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国之大者” 开展“双百”宣讲

　　在刚刚结束的2023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以下简称“双百”）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上，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强调，2023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重要一年。深入开展“双百”活动，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推动“双百”活动守正创新、提质增效。

　　“双百”活动是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引领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重要平台，是中国法治宣传的一个重要品牌和一面鲜亮的旗帜，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实践助推作用。中组部、中宣部、中政委、教育部、司法部、中国法学会等部门积极主动，开展了大量工作。

　　那么，如何宣传和阐释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展好“双百”法治宣讲活动？关于内容设计，“双百”法治宣讲活动的讲师又有着怎样独到的看法和实践的感悟？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多次参加“双百”活动，主要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等主题进行宣讲。

　　他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冯玉军表示，在高校工作的法学理论研究者，负有双重职责和使命。

　　一是要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高校法治理论教学体系，进一步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要通过“双百”活动，帮助领导干部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科学依据，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充分发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伟力。既要讲出政治高度、学理深度，又要讲出实践广度和现场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长期以来，西方法学界塑造了一种将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看成是法治标配的“普世价值”。这种观点带有很大欺骗性。

　　建设法治中国，要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深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特征和优势，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同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两大奇迹”的取得，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也是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殷切期待。

　　冯玉军教授认为，我们要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深刻内涵，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积极建构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

　　在冯玉军看来，每一次宣讲活动都是一次社会调研，也是一次向基层和实践学习的宝贵机会。通过参加“双百”活动，更加增添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更加强化了作为学者应具备常学常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思想自觉和使命担当，既要仰望理论的天空，又要脚踏中国的实地。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翔表示，近年来，自己围绕着“2018年宪法修改解读”“推进合宪性审查，维护宪法权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宪治国”等主题，作了多场法治宣讲报告。

　　近年来，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现为众多鲜活的宪法实践。包括设立国家宪法日、实行宪法宣誓制度、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授予功勋模范人物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等等。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之后，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例如，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专门召开合宪性审查会议，就社会关切的宪法问题展开研究；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提出合宪性审查研究报告，对宪法关于计划生育规定的内涵作出阐述。在备案审查工作中，纠正了“超生就辞退”“交警查手机”“强制亲子鉴定”“同命不同价”等不适当的做法，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张翔教授表示，宪法宣传不应该是抽象的阐释甚至空洞的说教，而是要充分反映宪法的实际运行和现实作用。他在宪法宣讲中，大量运用这些鲜活的实践素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这些鲜活实践，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宪法的伟力，宪法更加深入人心。宪法实践的鲜活素材，让人们直观地认识到，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如果说，张翔教授的感悟侧重于鲜活实践的意义的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总编辑黄文艺的感悟则围绕着理论的突破和跃升。

　　近年来，黄文艺教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法治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解读”等主题，到有关中央部委和省、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宣讲。

　　黄文艺提出，只有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背后的学理原理道理提炼出来，才能让人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比如，在法律价值论上，我们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所阐述的法律价值原理提炼出来，深入揭示其对西方法治理论的突破和超越。

　　以秩序和正义这两个普遍性法律价值为例，习近平法治思想所主张和追求的秩序，就不只是西方法治意义上的稳定的、连续的、可预测的秩序，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秩序，即和谐的、团结的、富有活力的秩序。习近平法治思想所主张和追求的正义，也不只是西方法治意义上的程序公正、实体公正，而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复合型正义，即够得着、听得懂、看得见、感受到、更及时、能兑现的正义。

　　黄文艺表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众多重要的话语、命题、论述，不能只进行语录式摘录、碎片化罗列，而要进行逻辑化梳理、体系化构建，让人充分感受到其政治高度、理论深度、实践厚度。

　　比如，黄文艺教授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引导和激励全民守法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化梳理，概括出四个“坚决改变”，即坚决改变那种遇事找人找关系的现象，引导群众遇事找法；坚决改变那种有问题靠闹事来解决的现象，引导群众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坚决改变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使人不敢不愿不想违法；坚决改变好人难当、义举难行的现象，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正向效应。

　　黄文艺谈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在实践中产生、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科学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实践品格、实践要义。只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法治实践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历史性成就，才能充分揭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变革力。

　　从内在方面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引领下，我国法治建设战略发生历史性转变，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法治工作质效实现历史性跃升。

　　从外在方面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党和人民将法治贯穿于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各领域各方面，构建全方位、全覆盖、全链条的大法治格局，有力促进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有力保障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黄文艺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的重要讲话善于用古今中外的法治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启示人。这些法治故事涉及中外著名法治人物、法律文本、法律案例、法治事件、法学名著等，既富有理性之真、正义之善，又充满感性之美、灵性之力。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些典型事例、案例、法例，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真正入脑入心。

