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电科加班风波”应成为促进劳动法治的契机

　　清明期间，一则“拒绝加班”的传闻冲上热搜。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一名中电科员工因清明节被强制安排加班怒怼上司，同事们纷纷力挺并提出辞职。一时间，舆论场上激起了几乎一边倒的共情和支持。然而，仅仅数日过后，警方就查明这只是一场骗局，其真相是涉案者因求职未果，伪造聊天记录实施报复。

　　貌似仗义执言的维权壮举，却反转成愚弄大众的黑色闹剧，令人五味杂陈。玷污大众情感的祸首必须受到惩处，无辜受伤的企业理应还其清誉，群情激荡的公众也须学会谨慎。但更需深思的是，谎言为何能迅速点燃舆论声浪、引发集体共鸣？不合法不合理的强制、过劳、无偿加班，就个案虽是虚假的故事，于现实却是普遍的真相，触中了无数人的不堪经历和情绪痛点。几年前，盛行于互联网行业的“996”工作制就曾成为众矢之的，直至引发全国两会的关注。此次不过是以荒诞的方式，重启了严肃的话题。

　　守护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决不能托付制造谎言的非正义手段，也不能指望徒具怨气的非理性吐槽，而是必须回归问题本身。包括此次风波在内的诸多劳动权益热点事件中，从普通民众到大小媒体纷纷发声的公共讨论，其价值不仅在于正视权益的困境，也在于挖掘深层的症结，更在于催动法治的进步。归根结底，公平、和谐的劳资关系，取决于企业合规、劳工维权、工会尽职、执法监管、司法救济等多维努力，其实质均源于法治的约束或支持，依托于法治的完善和落实。

　　比如在执法监管层面，劳动监察的功能在于以政府的公权力，介入力量不对等的劳资关系，及时干预各种侵权行为。然而，由于有限的执法力量难以匹配庞大的劳动市场、“重资本轻劳动”的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等因素，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普遍遭遇能力不足、有法难依等困境。以加班问题为例，逾越法律红线的用人单位不在少数，却罕有查处的案例。同样，对于不签劳动合同、欠薪、欠缴社保费用等高发的劳动侵权现象，不能仅仅仰仗五一劳动节、岁末年初等时段的突击督查，而是应当充实执法力量、加大执法频率，塑造更具主动性、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以实现执法模式由事后“救火”变为源头控制的根本转型。

　　更应看到，当下劳动执法的诸多困局，很大程度源自劳动立法的不尽完善。仍以劳动监察为例，其主要执法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立法位级仅为行政法规。执法手段则局限在偏软的检查、调查，并未获得刚性的强制措施。对于侵权行为的处罚，也止步于警告、责令限期改正、罚款，过低的违法成本直接拖累了执法效力。再以工时制度为例，尽管劳动法等立法已有所规定，但基于传统工厂模式的标准工时，已难以适应新兴行业差异化的工作节奏，特殊、弹性工时制度的缺失，常常导致加班合法性的甄别进退失据，成为执法难的一大缘由。

　　这种滞后与盲区并存的局面，正是当下劳动立法的困窘所在。一方面，自1992年工会法、1994年劳动法诞生以来，尽管我国劳动立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一些重要的劳动法律或仍属空白、或经年未修，大量劳动议题只能依赖部门规章、地方立法甚至红头文件，这就难免存在体系性、权威性不足等弊端。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的日趋复杂和变动，进一步放大了劳动立法的欠缺。比如，随着平台用工等新就业形态的兴起，共享用工、远程办公等新工作模式的涌现，以传统劳动关系和工作模型为基础的劳动立法已难以应对，制度供应不足的矛盾极为突出；再比如，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不仅加剧了劳资双方的强弱失衡，也掣肘了高标准保护劳动权益的立法理想，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屡屡面临调整压力。

　　然而，这样的现实挑战，也是倒逼立法变革的动力。这就要求未来的劳动立法立足中国国情，回应时代变迁，坚守价值立场，平衡利益冲突，加速更新升级的进程。除了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等法律及时作出修法改造，还需创制新法、填补短板，其优先立法项目包括：制定劳动基准法，设定劳动者的权益底线；制定职工民主管理法、集体合同法，提升劳动者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制定劳动监察法，强化劳动执法的力度，等等。在修立并举的基础上，最终完成劳动法典的编纂，构建起稳定、成熟的劳动立法体系。

　　沸沸扬扬的“中电科加班风波”，不应止于澄清真相，而是应当跟进更为深入的反思。每一次劳资冲突激起的争议，也不应止于舆情的喧哗，而是应当成为促进劳动法治的契机。因为唯有法治的力量，才能为劳动维权提供可靠的底气，也才能为劳资共赢培植公正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