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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为什么要警惕“大义灭亲”
今年高考某语文试卷以“女儿举报老爸开车时违背交通法规乱接电话”的事例为作文话题，似乎颇有引导青年学子为这种“大义灭亲”之举点赞叫好的意味。不出所料，相关话题的确再度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热议，然而似乎叫好的不多。
如果倒退三十或五十年，人们几乎会在舆论的裹挟之下毫无保留地为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行为点赞。曾几何时，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到处充斥了这种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检举和揭发，什么“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啦，什么“家庭妇女王佩芳坚决检举特务丈夫”啦，什么“小红智斗亲爷爷”啦，花样百出，令人目不暇接。这种以阶级立场突破人伦底线、以斗争哲学扫荡家庭亲情的“政治正确”，曾经理直气壮地在街市上大肆招摇，让人每每思及便脊背发冷。
有人可能会说，“大义灭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错，揆诸历史，无论从词源还是历史的素材上，几千年来大义灭亲的“壮举”似乎代有绵延。但是您别忘了，传统里的“大义灭亲”从来都是孤绝独唱的道义立场，从来都不是任意伸缩的国家说教，所谓“大义”是被严格限缩和例外适用的，更何况还有“亲亲相隐”这种与之完全轩轾的道德法律原则折冲调和。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之下，“大义灭亲”的手伸得并不算长，除了针对叛国弑君等十恶不赦的大罪过，貌似并没有扩展到一般性违法甚或犯罪的领域，甚至在历朝历代的律典里，随意揭发控告应予“相隐”的亲属，还要被处以刑罚。
然而在那些疯狂的年月里，“大义灭亲”在斗争哲学和阶级话语的鼓荡中被赋予了无限的正当性，与之相对，“亲亲相隐”则被斥为封建糟粕丢进了故纸堆。
跨入开放年代的“改革叙事”之后，中国社会对于“阶级斗争挂帅”的岁月里肆行告密、毁坏伦常的种种作为并没有彻底的清算和反思。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如果我们意图建立一个温情有爱、诚信和谐的权利主导型公民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义灭亲”式说教的泛滥。
令人欣慰的是，“大义灭亲”的作文题出来之后，社会公众并没有盲目点赞叫好、拿香跟拜，而是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思的声音。这就对了，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尊重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尊重他们的独立的选择和判断，而不是动辄作道德或伦理的绑架，这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所应该具有的社会氛围。同时，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也代表我们的社会在逐步恢复民族的“良知记忆”。
当然，“大义灭亲”这一大义凛然的道德表彰并非一无是处，或者全无可取。即使在今天，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大紧急事态中，“大义灭亲”仍有其正当性。但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性情况，在一般的社会语境中，实不必对“大义灭亲”做过多的渲染，不应给公众造成任何鼓励告密或再次撕裂家庭与亲情的疑虑与困扰。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大义”，更不会要求其公民动辄“灭亲”了。所以，类似“女儿举报老爸”这样的无聊戏码还是少渲染一些吧，真的很无聊。如果在渲染时再加上一些道貌岸然的说教，那就更加无聊了。无聊加上无聊，不会负负得正，只会无聊加倍，让人心生厌恶、敬而远之，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带来反效果。
所以，习惯了说教和灌输的人们，以后再干这种事儿，麻烦出手之前稍微掂量掂量。马拉多纳夫斯基说过，只要人人少吹点道义的牛皮，我们的社会就会因真实而变得更加美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理学博士研究生）
如果倒退三十或五十年，人们几乎会在舆论的裹挟之下毫无保留地为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行为点赞。曾几何时，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到处充斥了这种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检举和揭发，什么“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啦，什么“家庭妇女王佩芳坚决检举特务丈夫”啦，什么“小红智斗亲爷爷”啦，花样百出，令人目不暇接。这种以阶级立场突破人伦底线、以斗争哲学扫荡家庭亲情的“政治正确”，曾经理直气壮地在街市上大肆招摇，让人每每思及便脊背发冷。
有人可能会说，“大义灭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错，揆诸历史，无论从词源还是历史的素材上，几千年来大义灭亲的“壮举”似乎代有绵延。但是您别忘了，传统里的“大义灭亲”从来都是孤绝独唱的道义立场，从来都不是任意伸缩的国家说教，所谓“大义”是被严格限缩和例外适用的，更何况还有“亲亲相隐”这种与之完全轩轾的道德法律原则折冲调和。在传统中国的语境之下，“大义灭亲”的手伸得并不算长，除了针对叛国弑君等十恶不赦的大罪过，貌似并没有扩展到一般性违法甚或犯罪的领域，甚至在历朝历代的律典里，随意揭发控告应予“相隐”的亲属，还要被处以刑罚。
然而在那些疯狂的年月里，“大义灭亲”在斗争哲学和阶级话语的鼓荡中被赋予了无限的正当性，与之相对，“亲亲相隐”则被斥为封建糟粕丢进了故纸堆。
跨入开放年代的“改革叙事”之后，中国社会对于“阶级斗争挂帅”的岁月里肆行告密、毁坏伦常的种种作为并没有彻底的清算和反思。然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如果我们意图建立一个温情有爱、诚信和谐的权利主导型公民社会，那么就不能放任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义灭亲”式说教的泛滥。
令人欣慰的是，“大义灭亲”的作文题出来之后，社会公众并没有盲目点赞叫好、拿香跟拜，而是出现了很多质疑和反思的声音。这就对了，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尊重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尊重他们的独立的选择和判断，而不是动辄作道德或伦理的绑架，这是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所应该具有的社会氛围。同时，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也代表我们的社会在逐步恢复民族的“良知记忆”。
当然，“大义灭亲”这一大义凛然的道德表彰并非一无是处，或者全无可取。即使在今天，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大紧急事态中，“大义灭亲”仍有其正当性。但除了一些有限的例外性情况，在一般的社会语境中，实不必对“大义灭亲”做过多的渲染，不应给公众造成任何鼓励告密或再次撕裂家庭与亲情的疑虑与困扰。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大义”，更不会要求其公民动辄“灭亲”了。所以，类似“女儿举报老爸”这样的无聊戏码还是少渲染一些吧，真的很无聊。如果在渲染时再加上一些道貌岸然的说教，那就更加无聊了。无聊加上无聊，不会负负得正，只会无聊加倍，让人心生厌恶、敬而远之，甚至还可能适得其反，带来反效果。
所以，习惯了说教和灌输的人们，以后再干这种事儿，麻烦出手之前稍微掂量掂量。马拉多纳夫斯基说过，只要人人少吹点道义的牛皮，我们的社会就会因真实而变得更加美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法理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