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民主是“浦江经验”的本质所在

　　“浦江经验”发端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9月18日赴金华市浦江县开展的下访接访活动。在习近平同志下访浦江之前，浦江信访部门就已经结合在宁德等地的学习交流，开始探索化被动为主动的机制，具体体现在信访接待日机制以及领导包案处理信访事项制度的建立。二十年来，浦江干部群众以习近平同志下访浦江时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围绕“领导下访”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践，推动了“浦江经验”的历史发展。“浦江经验”的产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关联，与浦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直接相关。浦江既有万年“上山文化”，即“远古中华第一村”，也有著名的“江南第一家”郑义门，良好的家风家教绵延数百年；“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有情有义”的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浦江的干部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塑造良好的干群关系，共同探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为“浦江经验”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政治基础、群众基础。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传统治国理政津津乐道于德治思想和德政文化，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内省与表率作用，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德治思想和德政文化最早源自西周时期的保民思想，这是后世民本思想的重要渊源。西周时期“惟德是辅”是当时的主要治国思想，此时的德包含敬天、克己和保民三个方面的内容。敬天延续了对天的敬畏，克己强调统治者的内在操守，保民则更注重对民的敬畏。历经此后的发展，民本思想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对“民命”的敬畏，由此形成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一系列民本思想。民本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民心。“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民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德政文化和民本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父母官”文化，要求作为“父母官”的基层官员需要运用道德权威和对子民的关切来解决他们身边的问题。民众在无法解决其问题时，对官员就会产生期待和依赖，而官员对于百姓的困难则理应予以救助，对其矛盾应予解决，要求官员体察民情、善解民意、力除民怨。当然，传统德政文化和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实现了根本性转向，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监督政府，民权彰显，“民本”思想逐步被“民主”和“法治”思想所替代，人民拥有了“信访”的主动权。人民民主的实践对党和政府提出了制度性要求，推动了领导下访的实施及有关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据《浦江风俗志》所载：“浦江县位于浙江省中部偏西，是一个半山区。全境以低山丘陵为主，浦阳江自西向东，贯流全境，经诸暨、萧山汇注钱塘。过去，由于四境山岭闭塞，蜀道艰难，浦、壶两水，又滩多流急，不通舟楫，抑且地无工矿珍奇之利，为商贾所不至，故居民悉力农务本，很少与外界接触往来，从而养成了勤劳节俭、艰苦朴素、淳厚质实的优良风尚。”陈亮有言：“浦江山邑，非宾客商贾所奔辏，民生其间，往往朴茂质实。”宋濂也道：“浦江于婺为山邑，人生其中，往往朴茂淳质，力农务本，耻于华言伪行。”据《浦江县志》所载：“浦江民风朴茂淳质，重孝友之训，崇兄弟之义，隆师生之道，尚朋友之谊，耻华言伪行。”以上记载都反映了浦江人淳朴厚道的特点。“浦江人自奉极廉，而招待宾客却十分热情有礼，从不吝啬。平时，左邻右舍，相遇时总笑脸相迎，如在本地碰到路过之熟人，亦必邀请其来家稍坐或吃便饭，决不擦肩而过，不理不睬。有客来家，特别是在本年内第一次前来者，必热情款待……客去，亦必款留，并亲送至门口或大路上，致礼话别。”浦江人乡土观念特别浓厚，亲友情谊甚深，一般均不轻易交友，既交之后，即终生不负，尚情义，重然诺，缓急相济，休戚与共。如在客地，一遇同乡，即使素昧平生，如彼有困难，大多能尽力帮助解决。旅居外地之本县籍人士尤十分关心家乡事务，以家乡之进步为己任，有许多公益善举都为旅外同乡所创办。厚朴踏实的浦江人不仅重家庭、重乡情，在性格方面也较为刚强。纵观浦江信访案例，可以发现村民多有举报村干、乡镇干部贪腐或其他违法违纪行为之事，浦江人有勇气把问题以信访等形式暴露出来，希望上级党委政府能够解决所遇不平不公之事；展示了浦江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展示了人民群众敢于创造历史的精神气概，有力推进各级党政干部走群众路线，解百姓之事。

　　

　　纵观党的发展史，正是因为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信访是党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信访工作，早在1921年，两名工人的来信促使毛泽东同志亲赴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曾设控告箱，允许公民控告贪污浪费腐化等行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处理过伤员要赴延安集体上访的事件；针对群众来信表达对上交公粮过多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并由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保障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普遍规定了人民有对各级政权检查、告发及随时建议之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群众来信来访，通过信访了解群众的情绪、想法和诉求。如针对当时大量工人和知识分子失业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政务院据此先后出台了《关于救济失业工人的指示》《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等规定，有力解决了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就业问题。至1951年5月16日，毛泽东同志作了“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的重要批示，提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随后，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贯彻这一批示精神，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并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对于人民的来信或要求见面谈话，均应热情接待，负责处理。”1957年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同志强调，要把人民来信来访看成“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花钱买不来的信息”，“要充分倾听他们的意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告》规定，要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重要来信来访，各级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处理信访问题时要保护好控告人。为了解决大量来信来访，及时解决群众诉求，中央和各省、地、县成立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有些地方基层成立县、社、队三级信访网。各级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主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对涉及部门多的问题，由上级或信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联合办案、协商处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走向急剧转型，加之同时期群众权利意识觉醒，信访洪峰显现。实践中，为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一方面尽力把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基层党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求主要领导要重视，让信访部门与领导重视结合起来做好信访工作。“浦江经验”对此作出了有效回应：“浦江经验”倡导的领导下访与党的群众路线紧密相关，传承并弘扬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1957年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信访不仅仅是领导机关同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还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这一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确立信访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发扬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信访本质上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方法，也是人民群众表达意见建议、参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监督政府的重要途径。“联系-表达”的沟通功能是信访的基本功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信访的沟通功能全面强化。沟通一方面是党和政府主动与人民群众联系；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发挥主人翁精神，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建议，参与公共事务，参与社会建设。浦江等地深化领导干部下访制度，在解民忧的同时，聚焦于了解民情与汇聚民智，进一步促进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其一，建立了领导下访吸纳民意、汇聚民智机制。2022年5月施行的《信访工作条例》明确信访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度，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主动听取群众的建议意见”。领导干部以下访方式来到群众身边，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群众能够直接向领导干部提出意见建议，党群的深度互动共同助力决策，实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人民民主在基层的高度融合。其二，领导下访是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信访作为直接民主的方式有利于弥补间接民主制发挥作用空间的不足，拓宽人民政治参与的路径。浦江领导干部以下访方式深入群众，以面对面的沟通加深了党群联系，有利于建立党群互信关系，从而规范了民意表达方式，让民意表达更为有序。其三，以领导下访促进信访成为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渠道。群众参与基层治理主要依托于基层自治组织。2021年4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强调：“在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浦江通过提升领导下访的谋篇布局功能，围绕地方发展战略，整合群众具体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先导型、提质型领导下访制度，形成“诉求-反应”的互动型民主，让民意实现更为通畅。

　　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指明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含义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方法，“浦江经验”中的解民忧通民意，是党群良性互动的生动体现，不仅有利于党的群众路线走深走实，更拓展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方式。总体而言，“浦江经验”是新时代党群互动的生动实践，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地方实践，对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余钊飞系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邱少晖系安庆师范大学六尺巷和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责任编辑：黄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