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加大对行贿犯罪惩治力度，彰显反腐新思维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了以反腐为议题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其中的最大亮点，乃是对行贿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诸如明确从重处罚的行贿情形、调整单位行贿罪刑罚档次等修法方案，无不传递出加大行贿罪追责力度的强烈信号，对于破解反腐实践中的瓶颈难题，意义深远。

　　贿赂犯罪行为主体以相互对向行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受贿罪、行贿罪则是不可偏废的耦合罪名，如何定罪量刑标示着一国刑法的反腐智慧和决心。从1979年刑法至1997年刑法，再到其后与反腐相关的数次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从早期的偏重受贿罪，不断向受贿、行贿一体处罚的方向转型，包括：行贿罪最高法定刑抬高至无期徒刑，引入对行贿罪的经济处罚，增设行贿犯罪类型，收紧从宽处罚条件，等等。可以说，伴随着反腐形势的不断变迁，我国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日趋严厉，反腐的制度设计日渐成熟。

　　同时也应看到，实践中同期判处的行贿案件与受贿案件数量相比严重失衡，行贿人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比例过高，对行贿惩处偏弱的问题仍然存在。考虑到一个受贿案件往往对应多名行贿者，受到刑事追责的行贿者比例应当更低。

　　行贿犯罪不仅侵蚀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而且攫取大量腐败收益，败坏社会风气，践踏社会公平，其危害决不容小觑。对行贿者的过度宽宥，等于降低了行贿的犯罪成本，而行贿行为的低风险、高收益，又势必助长行贿的侥幸心理，进一步诱发受贿犯罪。尤其是从不少行贿者的原始动机看，并非迫不得已的被动行贿，而是处心积虑的主动行贿，长年累月、不择手段对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公职人员展开“围猎”，不仅成为污染政治生态的一大祸患，也是当下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一大根源。

　　可见，只有双管齐下，外堵“围猎”，内防贪欲，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贿赂犯罪。党的十九大、二十大明确提出的“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体现的正是这一长远的反腐谋略。而此次刑法修正，正是践行这一反腐理念的关键立法行动。

　　比如，草案明确列举了从重处罚的六类行贿情形，其中就包括“多次行贿、向多人行贿的”，此类高频率、多对象的行贿行为，或以长线“投资”攻陷公权防线，或以多点腐蚀诱发腐败窝案，其恶劣程度、危害后果远超一般行贿行为。此外，在国家重要工作、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等情形，也被列入从重处罚之列，此类重要的公共领域和民生领域不仅有着极大的权力寻租空间，也是行贿者疯狂“围猎”的腐败高风险区。总之，草案借助频次、领域等要素，以精细化的立法方式，清晰划定了重点打击的行贿行为，可谓抓住了治理的要害，校准了严打的标靶。

　　再比如，草案将单位行贿罪的刑罚由一档调整为两档，法定最高刑由有期徒刑五年大幅抬高至有期徒刑十年，同样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现实中，由于个人行贿与单位行贿的法定刑相差悬殊，以单位之名行个人行贿之实的案例不在少数，以此逃避刑法的严厉制裁。草案对刑罚失衡状况的大力纠偏，无疑将大大压缩行贿者规避处罚的空间，堵住钻法律空子的企图。

　　显而易见，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经进一步完善出台后，将在法制层面解决惩治行贿失之于宽的突出矛盾，斩断“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链条，进而防止腐败利益共同体的固化，从根本上减少腐败的发生几率。而由此彰显的受贿、行贿并重追责的立场，不仅将引领未来的反腐司法实践，倒逼执法机关提升办案能力，也将扭转轻纵行贿的观念误区和心理土壤，塑造以行贿为耻、以公平为荣的廉洁文化和清正风尚。这，既是刑法在构建反腐制度进程中的应有价值，也是反腐大业走向纵深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