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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真凶并未走远》连载之二十一
第十章 招供(下)
在这一版口供中，刀是李文浩事先买好带入杀人现场的，死者是在院子里被李文浩杀倒的，砍脖子、捅下身都是他在客厅里完成的。同时，他还指挥着李慧一道伪造了现场，并安排了李慧作伪证。这是李文浩罪行最严重、罪过最大的一版口供。这时的李文浩，每天都让自己的想象力恣意纵横，他就如同一个编剧，源源不断地向专案组提供着不同版本的案情经过。
对于李文浩的口供为什么总是变幻无常，警方也曾向他本人探究过原因：
时间：2006年3月6日22时10分至2006年3月7日19时10分
地点：10·2专案指定办案场所
侦查员姓名、单位：李晓强 朱平 10·2专案组
记录员：李晓强 单位：临汾市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李文浩
……
问：为什么要说谎？
答：一方面是事情已经出了，我想一人承担算了，不想把别人也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是供述中一部分真、一部分假，现在迷惑住你们，将来也给自己翻供创造条件。
问：凭你的水平能骗得了我们？说说你不想把谁牵扯进来本案？
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想把人家董昀牵扯进来，也想让李慧减轻责任。
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做的谁承担，这个道理不懂吗？
答：（点头。）
问：哪些方面说了假话？
答：一是刀子不是我事先准备的；二是不只我一人捅了马朝晖，李慧也捅了；三是案发后，李慧把董昀叫过来帮着处理现场；四是处理现场时换了鞋子，主要就这些。
与李文浩的口供相类似，李慧、董昀的口供也经历了类似的曲折和反复，但是，总体而言，三人的供述最后还是走向了一致，并且越来越和现场的物证相互吻合。第三次成立的专案组在这次审讯中体现了强大的突审能力，让一个几成悬案的案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人证、物证和口供，万事俱备，只欠移送审查起诉、法庭审判了。
但是，上述三人因何而招供，我无从当面求证。不过，在铁窗之外的自由天地，李文涛说他作为证人却遭遇到了暴力取证。
2013年12月，央视《法治在线》栏目来翼城采访马朝晖被杀案。在李文涛的父母家里，一家人痛哭失声，断断续续地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李文杰讲述了他们遭受逼供的经历。
前文已经叙述过，2003年10月2日案发当晚，李文浩和李慧是在李文浩的哥哥李文涛家吃的晚饭。李文涛曾当着我的面对天发誓，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李文浩和李慧是在他的两次催促下于10点半才离开他们家的。
李文涛说，那天吃完饭，李文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李文浩、李慧和妻子张永红则在闲聊。９点半时，李文涛说让李慧、李文浩赶紧回家，张永红却挽留了他俩。
到了10点半时，李文涛干脆不耐烦地站起来催他们：“时间不早了，都10点半了，你们走吧。”
李文涛说到10点半时，张永红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客厅东面低柜上的北极星石英钟。就这么，张永红这才和李文涛一道起身送客。
对于上述事实，10·2专案组表示了高度的怀疑，从2006年3月7日开始，专案组连续把李文涛传唤到翼城县的金都宾馆进行询问。
第一次询问他时，专案组首先对李文涛在9点半下了第一道逐客令之后李慧还“赖”着不走提出了质疑：“依李慧的身世、脾气，当你下了逐客令,她还能继续呆下去，这很不正常，你说呢，可能吗？”
据李文涛介绍，自此之后，专案组采用以24小时为一个单元、中间间隔一段时间的方法，连续传唤他到宾馆接受询问。这种情况一度持续了七八天。
在这期间，警察开始对他进行殴打，完全把他当成了“专政”对象。李文涛说，动手打他的民警主要是杨生庆和李晓强，他们一般都是用拳头击打他的头部或是扇耳光，李文涛只能愤怒地质问他们：“为啥打我？打我干啥呢？”
回答他的往往都是这样的训斥和谩骂：
“谁到你们家吃饭你都要看时间吗？”
“李慧那种人是要赶两次才赶得走的吗？”
有一次，李文涛挨打时还和杨生庆论过理：“杨处长，咋啦，你打我？你们可不能这样，咱们都是国家干部，是咋样就咋样嘛，可不能叫我胡说。”
杨生庆回答他说：“连你弟都说是9点半，怎么就你说是10点半？连李慧都说是9点半，怎么就你李文涛说是10点半？”
李文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他的这段遭遇时，我并没有完全深陷在对他的同情之中，相反，心底里倒是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知道，李文涛从1983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县城建局上班，到1999年，他已经开始担任县城建局房产管理所的副所长，作为长期在机关里工作的国家干部，他难道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我问他：“每次询问结束，他们不是会放你回家吗？你不会向律师咨询，或者自己去验伤吗？”
