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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车管所考官为何“全军覆没”？
2015年4月5日，随着广东湛江史上最大驾考受贿案二审判决，湛江市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受贿224600元，获刑10年。据了解，在这起案件中，39名涉案考官主动上缴红包共计2100余万元。案件虽已审结，但反响仍然强烈。
“说实话，我真感觉里面有猫儿腻，要不然那么多报驾校考试的朋友，咋那么快约上考试，拿到驾照了呢？”李先生说，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自己恐怕一年也拿不到驾照，“再等等，如果还约不上，我就准备改报驾校了，虽然多花点钱，但能早点参加考试。”
后来，有驾友王先生告诉他，这得花钱，没钱教练是不会让你排上号的。这位驾友指导李先生说，送礼一般在每关200元左右，除了第一关理论考试不送礼外，从第二关开始，都是可以送礼的；第二关的倒库移库和小九项，一般给考官送300元左右，在车上送；后来车上安了监控，就把钱放在身份证下面递给考官；路考是第三关，一般送500元左右，是驾校代收，至于驾校送给考官多少就不清楚了。
李先生听呆了，他很佩服王先生敢跟他说出这种事，之前他也听说过，但没亲历过，王先生这一说，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排不上号了。他说，以前每次和教练预约失败都很失望、很生气，但向来都是自己生闷气，从不敢找车管所理论。“我驾照还没拿到手，真是不敢去‘造次’啊。”这次，他知道怎么做了，李先生说。
一名参加驾考的市民给纪委的举报信中称：在湛江考驾照，给考官“进贡”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金额多少、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他称：“这个类似于‘公关费’，但很难说一定是考官拿走了。有的是真的给考官了，有的可能是教练从中吃掉了。因为如果你考得不好，教练就把你的钱给考官。如果你考得好，不用给考官，教练就直接拿走了。有的最后没通过，教练就会把钱退给学员，告诉你考官不收。”
还有曾姓市民称，其曾于2011年在湛江参加驾照“大路考”，因被判不及格，曾在考官诱导下，向其塞过1000元“好处费”。
当时，同车考试的共有4名考生，轮到这名曾姓市民考试时，考官以其“未能及时避让车辆”为由，判定其不及格。
在曾姓市民求情之后，考官向其出示了考官证，并暗示，可以判定其考试及格，但其必须在该场考试结束后，向其“进贡”一些“好处费”。
走出考场的该市民找到所在驾校的教练，向其咨询后被告知，有必要立即按照该考官指示奉上“好处费”。
据这名教练称，能够如此操作，是因为从考试结束到结果公布，会有两三个小时的缓冲期，如果学员在缓冲期内向考官“进贡”，考官就有办法修改成绩。
“一场考试只有一个考官，考官说让你过，你就能过；说你不能过，你就过不了。”该教练说。
无奈之下，曾姓市民从银行取出1000元现金，托人交给上述考官。
还有市民称，不及格后才临时塞钱，其实是比较愚笨的，一般的做法是在考试前统一上缴“保险费”。
有多名市民称他们于不同时间在湛江考驾照，均被教练建议为每场考试缴100元、200元不等的“保险费”。
当时，同期参加考试的学员，在教练的劝说下，每人缴了500元“保险费”，当然如果驾校有熟人，则只需缴200元。这是一笔没有收据的交易。极低的透明度也给了教练从中克扣的空间。
据知情人士称，每场考试之前，教练一般会暗示学员缴300元到1000元不等的“保险费”，以顺利通过考试。而在1000元中，教练会留下200元，剩余的800元则用于打点驾考中心的考官们。
2013年年初，调查组对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实施“双规”，初步查实梁志雄受贿事实。随着梁志雄陆续供认及深入调查，车管所考官收取学员红包的“潜规则”浮出水面，40多名考官、个别所领导卷进这一利益链中。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大多数驾校学员都按“行规”缴了红包。基本模式是学员集中交钱给驾校教练，或由驾校直接收取学员600元或700元“考试费”，转交给考官。
随着案情不断深入，陆续有39名考官主动上缴收取的全部或部分红包，共计2100多万元，个别涉案考官甚至上缴了近百万元红包。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只要有考生上场，考官每天都有钱收。这些钱要么由教练直接放在考官车里，要么请考官吃饭时送上，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一名涉案考官在调查笔录中说：“反正每天都能收到，随收随用，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钱。”而这竟是大部分考官的情形。
