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我们还需要哪些“大招”？

　　众所周知，人口问题事关民族的兴盛、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命运与未来，是一个国家最为全局性的战略问题。

　　现阶段，我国的人口形势已十分严峻：一方面，不仅人口红利已逐渐消失，而且人口出生率低和老龄化困境也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总量即将达到峰值，随后出现快速下降的危机。

　　从全国第七次普查数据来看，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逝，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断上升，人口质量红利不断凸显，我国已经逐渐向现代人口进程转变，进入现代人口增长阶段。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加剧等问题突出，我国“人口数量红利”优势不再，人口红利衰退对我国经济发展将会产生负面效应。有学者推算，中国将在2025年～2030年迎来人口负增长。中国社会持续的低生育率，以及与低生育率相伴而生的人口快速老龄化等，无疑将成为牵涉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强大阻力。

　　从客观形式出发，专门从事人口学和性别、婚姻家庭研究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介绍，2022年我国开启了内生性的人口负增长的新常态，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生育率跌入低生育陷阱；同时，中国已步入中度老龄社会，且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会有2000万人口步入60岁。

　　谈到生育率持续下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哪些重大影响，她直言生育率下降的最直接后果，是劳动力供给能力下滑，也可能弱化创新活力与潜力，由此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抑制作用。“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劳动力，二是技术进步，二者密切相关，均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

　　对劳动力的影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80后”“90后”“00后”人口呈递减趋势，即“90后”为1.88亿，比“80后”少约3100万，而“00后”为1.47亿，比“90后”少4100万（受密集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10后”为1.73亿人，比“00后”增加1000多万人）。根据当前趋势，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2022年至2025年间，我国劳动人口中的20～34岁青年劳动力将会以每年至少1100万人的速度减少。在如此具大的劳动力降幅下，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量必然出现严重下降。

　　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年轻劳动力占比下降，社会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进步速度日渐缓慢，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从而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在劳动力问题上，可能一些人会提出延迟退休政策下，老年劳动力亦是一定的生产力。但不得不承认，在一般意义上，青年劳动力作为社会创新的主力军，其数量的急剧减少会降低创新人才总量，从而弱化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技不断进步，如果缺乏年轻劳动力，则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制约。

　　同时，杨菊华表示，充足的劳动力，意味着庞大且稳定的消费市场，同样也是推动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因素；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打破了过去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惯性。

　　这一观点不难理解，社会消费能力降低，影响消费结构升级，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于青年人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属于社会消费的主力军，因此青年人的减少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消费能力的下降。与此同时，低生育率还伴随着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儿童与青少年用品、妇幼医疗以及未来的教育等等。

　　另外，记者也发现，生育率下降一定程度上会增大社会养老压力。当前的低人口出生率实际上意味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专门为老年人服务的劳动力增加，其中，一部分劳动力可能就职于相关的老年产业，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则需要在家里、医院等一些场所来照顾这些老人，尤其是一些失能或病重的老人特别需要年轻人的照料和护理。从这一角度分析，低生育率在长期内会使得能够从事生产性经济活动的劳动供给减少，进而降低经济增长。

　　不过在杨菊华看来，低生育率并非完全不利于经济发展。她指出：“也要看到，在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同时，人力资本得到巨大改善，城镇化得到巨大发展，人口向城镇聚集，城市成为更大的创新基地。而且，产业结构也在加快转型升级，而这些又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要素。比如，可以通过‘以质量补数量’‘以空间补时间’‘以机器手补人手’‘以人脑补效率’的思路，通过人力资本红利、城镇化红利，来补充人口红利的不足。”

　　因此，她认为，在数字技术时代，需要淡化以人口数量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旧思路；积极、充分利用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人手的替补效应，激发人脑和智慧的作用，带来的工作效率提升，充足劳动力带来的工作数量提升，是拉动一国经济稳定、持久发展的左膀右臂。

　　“当然，值得关注的是，人口总量的减少是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同步的，如何从经济上、日常生活照护上、社会参与方面保证老年人的福祉，值得进一步思考。”她说。