“咋验，谁给验啊？就算验了，人家公安会承认吗？人家说你在外面打架弄的呢。况且，追得紧的时候，我出来，专案组的人会跟着，我到家洗把脸、喝口水、吃口饭，人家又来了几个人，说：‘起吧。’去了金都宾馆203室按手印，填传唤通知书，又是一个24小时。”
“传唤证人一次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他们用这种连续传唤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变相对你实行拘禁，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你难道不知道？”
他叹叹气：“根本没想那么多，人家办案呢，我认为这就是人家的权力呢。”
即便是这样，从专案组的多次笔录中可以看到，倔强的李文涛把10点30分的说法从3月7日一直坚持到了3月25日，直到他在金都宾馆见过两个女人之后，他才第一次按专案组的意图改变了证词。
这天，杨生庆向他下了最后通牒：“你改不改？李翠仙、董昀的媳妇因为作伪证我们都给抓了。”
说着，杨生庆把房间的门打开，两个戴着头套的女人就站在门口。“你不改，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李文涛低头看见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空白的拘留证，只要填上名字他立即就要失去自由了。
接下来，杨生庆还提到了他的儿子李哲，若是李文涛还是固执己见，专案组将会传唤李哲来作证，而此时李哲上高三，正在准备6月6日的高考。
李文涛陷入痛苦之际，专案组的秦银平又像是出于好意来劝他说：“老李啊，你看现在，家不像个家，老婆因为作伪证在外潜逃，往下再把儿子卷进来，这可咋办啊？”
当晚，李文涛在金都宾馆亲笔书写了一份“事情经过”，这份证词的最后一段他专门向专案组解释了自己以前“说谎”的原因：
另外就是关于10点半的问题，虽然我对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多次劝说和反对，但他们仍有来往也是事实。当时我只怕此案与李文浩有关系，还有就是李慧让张永红把他们走的时间说成11点半，当时很怕此事与我弟有关，就把他们走的时间说成了10点半……到2004年办案人员问时，因为第一次已说成了10点半，也不敢再改过来，到接到李文浩2004年的逮捕证后，我更加害怕，因为当时知道李慧是伪证罪，而我弟是杀人罪，只怕他给人垫背，以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条件是决无法和人家比的，因此坚定地把时间说成10点半。
当2005年3月22日我看到翼城检察院和翼城公安局联合下发的通告后，认识到必须向办案人员说明情况，请领导对我的错误给予宽大处理。
对于李文浩的口供为什么总是变幻无常，警方也曾向他本人探究过原因：
时间：2006年3月6日22时10分至2006年3月7日19时10分
地点：10·2专案指定办案场所
侦查员姓名、单位：李晓强 朱平 10·2专案组
记录员：李晓强 单位：临汾市公安局
犯罪嫌疑人：李文浩
……
问：为什么要说谎？
答：一方面是事情已经出了，我想一人承担算了，不想把别人也牵扯进来；另一方面是供述中一部分真、一部分假，现在迷惑住你们，将来也给自己翻供创造条件。
问：凭你的水平能骗得了我们？说说你不想把谁牵扯进来本案？
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想把人家董昀牵扯进来，也想让李慧减轻责任。
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做的谁承担，这个道理不懂吗？
答：（点头。）
问：哪些方面说了假话？
答：一是刀子不是我事先准备的；二是不只我一人捅了马朝晖，李慧也捅了；三是案发后，李慧把董昀叫过来帮着处理现场；四是处理现场时换了鞋子，主要就这些。
与李文浩的口供相类似，李慧、董昀的口供也经历了类似的曲折和反复，但是，总体而言，三人的供述最后还是走向了一致，并且越来越和现场的物证相互吻合。第三次成立的专案组在这次审讯中体现了强大的突审能力，让一个几成悬案的案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人证、物证和口供，万事俱备，只欠移送审查起诉、法庭审判了。
但是，上述三人因何而招供，我无从当面求证。不过，在铁窗之外的自由天地，李文涛说他作为证人却遭遇到了暴力取证。
2013年12月，央视《法治在线》栏目来翼城采访马朝晖被杀案。在李文涛的父母家里，一家人痛哭失声，断断续续地向前来采访的记者李文杰讲述了他们遭受逼供的经历。
前文已经叙述过，2003年10月2日案发当晚，李文浩和李慧是在李文浩的哥哥李文涛家吃的晚饭。李文涛曾当着我的面对天发誓，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李文浩和李慧是在他的两次催促下于10点半才离开他们家的。
