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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留守儿童：艰难生存 缺陷成长》专题报道之一
留守儿童：我要的只是陪伴
编者按
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其实由来已久。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留守儿童自杀或者受侵害事件，让他们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特殊群体。没有完整的亲情，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很多人形容他们是“野草一样成长”。渐渐地，孩子变得孤僻、抑郁，甚至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严重地影响到了孩子心理健康发展。
这几千万留守儿童存在的成长问题，不仅仅是每一个家庭的问题，更关乎整个国家的未来。
80后母亲的心事
北京北五环外的一个城中村里，盛夏午后的热浪丝毫没有影响路边嬉闹的孩子们，黝黑的皮肤衬着一张张娃娃脸儿，叽叽喳喳，那笑声响彻整条胡同，这场景，让人觉得似乎童年里只有美好。然而，真相却不是如此，除了笑，每个孩子的眼神中都藏着不同的情绪。有的胆怯，有的怀疑，有的警惕。“这几天，院里多了十多个孩子，学校都放暑假了！”常年租住在这里的安徽生意人马玲已经习惯了这些吵闹声，她的女儿便是这个小团体里的一位。
80后马玲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结婚后跟着丈夫的装修队来到北京，这一呆就是八九年，安徽人在北京搞装修的队伍口碑好，客户口口相传，马玲一家也总算有了一席之地。在这几年里，马玲和丈夫先后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我们老大受苦了，我就带她到三个月。”马玲一边说，一边看向自己的女儿，女孩儿单薄的身子上套着一件崭新的白色公主裙，正和一般大的小伙伴在路边说话。马玲说，孩子三个月的时候就被自己的母亲带回老家，她留在北京给丈夫的装修队做饭打杂，当时二十出头的马玲还和丈夫正处在打拼期，生活条件很差。租住的平房舍不得安装空调也没有暖气，冬天就靠电暖气取暖，装修队接到“大活儿”就得驻扎工地，居无定所。“把孩子放在老家好些，最起码有个稳定的住处。人家都说女儿是小棉袄，我家这孩子跟我不亲。” 孩子好几年没在妈妈身边，这对于马玲来说，是最难过的地方。小两口平时舍不得吃穿，为了省钱，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回家一次。每次女儿放假来北京，她都会给孩子买身儿新衣服，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吝惜过。
老大出生没过两年，马玲又怀孕了，这一次，她说什么都不舍得把孩子放回老家。马玲时刻把儿子带在身边，对于女儿的愧疚，是她内心过不去的一道坎儿。马玲老家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都选择让孩子留守在家，都是生活所迫，无奈之举。即便是每年寒暑假孩子们大都会过来与父母相聚，但也都是聚少离多。白天大人忙着出门干活，晚上很晚才回家。但能和父母见面，孩子们就很满足了。比起马玲他们，还有一些出门打工的父母连自己都处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中，常年把孩子扔在老家的大有人在。
“孩子要上学，老家的学校都是公家办的，上学花不了几个钱。”马玲现在最大的心事儿是儿子的上学问题，眼看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儿子的户口不在北京，在北京上不了公立小学，学籍问题成了愁事儿。马玲两口子打听了租住房附近的私立学校，一年要交的学费高得让他们目瞪口呆。眼下，马玲正跟丈夫商量她独自回乡抚养两个孩子的问题，电视上天天播的留守儿童出事的新闻，让他们心惊肉跳，不得不选择放弃一头儿。“钱没了再挣，孩子没了没法儿活！”马玲一边招呼着自己女儿回家，嘴里一边念叨。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自杀或受侵害事件，马玲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都倒抽一口冷气，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无数次叮嘱要仔细带女儿，打钱回家的次数也比以前多了。然而，读过几年书的马玲现在开始醒悟，钱不是万能的，能陪在孩子身边才是孩子想要的。“可要是家里挣钱方便，谁还愿意背井离乡？”马玲叹着气，愁绪写了一脸。
发展和相守 最难的选择题
童年，本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之一，孩子，本是承载希望的群体，而在中国千百万个村庄中，留守儿童却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牺牲最大的一个群体。贵州毕节四幼童服农药身亡，这已经不是当地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2012年，5个孩子在雨夜躲入垃圾箱生火取暖，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岁，最小的9岁；2013年，5名儿童在放学路上被工程车撞死；2014年，12名女童被教师强暴，最小的只有8岁……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大多都缺乏城里同龄人的幸福童年，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缺少基本的生活照顾和精神关怀。
几年前，贵州省安龙县万峰湖镇毛草坪小学乡村教师杨元松收集了26个平均年龄9岁的留守儿童的200多篇日记，这些日记编成了一本书《中国留守儿童日记：26个留守儿童的日记，一个群体的真实缩影》。从这些短短的日记里，我们仿佛抵达了他们的生活：家里没有菜吃了，被一个包子馋得流口水，爸爸上车之后止不住地流眼泪，去上学的话玉米就背不完了，奶奶又腰疼了我也没办法。这些孩子被留在穷山恶水里努力求生，他们很小便学会要生存下去，要照顾老幼，要好好读书，要独自承担孤独和恐惧。他们就仿佛生活在一座人间孤岛里。