　　毫无疑问，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关键性的因素。人口数量的锐减将危及国家的竞争力。对于中国来说，低生育率所蕴含的伦理危机的强度等级将更大。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社会结构的断裂、经济发展动力的不足和伦理精神的萎靡，都将对国家产生无以复加的沉重打击。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持续低迷的生育率无疑是挥之不去的梦魇。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入，这种深刻矛盾所带来的伦理危机及影响无疑是沉重而深远的。所以，当生育率出现低迷时，通常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会积极进行相关理论研究、政策实践等，竭力遏制这一趋势。

　　当前中国社会的低生育率现象，如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所言：“是症候，而不是病源。”

　　在我们安抚、鼓励当代年轻人优生优育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提高生育率离不开正确的人口观，在树立正确价值引导、重建国人的家庭观和生育观的同时，国家政府更应该认识到生育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的事务，更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生育问题上树起家国之担当。

　　鉴于低生育意愿成为影响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潜在风险，杨菊华表示需要利用好新技术和积极的生育支持政策予以有效应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她认为：“这是党和政府面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做出的重要制度调整与安排。”

　　如何化解“生育焦虑”、从根本上解决低生育率问题？她表示，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到两个问题：第一，谁对低生育率产生了焦虑？第二，究竟希望把生育率提高到什么水平？

　　“在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生育率很难甚至不可能恢复到三孩甚至两孩以上。当前，人们的子女数量意愿低于两孩，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会更低；即便良好的生育支持体系将会建成，也只能对想生但不敢生的人群起作用；而对根本上就不想生的人，其作用可能很小。当然，如果在制度设计层面实现‘家国共育’，即育儿成本能够实现家庭、国家、企业等多元共担，如果劳动力市场能真正做到性别平等——在就业门槛、职业发展、酬薪待遇等方面，不对女性或母亲进行区别性对待，两性都能平等实现纵向社会流动，如果私人领域在包括育儿在内的家庭事务方面能做到夫妻共担，或许有助于扭转低婚育意愿。”不过她也表示，政策的目标是要给个体和家庭更多的选择权，而不是从工具性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制度设计。

　　不错，“焦虑”虽然是一种心理因素，是主观表象，但这种看似是主观的问题，实际上还要从客观因素“下手”去对症下药。在杨菊华看来，对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激励上，除了要对他们从社交媒体角度进行情绪疏解和正确引导以外，也需要有直观有效的政策引导。

　　首先，在帮助家庭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上，可以完善生育保护假期设置，减轻年轻家庭在职业工作追求的同时还需照护小孩的压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后，国家设置了生育奖励假，职业女性的产假增长到128天，陪产假在我国约有7到30天的假期，但国家层面尚未明确统一规定陪产假、育儿假、家庭照料假等假期的详尽细则。另外，针对目前的情况，我国的生育保护假期设置应该酌情增设陪产假、育儿假以提高我国生育水平。

　　“可以完善相关生育保险，从经济、物质或者医疗等方面，帮助那些在怀孕和分挽时暂时丧失劳动能力的年轻职业女性或家庭。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只对少数职业女性提供帮助，覆盖面窄。有学者建议，可以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尤其可以考虑未就业的年轻女性群体，如果她们能通过参保来享受生育医疗、保健待遇及获取合理补贴，便可以减轻生育所带来的的相关压力。”杨菊华说。

　　其次，在制定并落实生育支持政策上，创造性别平等环境，消除女性在工作单位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要求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保障各类人群的生育相关权益，现有休假政策、照护服务、就业保护政策等都是建立在规范用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应实施相应的生育配套措施，使流动人口、自由择业者等群体具有良好的生育环境；鼓励探索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建立多层次多供给主体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专业化、多样化的普惠性托育服务。

　　还有，在营造生育友好型或儿童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上，引导媒体、公众对婚恋、育儿等话题进行正确、合理、全面的发声和讨论，营造婚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减轻年轻人的婚育焦虑和心理压力；继续坚持落实“双减”政策，使学科内教育回归学校，真正做到减轻家长辅导孩子功课的负担，降低家长为孩子报送校外辅导的经济、时间成本；提高职业教育的声望，通过政策引导使整个社会重视技能人才，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

