不能“施恩”于人民，这样的法治还要它干什么？
《大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就是说，凡是妻子与别人通奸，被丈夫在通奸的场所抓住，当时杀死不以犯罪论处。
《大明律》也有这样的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
而且，好像这问题还有些自古以来的成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仃，杀之无罪。”所谓“寄仃”，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有意思吧？古代与现代的确不同。好像我们已经是现代社会了，不用管古代怎么样了。为了这条规定，古代有不少判词解决此类案件。
这个“杀死勿论”的规定，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登时”，也就是即刻、马上。必须见到奸情当时气冲脑门，立刻行动才能勿论。不能过去十天了，越想越气，跑过去将奸夫杀死；二是必须在奸所，也就是行奸的地方就地杀死。
光绪年间，广东出了个案子。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财物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丈夫气不过，奔袭千里去找他们！找了足足两年，终于在几百里外的一个地方找到他们，就将他俩都给杀了，然后到衙门去自首。
当时的两广总督李翰章十分佩服这个丈夫的勇气，就呈报朝廷，准备援引“杀死勿论”的条款将这个丈夫免罪。但刑部驳回了他的呈文，提出了两个疑问：就是“登时”和“奸所”的问题。丈夫杀死奸夫已经是在两年之后了，是否算是“登时”？所杀的地点也不是通奸现场，是否算是“奸所”？刑部当时要求将这个丈夫按照一般故意杀人的罪名来惩处。
李翰章手下一个杨姓师爷主笔又写了一篇呈文答复刑部，其中最关键也是最精彩的两句话是：“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意思就是说，偷了家里的东西私奔，逃到哪里，哪里就是“奸所”；找了多年找不到，刚一见到就是“登时”。这个呈文受到了当时的刑部尚书薛允升（沈家本的师傅）的大力夸奖，当即准了广东的方案，将这个丈夫无罪释放了。
还有一个故事。一个叫龚大大的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到他娶妻之后，他叔叔告诉他，他的母亲并没有死，现在土豪杨世南家做妾。他的父亲实际是被杨世南害死的。
一天，他父母在田里耕作，他母亲貌美，被杨世南看见，想要夺过来，于是就诬陷他父亲是盗贼。县令知道他父亲冤枉，但又碍于杨的情面，想把他父亲拘押几天就释放了。没想到杨买通了狱卒，将他父亲毒死在监牢里。之后，将他的母亲抢去做妾。
龚大大听后伏地大哭。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报仇。三年之后，他有了儿子，他将儿子托付给妹妹。一日，他埋伏在杨世南家附近，等到他出门时，上前一把擒住杨世南。手上没有刀，龚大大就解下裤带把杨世南活活勒死了。
县令审了他的案子后，判了他一个绞刑。到了臬司复核的时候，臬司（即省高院院长）认为量刑太重，发回到知府重审。莱州知府改判龚大大杖刑五十，流放一千里，并追究了前任县令的责任。山东人民一时拍手称快！
这个莱州知府就是清朝的一代名吏张船山，判词就是他写的：
“康熙年的上谕说，子女为父母报仇，一律要先报官，然后再图谋报复，不能擅自杀戮。雍正年的上谕又说，凡子女为父母报仇，无论是否报官，一律处以绞刑。所以，县令原来的判决与法律吻合，并无不可。但此案的杨世南不但贿赂狱卒，毒死龚大大之父，而且强夺其母，龚大大忍辱含羞近二十年，才有今天的事情。所以，这是报杀父之仇，也是报夺母之恨，与普通的报父母之仇稍有不同。况且杨世南一个土豪，龚大大一介小民，怎么能够与他匹敌呢？报官起诉，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而且还让杨世南提前有了防备，反而无从下手。所以他不去报官也并非有意无视王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龚大大一个农民而已，口未读圣贤之书，身未闻圣贤之教，纯粹以其自身的隐忍，二十年后手刃父仇，从容投案自首，不屈不挠，可见他孝性天成，不是凶悍之徒。我朝以仁孝治国，一旦遇到仁人孝子，都曲法施恩，让他们在朝廷、在国家中受到赞扬。比如顺治年间、乾隆年间等，甚至最近都有这样的先例。本案龚大大打死杨世南虽然事前没有报官，与上面的几个案子有所不同，但他的苦心与仁孝刚毅与上述几个案子却并无不同，我们自然应当体会皇上的仁孝之心，免龚大大一死，杖五十，流放一千里。”
好一个“曲法施恩”！前些日子看到苏力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不能只“依法”不“治国”，深以为然。依法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如果我们依法的结果是不能“施恩”于人民，这样的法治还要它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