担任考官有利可图，为获得更多监考机会，并在轮岗时留任，受贿考官又对时任市车管所所长梁志雄行贿，从而形成了一条学员——教练(领队或业务员或驾校)——考官——梁志雄的利益链。
该案一审认定梁志雄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224600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法院查明，2010年中秋至2011年中秋期间，吴某为让梁志雄安排其留任监考，分三次共送了25000元。其中，2010年中秋节前一天，吴某请梁志雄及其妻儿吃饭，饭后将1万元现金送给了梁。2011年春节前，吴某又请梁志雄及其妻儿吃饭，饭后当着梁的面将1万元现金交给其妻子。2011年中秋节前，吴某宴请梁志雄夫妇，饭后又送了5000元。每次吴某都会强调：“快到期轮岗了，请领导帮帮忙。”
行贿次数最多的要数戚某。二审法院审理时查明，2009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戚某为能多轮岗到高阳考场担任考官，先后16次共送给梁志雄17万元及价值4600元汽车导航仪一台。
梁志雄不服上诉，认为受贿金额认定过多，且其未为他人牟利，不构成受贿罪，若为受贿罪则量刑过重。
2015年4月5日，该案二审宣判，二审法院对梁志雄受贿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驳回梁志雄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由于该案是广东湛江史上最大驾考受贿案，涉案人数众多，且涉及部分时任车管所领导，涉案考官和涉案所领导全部调离岗位。
湛江车管所考官收受“红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业务员专门负责“沟通”驾校和车管所的关系；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转交给考官，教练或者考完试将钱放在考官的车内，或者一起吃饭时交给考官。
“只要是监考，就有钱拿。考一个学员几百元，一天能考十几个、二十个学员，算下来，一天就有几千元的灰色收入进账。”一办案人员说，“考官为争取多上考场，争相向梁志雄‘进贡’。从案情来看，凡是给梁志雄送过钱的，主考的学员人数也更多。”
考官的权力过大无疑也是原因之一。曾经有学员向分管驾校的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反映，考侧方停车时，一切正常，但结果却不合格；考官给出的理由是，靠边没有看后视镜。这名学员很委屈：“一般不就是用余光瞥一下?难道要我伸出头去盯着后视镜看?”
据湛江市纪委调查，考官和教练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比如考倒桩，教练如果能进入考场，拿着步话机指挥学员，什么时候打方向盘、什么时候踩刹车，几句指令就可以让学员顺利过关。这其中，教练是否被允许在场边甚至是跟车指导，就看与考官平常的“沟通”情况了。
“驾考合一”是全国通行模式，驾校还负责安排学员到车管所考试，并最终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而车管所把考试名额分配到驾校，再由驾校指派给学员。
湛江车管所目前将95%以上的考试名额分配给17所驾校，其余5%的考试名额留给转业军人等特殊群体。如何向车管所争取更多的名额，成为所有驾校的“命根子”。这是驾校疏通车管所、教练巴结考官的原动力。而争取驾校尽早安排考试、争取考官“通融放行”，则成为学员向教练和考官“进贡”的原动力。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驾校的官员坦言，教练本应围着训练场转，把心思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但却演变成了如今“围着考场转”的奇怪现象。
考试合格率是驾校竞相追逐的目标。作为社会化机构，驾校肯定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需要学员快进快出，通过考试合格率来对教练进行考核，使得教练千方百计拉拢考官。
湛江市纪委调查发现，收受“红包”都有明码标价：桩考科目100元，九选三科目小车200元、大车300元，路考科目300元。“潜规则”竟然成为“行业规范”!学员、教练和考官，均陷入了一种违规违纪“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当中，发人深思。
