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行为新规：坚守学术道德增强责任意识

　　近期，中国科学院公布了新版《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试行）》（以下简称“新版规范”）。与旧版规范相比，新版规范的最大变化是新增了“禁止行为”一章，明确规定禁止以院士称号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参加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禁止公开发表与自身专业领域无关的学术意见等。

　　中国科学院是我国科技研究的“国家队”和“火车头”，中科院院士是各个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拥有极高的学术权威。多年来，我国诸多重大科技成果的诞生、自主创新的突破，往往活跃着院士们呕心沥血、攻坚克难的身影，他们为我国的整体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正因此，院士们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在许多公众眼中，院士不仅是智慧超群的科技精英，也应当是情操高尚的道德楷模。

　　此前，相关制度对于院士的管理和规范，总体而言较为宽松。以2014年出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行为规范》为例，有五章26条，且多为倡导性的条款，却甚少约束性的条款。换言之，旧版规范对于院士行为的管理，更多寄托于院士的自我约束，期望这一群体能自觉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伦理，并以此作为一切行为的参照。

　　应当说，这种偏重于自觉性的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能够当选为院士的人士，大多德高望重、兢兢业业，具有良好的业内口碑和社会声誉，其行为自律也因此具有坚实的基础。但也应当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个别院士未能彻底分清学术和商业的界限，频繁参加企业或机构组织的会议、活动、评审，发表与自身专业无关的言论，进而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出现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院士自带的光环和权威，使得这一群体常常成为各方争夺的社会稀缺资源，一些企业和机构热衷于“傍院士”“蹭头衔”，甚至形成了一股愈演愈烈的风气。比如，一些地方举办招商活动时，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请来与招商领域并不相干的院士为其站台，虽然当事院士的出场可能并非出于经济利益，而是面对请托盛情难却。但类似现象不仅消耗了院士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消费了院士本应自珍自爱的身份，难免影响院士正常的学术科研工作，甚至导致负面的社会评价。

　　在此情形下，原本主要依赖于意识自觉的院士行为管理制度，就有必要注入新的机制。其中的一大关键是以“做减法”的方式，划定院士行为的禁越“红线”，以督促院士更加明确应有的责任与义务，维护自身的社会形象和学术道德。事实上，这也正是新版规范增设“禁止行为”一章的初衷所在。这些针对现实问题的禁止性条款，有助于排除干扰院士工作的非学术性因素，进而净化科研的内外部环境，让学术归学术，守护住学术的尊严。

　　如果说，“做减法”的方式是明确院士行为“不该做什么”，那么，新版规范的另一个亮点是以“做加法”的方式，明确院士行为“应该做什么”。比如，新版规范明确要求：“在职院士要坚持在本人专业领域科研一线开展工作，用于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三分之二，深入基层和一线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要求不仅能促使院士的科研活动更加脚踏实地，更能激发院士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进而摆脱象牙塔的束缚，避免为学术而学术的误区，将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为技术发展、产业进步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再比如，新版规范还要求，院士“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参与一次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活动”。这一要求，同样体现了院士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正如有院士曾经指出：“院士做科普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大材大用’。”院士运用专业特长为公众答疑解惑，不仅更具权威性，更能有效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国家的创新发展奠定人才基础。可以说，新版规范大力推广院士从事社会科普活动，既契合国家发展的需求，也回应了社会大众的期待。

　　总之，新版规范通过加减法并用的制度改进，进一步厘清了院士的行为边界和履职准则，不仅体现了维护学术尊严的决心，也传递出践行社会责任的信号，这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声誉和影响力，意义深远。可以预期，通过新版规范的引导和约束，院士们当能更加珍惜自身形象，积极履行自身的责任与使命，进一步发挥学术领袖和道德楷模的作用，进而为科技强国、造福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