　　

　　不得不承认，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腰包鼓了，但是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也在飞速上涨。与此同时，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新媒体快速传播生育焦虑等也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

　　毫无疑问，生育既是家事，更是国事；既受家庭内部影响左右，也受社会外部影响制约。有学者表示，它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不过相信大家不会否认：在这一问题上，尤其需要彰显国家和政府的担当。

　　近两年，不论是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间，还是人口学、社会学等领域相关学者内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呼声愈发强烈，在他们看来，这才能表达出最有力、最实在、最有效的生育友好态度。

　　什么是生育友好型社会？有人说，在这样的社会中，生育的尊严和价值会得到普遍尊重，生育权利和生态得到强力保护，超低生育水平得到有效扭转，人口少子化态势得到有力遏制；有人说，在这样的社会中，需要充分肯定和赞赏个体的生育行为，并且为生育提供强大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支持。

　　最早一批提出“生育友好”概念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此前发文对生育友好路径选择进行了梳理，认为应该至少包括“生育的政策友好”“生育的文化友好”“生育的制度友好”三个层次。

　　他认为，政策上，拓宽生育的选择空间，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尊重生育决策的自主性和生育状况的多样性，既不强制多生也不惩罚少生，突出生育的多元性；文化上，宣传适度生育、优化生育的价值和理念，遏制独生子女和丁克文化的固化、深化和蔓延；制度上，国家要以立法形式承担福利性生育责任，拿出真金白银从生命全过程对生育多子女家庭进行必要的关怀，社会保障须体现对生育、孩子、家庭、女性、老年群体的友好，国家和政府要分担家庭、夫妇和个人的养老负担。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就“减轻育龄妇女生育压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议发声。她表示，育龄妇女是生育主力，减轻育龄妇女生育压力、构建生育友好环境，成为三孩政策出台后各地着力的重点。

　　为了减轻职场女性的“四个担心”（招聘时被歧视、灵活就业人群无法享受生育保险、无法兼顾赚钱养家与教养孩子、怀孕期间被不公平对待），她建议，要建立政府与企业共担生育成本的机制，培育与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社会责任相适应的氛围，既体现企业对女职工特别的保护和关怀，同时也是企业吸引优秀人才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奉贤区副区长张娣芳从减轻育龄青年生育压力出发，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出台推动家庭托育点建设发展的相关政策和规范性文件，为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庭托育点建设提供政策依据和基本参考。比如，给予政府补贴、减少税费、提供场地、专业培训和进行奖励等。同时还建议将家庭托育服务纳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专业体系。

　　同样从社会共担生育责任角度出发，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移植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爽建议，分年龄段针对性地解决托育难题。0～1岁托育以家庭为主，支持政策可包括延长女性产假、增加男性护理假、调整休假期间工资等；1～2岁托育由家庭、政府、社会共同承担，支持政策可包括临时育儿假、育儿津贴等；2～6岁托育服务为政府负责的基本公共服务，可将部分公立幼儿园扩容为托幼一体。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区、各级妇幼保健院参与托育服务构建，对社会力量举办的托幼机构给予土地、资金、税收、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在收费标准上做适当限制。

　　2022年，国务院决定，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据说消息一出，仅一天时间就有超过100万纳税人完成了该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探索，有利于减轻家庭抚养子女负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

　　今后一段时间，有理由相信“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更多细节规划内容还会不断被提出，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管是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的推出颁布，还是文化舆论、社会环境的形成塑造，都需要因时因地制宜、逐步推进，力求找到个人、家庭、用人单位和国家的“最大公约数”，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让愿意生的适龄人群“生得起”更“养得好”。

　　总而言之，提高生育率问题上，我们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政策刺激上，调整生育政策，明确国家责任意志；价值引导上，扭转功利主义，加强婚姻家庭教育；制度改革上，取缔过度教育，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宏观治理上，强化网络管理，传播优质文化价值观。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