据知情人士称，驾校通过车管部门提高通过率一般有两种不正当途径，除了针对性贿赂考官的“个体打点”之外，有的驾校也通过定期向车管部门送好处的办法进行“集体打点”，其成本则通常包含在学费中。
这种“潜规则”，更危险的是掩盖了驾驶培训市场的混乱。
“学员交保险费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试时心里没有底。很多驾校的培训都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这与驾校的培训质量有很大关系，很多学校收了培训费后，关注的重点是尽快让学员毕业通过考试，并不在意培训质量。”据上述驾校人士称，通过率是驾校对外宣传的重要招牌，驾校通过率高就意味着驾校内部教练车运转的速度快，也就意味着生意多。
此外，很多教练其实不是驾校的正规雇员，而是挂靠在驾校名下。
“自己要办驾校很难。以前如果想申请机动车培训机构资质，在硬件和软件设施都达到交通部规定的条件外，还需要在城市交通管理局拿到许可证，再到工商局去登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车管所、城市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等机构盖公章。”某一线城市一名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些人及公司在申报培训资质无门的情况下，就找正规驾校挂靠，然后自己再“招兵买马”培训学员，以正规驾校的名义，安排学员参加交警部门组织的考试。
纪委办案人员发现，考官大多都有一种心态——“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单单查我?”即使是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也表示“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驾考腐败催生了“考驾照新规”，2015年3月下旬，公安部关于驾照自学直考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来无数关注。人们希望通过这次驾考改革，可以斩断驾校与考官间的利益链，能够消除“暗箱操作的雾霾”，还驾考艳阳天。
无奈：送完钱才能参加考试
李先生说他以前在农村经常开车，只是没有驾照，自从全家搬进了湛江市里，就决定办个驾照，他自2011年2月底报名体检后，就几乎天天与教练预约，可4个多月下来，只约到一个理论考试，每次教练都说名额已满，他只能自认倒霉。“说实话，我真感觉里面有猫儿腻，要不然那么多报驾校考试的朋友，咋那么快约上考试，拿到驾照了呢？”李先生说，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自己恐怕一年也拿不到驾照，“再等等，如果还约不上，我就准备改报驾校了，虽然多花点钱，但能早点参加考试。”
后来，有驾友王先生告诉他，这得花钱，没钱教练是不会让你排上号的。这位驾友指导李先生说，送礼一般在每关200元左右，除了第一关理论考试不送礼外，从第二关开始，都是可以送礼的；第二关的倒库移库和小九项，一般给考官送300元左右，在车上送；后来车上安了监控，就把钱放在身份证下面递给考官；路考是第三关，一般送500元左右，是驾校代收，至于驾校送给考官多少就不清楚了。
李先生听呆了，他很佩服王先生敢跟他说出这种事，之前他也听说过，但没亲历过，王先生这一说，他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排不上号了。他说，以前每次和教练预约失败都很失望、很生气，但向来都是自己生闷气，从不敢找车管所理论。“我驾照还没拿到手，真是不敢去‘造次’啊。”这次，他知道怎么做了，李先生说。
一名参加驾考的市民给纪委的举报信中称：在湛江考驾照，给考官“进贡”是很正常的事情，只不过金额多少、形式有所不同而已。他称：“这个类似于‘公关费’，但很难说一定是考官拿走了。有的是真的给考官了，有的可能是教练从中吃掉了。因为如果你考得不好，教练就把你的钱给考官。如果你考得好，不用给考官，教练就直接拿走了。有的最后没通过，教练就会把钱退给学员，告诉你考官不收。”
还有曾姓市民称，其曾于2011年在湛江参加驾照“大路考”，因被判不及格，曾在考官诱导下，向其塞过1000元“好处费”。
当时，同车考试的共有4名考生，轮到这名曾姓市民考试时，考官以其“未能及时避让车辆”为由，判定其不及格。
在曾姓市民求情之后，考官向其出示了考官证，并暗示，可以判定其考试及格，但其必须在该场考试结束后，向其“进贡”一些“好处费”。