李文涛说，那天吃完饭，李文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李文浩、李慧和妻子张永红则在闲聊。９点半时，李文涛说让李慧、李文浩赶紧回家，张永红却挽留了他俩。
到了10点半时，李文涛干脆不耐烦地站起来催他们：“时间不早了，都10点半了，你们走吧。”
李文涛说到10点半时，张永红也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客厅东面低柜上的北极星石英钟。就这么，张永红这才和李文涛一道起身送客。
对于上述事实，10·2专案组表示了高度的怀疑，从2006年3月7日开始，专案组连续把李文涛传唤到翼城县的金都宾馆进行询问。
第一次询问他时，专案组首先对李文涛在9点半下了第一道逐客令之后李慧还“赖”着不走提出了质疑：“依李慧的身世、脾气，当你下了逐客令,她还能继续呆下去，这很不正常，你说呢，可能吗？”
据李文涛介绍，自此之后，专案组采用以24小时为一个单元、中间间隔一段时间的方法，连续传唤他到宾馆接受询问。这种情况一度持续了七八天。
在这期间，警察开始对他进行殴打，完全把他当成了“专政”对象。李文涛说，动手打他的民警主要是杨生庆和李晓强，他们一般都是用拳头击打他的头部或是扇耳光，李文涛只能愤怒地质问他们：“为啥打我？打我干啥呢？”
回答他的往往都是这样的训斥和谩骂：
“谁到你们家吃饭你都要看时间吗？”
“李慧那种人是要赶两次才赶得走的吗？”
有一次，李文涛挨打时还和杨生庆论过理：“杨处长，咋啦，你打我？你们可不能这样，咱们都是国家干部，是咋样就咋样嘛，可不能叫我胡说。”
杨生庆回答他说：“连你弟都说是9点半，怎么就你说是10点半？连李慧都说是9点半，怎么就你李文涛说是10点半？”
李文涛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起他的这段遭遇时，我并没有完全深陷在对他的同情之中，相反，心底里倒是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我知道，李文涛从1983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都在县城建局上班，到1999年，他已经开始担任县城建局房产管理所的副所长，作为长期在机关里工作的国家干部，他难道不会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吗？
我问他：“每次询问结束，他们不是会放你回家吗？你不会向律师咨询，或者自己去验伤吗？”
“咋验，谁给验啊？就算验了，人家公安会承认吗？人家说你在外面打架弄的呢。况且，追得紧的时候，我出来，专案组的人会跟着，我到家洗把脸、喝口水、吃口饭，人家又来了几个人，说：‘起吧。’去了金都宾馆203室按手印，填传唤通知书，又是一个24小时。”
“传唤证人一次最长时间不能超过12个小时，他们用这种连续传唤的方式实际上就是变相对你实行拘禁，这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你难道不知道？”
他叹叹气：“根本没想那么多，人家办案呢，我认为这就是人家的权力呢。”
即便是这样，从专案组的多次笔录中可以看到，倔强的李文涛把10点30分的说法从3月7日一直坚持到了3月25日，直到他在金都宾馆见过两个女人之后，他才第一次按专案组的意图改变了证词。
这天，杨生庆向他下了最后通牒：“你改不改？李翠仙、董昀的媳妇因为作伪证我们都给抓了。”
说着，杨生庆把房间的门打开，两个戴着头套的女人就站在门口。“你不改，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李文涛低头看见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空白的拘留证，只要填上名字他立即就要失去自由了。
接下来，杨生庆还提到了他的儿子李哲，若是李文涛还是固执己见，专案组将会传唤李哲来作证，而此时李哲上高三，正在准备6月6日的高考。
李文涛陷入痛苦之际，专案组的秦银平又像是出于好意来劝他说：“老李啊，你看现在，家不像个家，老婆因为作伪证在外潜逃，往下再把儿子卷进来，这可咋办啊？”
当晚，李文涛在金都宾馆亲笔书写了一份“事情经过”，这份证词的最后一段他专门向专案组解释了自己以前“说谎”的原因：
另外就是关于10点半的问题，虽然我对他们俩的这种关系多次劝说和反对，但他们仍有来往也是事实。当时我只怕此案与李文浩有关系，还有就是李慧让张永红把他们走的时间说成11点半，当时很怕此事与我弟有关，就把他们走的时间说成了10点半……到2004年办案人员问时，因为第一次已说成了10点半，也不敢再改过来，到接到李文浩2004年的逮捕证后，我更加害怕，因为当时知道李慧是伪证罪，而我弟是杀人罪，只怕他给人垫背，以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条件是决无法和人家比的，因此坚定地把时间说成10点半。
当2005年3月22日我看到翼城检察院和翼城公安局联合下发的通告后，认识到必须向办案人员说明情况，请领导对我的错误给予宽大处理。
李文涛
2006年3月25日
这份材料，李文涛趴在桌上像小学生写作文一样，写了两次才过关。回到家里，他展开皱巴巴的那份草稿，泪滴便吧嗒吧嗒地滴在了上面，他心里想：“这回当了‘叛徒’真是没办法啊，这份材料要是用上了，就是要我弟弟的命啊。”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