　　黄文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文章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格言迭出、金句频现。习近平总书记既善于运用古今中外的法治格言金句来讲透法治道理，又善于提炼出蕴含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法治格言金句来表述法治思想。这些格言金句，是对法治实践规律性认识的理论提炼和思想升华，必将因其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而流传于后世。我们要善于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引证和提炼的法治格言金句进行讲解，撞击心灵、叩开心扉，让习近平法治思想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封丽霞教授表示，参加“双百”活动，对于全国党校法学工作者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应尽的职责和担当。

　　自2001年在中央党校政法部参加工作以来，封丽霞参加过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到多个地方党委、政府和各政法单位组织的法治大讲堂演讲以及参与中联部对外法治宣传，粗略估计有数百次之多。

　　封丽霞教授表示，通过到全国各地进行法治宣讲，她更加深刻了解中国的法治国情，更加全面把握当前基层治理和法治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党政领导干部对于法治建设的真实评价。她也真切感受到中国法治建设这些年来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成就与进步。可以说，在法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成长离不开法治宣讲活动带来的启迪和收获。

　　封丽霞认为，一次成功的“双百”法治宣讲应努力实现宣讲内容的政治性、学术性、实践性与宣讲形式生动性、创新性的统一。

　　“双百”法治宣讲通常面对的是身处治国理政前沿的党政领导干部，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事业的“关键少数”。因此，宣讲活动既要讲出政治高度、学理深度，又要讲出实践广度和现场温度。

　　这就要求，法治宣讲首先必须把握坚定的政治立场，善于“用学术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说清楚、讲透彻，做到以史育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其次，法治宣讲必须扎根于现实中国，必须勇于直面重大热点问题，深入理解中国法治问题的特殊性、时代性以及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做到这一点，讲师必须“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把每一次宣讲活动都当作是一次宝贵的社会调研机会，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去了解法治一线的真实情况，虚心向基层学习、向实践学习。

　　封丽霞还认为，法治宣讲还应掌握必要的讲课艺术和教学方法，注重一些鲜活案例的引用和分析，注意语言生动与现场的交流互动，强化听众的代入感、参与感、互动感和共情心，从而有效增加法治宣讲的生动性、实效性、说服力和感染力。

　　无独有偶，关于和听众互动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谢鸿飞则认为，传播法治文化、培育法治意识是“双百”活动宣讲的重点。

　　谢鸿飞主要参与的是民法典等重要法律的宣讲。他认为，目前，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越来越复杂，很多法律规则都具有明显的专业性，需要经过长期的、专门的学习才能准确把握。“双百”活动宣讲的任务，不仅是普及法律知识或讲解法律规则，更是精准地传播法治精神、法治文化和法治理念。

　　但是，以空泛的口号和抽象的文字传播法治理念，效果很不理想。

　　谢鸿飞的体会是，可以结合法律谚语和案例，来直观呈现法治理念。如“法不禁止即自由”要求国家公权力不能任意介入市场交易和私人生活；“有权利便有救济”表明国家机关不能拒绝受害人寻求国家救济的请求。另外，通过讲解典型案例和生活中的法理，也能让法治理念更为鲜活。

　　谢鸿飞还表示，“双百”活动应该注重宣讲法治文化的中国元素和法律实施的难点。

　　他提出，“法治”是抽象的，它必然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实现。“法治”的具体实现，必然具有一定的国别色彩。法律作为利益的调节器，必然要权衡各方的利益，在各方之间形成动态的利益平衡。

　　谢鸿飞表示，时代不同，国别不同，法律规则权衡的因素也不可能相同。以民法典为例，民法典具有突出的中国元素。比如，它落实了农村土地领域的“三权分置”，创设了土地经营权。土地经营权制度既要通过促进土地流转来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增加农民收入，又要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避免土地集中损害农民利益。在宣讲民法典时，说明土地经营权规则隐含的中国元素，更能让听众真切理解民法典的规定。

　　此外，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说明法律实施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法治宣讲的重任。比如民法典最为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规范公权力，保障私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法典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全党要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要贯彻落实这一指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尊重民事权利。因此，在宣讲民法典时，说明行政机关必须遵循民法典执法是非常重要的。

　　谢鸿飞表示，“双百”宣讲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基层法治宣讲的力度，创新法治宣讲形式。

　　基层法治建设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利益关系复杂，解决不好容易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习惯了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亟需更新观念主动运用法治思维通过法治手段解决现实问题。

　　基层公职人员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决定了基层法治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法治的整体状况。建议“双百”活动对基层尤其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予以重点支持，推动“双百”活动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

　　在互联网时代，“双百”活动的形式除了法治讲座等传统线下方式以外，还可以充分运用网站、微博、微信、手机App等新型传播工具，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以使更多人有更多渠道接近“双百”活动，感受法治的力量。

　　今年的“双百”活动已经拉开帷幕，“双百”法治宣讲活动的讲师又将收获怎样思想的火花，得到怎样新的感触和体会，让我们拭目以待。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