走出考场的该市民找到所在驾校的教练，向其咨询后被告知，有必要立即按照该考官指示奉上“好处费”。
据这名教练称，能够如此操作，是因为从考试结束到结果公布，会有两三个小时的缓冲期，如果学员在缓冲期内向考官“进贡”，考官就有办法修改成绩。
“一场考试只有一个考官，考官说让你过，你就能过；说你不能过，你就过不了。”该教练说。
无奈之下，曾姓市民从银行取出1000元现金，托人交给上述考官。
还有市民称，不及格后才临时塞钱，其实是比较愚笨的，一般的做法是在考试前统一上缴“保险费”。
有多名市民称他们于不同时间在湛江考驾照，均被教练建议为每场考试缴100元、200元不等的“保险费”。
当时，同期参加考试的学员，在教练的劝说下，每人缴了500元“保险费”，当然如果驾校有熟人，则只需缴200元。这是一笔没有收据的交易。极低的透明度也给了教练从中克扣的空间。
据知情人士称，每场考试之前，教练一般会暗示学员缴300元到1000元不等的“保险费”，以顺利通过考试。而在1000元中，教练会留下200元，剩余的800元则用于打点驾考中心的考官们。
举报：考官每天都在收红包
2012年年初，湛江市纪委不断收到市民举报：“参加驾考时要缴红包给考官。”不久后，湛江市纪委和市公安局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2013年年初，调查组对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实施“双规”，初步查实梁志雄受贿事实。随着梁志雄陆续供认及深入调查，车管所考官收取学员红包的“潜规则”浮出水面，40多名考官、个别所领导卷进这一利益链中。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大多数驾校学员都按“行规”缴了红包。基本模式是学员集中交钱给驾校教练，或由驾校直接收取学员600元或700元“考试费”，转交给考官。
随着案情不断深入，陆续有39名考官主动上缴收取的全部或部分红包，共计2100多万元，个别涉案考官甚至上缴了近百万元红包。
办案人员调查发现，只要有考生上场，考官每天都有钱收。这些钱要么由教练直接放在考官车里，要么请考官吃饭时送上，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千元。一名涉案考官在调查笔录中说：“反正每天都能收到，随收随用，自己都记不清收了多少钱。”而这竟是大部分考官的情形。
担任考官有利可图，为获得更多监考机会，并在轮岗时留任，受贿考官又对时任市车管所所长梁志雄行贿，从而形成了一条学员——教练(领队或业务员或驾校)——考官——梁志雄的利益链。
该案一审认定梁志雄受贿款物折合人民币224600元，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法院查明，2010年中秋至2011年中秋期间，吴某为让梁志雄安排其留任监考，分三次共送了25000元。其中，2010年中秋节前一天，吴某请梁志雄及其妻儿吃饭，饭后将1万元现金送给了梁。2011年春节前，吴某又请梁志雄及其妻儿吃饭，饭后当着梁的面将1万元现金交给其妻子。2011年中秋节前，吴某宴请梁志雄夫妇，饭后又送了5000元。每次吴某都会强调：“快到期轮岗了，请领导帮帮忙。”
行贿次数最多的要数戚某。二审法院审理时查明，2009年至2012年春节期间，戚某为能多轮岗到高阳考场担任考官，先后16次共送给梁志雄17万元及价值4600元汽车导航仪一台。
梁志雄不服上诉，认为受贿金额认定过多，且其未为他人牟利，不构成受贿罪，若为受贿罪则量刑过重。
2015年4月5日，该案二审宣判，二审法院对梁志雄受贿相关事实进行了认定，驳回梁志雄上诉，维持原判。
据了解，由于该案是广东湛江史上最大驾考受贿案，涉案人数众多，且涉及部分时任车管所领导，涉案考官和涉案所领导全部调离岗位。
反思：车管所考官为何“全军覆没”
湛江车管所39名考官涉案，基本上考官无一幸免，值得深思。湛江车管所考官收受“红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驾校直接向学员收取额外费用，由业务员交给考官，业务员专门负责“沟通”驾校和车管所的关系；二是教练直接向学员收取，转交给考官，教练或者考完试将钱放在考官的车内，或者一起吃饭时交给考官。
“只要是监考，就有钱拿。考一个学员几百元，一天能考十几个、二十个学员，算下来，一天就有几千元的灰色收入进账。”一办案人员说，“考官为争取多上考场，争相向梁志雄‘进贡’。从案情来看，凡是给梁志雄送过钱的，主考的学员人数也更多。”
考官的权力过大无疑也是原因之一。曾经有学员向分管驾校的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反映，考侧方停车时，一切正常，但结果却不合格；考官给出的理由是，靠边没有看后视镜。这名学员很委屈：“一般不就是用余光瞥一下?难道要我伸出头去盯着后视镜看?”