最近，民间组织“上学路上”发布的一个调查，留守儿童家庭的基本情况是：父亲外出的占30.2%，母亲外出的占6.4%，父母都外出的占18.6%。29.4%的学生一年能见父母1至2次，15.1%的学生一年都没有见过父母。按照留守儿童的总数测算，全国约有1793万农村留守儿童一年只能见父母1至2次；约有921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调查还显示，一年连一次父母的电话都接不到的孩子占到4.3%，近260万。另外，一年只联系一两次的有885万；3个月一次的有1519万。
另外，调查显示如果保证不了每3个月见一次父母，孩子对于现在生存状况的焦虑，即“烦乱度”会陡然提升。从调查数据看，只要每周保持跟孩子1至2次的联系，孩子的“烦乱度”会有明显下降。以下是作家关军即将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一片灰黄》中描写的留守儿童们在作文中对理想家庭的描述——
“我的家庭就是这样，没有红，没有绿，眼前只有一片灰黄。 ”
“我希望父母能陪伴我成长。不要让我的生活变成对父母的思念……如果当时父母对于我多关注一点，那么，我那时不会那么放纵自己。 ”
“现实就是现实，世界没有如果，也不会有如果，我与其在这里幻想，不如来珍惜这与我想象中的完全相反的世界。”
“我希望父母对我好一点，不用太好，只需要花出点时间多陪陪我。”
留守儿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移民。但是就算是在难民营，也有起码的家庭概念存在。1991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明确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与家人团聚的权利”“有权受到父母良好的照料”。签署公约已经过去了24年，中国留守儿童的保护依然是个难题。
毕节留守儿童的悲剧，只是全国众多留守儿童命运的一个极端缩影。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流动儿童规模达3581万。也就是说，有近亿儿童，或身在异乡为异客，或身在故乡为异客。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他们都不能拥有一个完整而温暖的家。
“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在老家呆着没收入，出来打工又顾不上孩子。老大已经扔下了，老二在这边又上不了学。哪个当父母的不愿意把孩子带着，真的是没办法。”马玲的叹息让人动容。然而，他们的无奈正折射出这个社会对待外来务工人员多方面制度上的漏洞。而对于这些孩子来说，选择上学还是选择与父母相守，或许是他们这辈子遇到的最难的选择题。
悲剧背后谁的责任
今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曾表示：“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留守儿童，你留，谁守？在毕节4个孩子结束自己生命时，媒体在报道中抛出了这个问题。留守儿童悲剧频频发生的背后，既是父母的责任，也有社会的问题。尽管近年来，为解决留守儿童等问题，一些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的留守儿童学校，但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的心理需求。
农村留守儿童，是成千上万外出打工父母的牵挂。父母们外出打工最大的理由，正是为了家庭的责任，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家庭经济环境，但家长们这样的责任意识并不是完整科学的。他们主观上希望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但实际上却使孩子根本享受不到完整的父母之爱。然而，家长对良好生活条件的向往也并没有错，常年生活在小山村里，收入来源微薄甚至没有收入来源，他们想改变现状的行为并无可厚非。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诸多配套制度跟进。
有专家曾经探讨过，各地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就地上学的关注。随着暂住证的取消及居住证的全面实施，这一难题有望逐步消解。希望在农民工子弟依法享有平等教育权的同时，对其中的困难群体给予减免费用的照顾。若农民工子弟上学的问题不再成为负担，则相当部分留守儿童的命运将随之改变。
此外，政府应对留守儿童问题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推进户籍和学籍制度改革，为外来务工者家庭融入城市创造积极条件。加强对农村留守流动儿童的管理与保护，及时摸清辖区留守流动儿童底数，加强对这一人群在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心理干预等方面的服务。
我国参加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儿童享有拥有家庭的权利、团聚的权利、受到父母照料的权利。国家可据此对“劳动法”等相关法规进行适当修订，实现与国际接轨。譬如，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及保障落实农民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具体细目。条文可适度细化，具备可操作性，便于贯彻实施。
总之，留守儿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国家、社会和家长都应正视，希望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他们能依法享有父母的照顾、家庭的温暖及全社会的关爱，和所有孩子一样，拥有一个值得回忆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