据湛江市纪委调查，考官和教练之间也形成一种默契。比如考倒桩，教练如果能进入考场，拿着步话机指挥学员，什么时候打方向盘、什么时候踩刹车，几句指令就可以让学员顺利过关。这其中，教练是否被允许在场边甚至是跟车指导，就看与考官平常的“沟通”情况了。
“驾考合一”是全国通行模式，驾校还负责安排学员到车管所考试，并最终通过考试、取得驾驶证。而车管所把考试名额分配到驾校，再由驾校指派给学员。
湛江车管所目前将95%以上的考试名额分配给17所驾校，其余5%的考试名额留给转业军人等特殊群体。如何向车管所争取更多的名额，成为所有驾校的“命根子”。这是驾校疏通车管所、教练巴结考官的原动力。而争取驾校尽早安排考试、争取考官“通融放行”，则成为学员向教练和考官“进贡”的原动力。
湛江市交通运输局分管驾校的官员坦言，教练本应围着训练场转，把心思放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但却演变成了如今“围着考场转”的奇怪现象。
考试合格率是驾校竞相追逐的目标。作为社会化机构，驾校肯定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需要学员快进快出，通过考试合格率来对教练进行考核，使得教练千方百计拉拢考官。
湛江市纪委调查发现，收受“红包”都有明码标价：桩考科目100元，九选三科目小车200元、大车300元，路考科目300元。“潜规则”竟然成为“行业规范”!学员、教练和考官，均陷入了一种违规违纪“集体无意识”的怪圈当中，发人深思。
据知情人士称，驾校通过车管部门提高通过率一般有两种不正当途径，除了针对性贿赂考官的“个体打点”之外，有的驾校也通过定期向车管部门送好处的办法进行“集体打点”，其成本则通常包含在学费中。
这种“潜规则”，更危险的是掩盖了驾驶培训市场的混乱。
“学员交保险费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试时心里没有底。很多驾校的培训都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这与驾校的培训质量有很大关系，很多学校收了培训费后，关注的重点是尽快让学员毕业通过考试，并不在意培训质量。”据上述驾校人士称，通过率是驾校对外宣传的重要招牌，驾校通过率高就意味着驾校内部教练车运转的速度快，也就意味着生意多。
此外，很多教练其实不是驾校的正规雇员，而是挂靠在驾校名下。
“自己要办驾校很难。以前如果想申请机动车培训机构资质，在硬件和软件设施都达到交通部规定的条件外，还需要在城市交通管理局拿到许可证，再到工商局去登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车管所、城市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等机构盖公章。”某一线城市一名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些人及公司在申报培训资质无门的情况下，就找正规驾校挂靠，然后自己再“招兵买马”培训学员，以正规驾校的名义，安排学员参加交警部门组织的考试。
纪委办案人员发现，考官大多都有一种心态——“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单单查我?”即使是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也表示“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驾考腐败催生了“考驾照新规”，2015年3月下旬，公安部关于驾照自学直考的消息公布后，立即引来无数关注。人们希望通过这次驾考改革，可以斩断驾校与考官间的利益链，能够消除“暗箱操作的雾霾”，还驾考艳阳天。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