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85万！

　　这是有着14.1亿人口的中国在2022年的人口增量。

　　1月17日，备受关注的2022年人口主要数据出炉。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是自1962年以来我国人口首次负增长，人口的警钟已无法忽略。

　　人口生育率为何如此低迷？为了破解这道难题，半个世纪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从1980年“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出台，到“单独两孩”政策启动，从2015年“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到2021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子女”。地方政府也纷纷放出“大招”：生娃发钱、两（三）孩高考加分、带薪产假、购房优惠……但生育率始终在低位徘徊，难有起色。

　　到底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对于年轻人来说，生还是不生已经不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社会缘由。

　　有关专家表示，必须尽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解决与生育直接密切相关的“生不了、养不起、没人带”等问题，才有望跨越“低生育率陷阱”，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的禀赋优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新生儿数量已经跌破1000万大关，全年人口出生数量为956万，人口出生率仅为6.77‰，这已经是第三年跌破10‰了。随着“单独两孩”到“全面两孩”再到“三孩生育政策”出台，为缓解人口连年下降的态势，生育限制逐步放松，国家鼓励生育的信号已经非常明显。

　　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曾针对生育意愿降低原因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我国“9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1.66个，比“80后”降低10%，打算生育两孩及以上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生育限制放开后，为了鼓励生育，各地相继出台了“生育津贴”“延长产假”等“生育友好”政策，但生育率和女性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

　　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可能预示着未来生育率会持续走低。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呢？

　　

　　变老，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人生问题，“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过去，怕自己晚年生活衣食无着、没有保障，多生几个孩子，可能成了最佳的“兜底”选择。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和社会保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养儿未必防老”的反思逐渐清晰，把筹码压在“孩子”身上，已经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养儿防老”也渐渐变得不再是主流观点，中国人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据了解，在过去十年间，中国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包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2009年和2011年，先后启动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已于2014年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显著提高。

　　过去，养老就医是悬在农村老人头上的一把利剑。而如今，我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达10.4亿，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而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2021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孩生育态度及政策需求调研”，调研结果显示，80.2%的被调查者不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同比例只有19.8%。说明了绝大部分新生代父母，已经不把“养儿防老”作为生育的主要动机了，“情感慰藉”“增进夫妻关系”等生育动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也意味着我国传统的生育观已被彻底动摇。

　　生养孩子的收获排在前三位的是陪伴孩子健康成长（78.9%）、促进家庭美满（57.7%）和促进自我完善（44.2%），这组数据与20年前《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大相径庭。当时有35%的被访者选择以“传宗接代”为生育目的。

　　可见新生代父母并不打算依靠孩子提供养老保障，对孩子这方面的依赖，在逐渐消失。同时，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纵观全社会，社会养老机构和模式逐渐多元，提供给老人更丰富和安全的老年生活和老年陪护，弥补了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也在逐渐弱化，导致生育行为和养老逐渐脱钩。

　　一份2021年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龄金融分会等发布的《中国城市养老服务需求报告》显示：这届老人养老观念更加积极，养老选择多元化；老人养老靠自己，除了稳定的退休金，60岁及以上群体还有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和房子等不动产收益作为养老金来源，不靠子女也有能力追求更有品质的老年生活。值得关注的是，九成“80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养老规划，开始理财、投资，为养老做准备。

　　在北京工作的“85后”男生小宇，从2019年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养老计划。他在父母的支持下，贷款购买了房产，除了还贷款和日常花销，还为自己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开始理财投资，为养老储值。“我从前几年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不婚不育，所以开始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做准备。”小宇表示，“等我们老了，我并不担心会出现老无所依的情况。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情况相似，大家都在为以后做准备，进行一些经济上的规划，我们甚至相约以后一起去宜居的小城市买栋大房子，住在一起，彼此关照。再老一些，可以把房子卖掉，一起住进养老院。”有小宇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随着生活理念、价值取向的变化，更多的“80后”“90后”，不再害怕变老，养老在他们看来，更关注的是“养”而非“老”，甚至有人想要赶紧赚够钱，40岁就退休，过上养老生活。新型的养老方式层出不穷，“抱团养老”“社区养老”“兴趣养老”等宣传随处可见。

　　“养儿防老”的观念彻底被打破，人们对孩子的依赖度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自然受到了抑制。

　　

　　传统观念中，女性最大的价值就是在家中照顾丈夫、家庭和教育孩子。而现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婚育观转变，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性别平等的意识增强。而女性工作机会、收入的大幅提高，是她们能够自己选择何时结婚、何时生孩子，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也越来越强。

　　女性作为生育行为的承担主体，她们的生育意愿，直接决定着生育率的高低。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且逐年呈现下降趋势。

　　生育率下降，往往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脱不了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研究显示，教育水平提高是近年来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因素。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孩子的比例就会越小。受教育程度提升，会使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市场劳动。靠自己的努力，选择最优的生活方式。

　　高敏从一所211高校毕业后，在一家知名外企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她需要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对客户有求必应。她向记者表示，虽然已经过了30岁，但她目前没有结婚生孩子的打算。她坦言，最大的安全感来自自己的工作。她想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发展事业上，这份工作收入让她在经济上独立，可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而且，她享受工作带给自己的成就感，她并不认同一个女人有家庭孩子才算完整。对她来说，工作更能实现自我价值。况且，自己过了30岁，所面对的就业竞争压力，不容她做任何一个高风险的选择。

　　因为生育问题，女性在人才市场上不受待见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招聘网站上，赫然挂着：“要求：女，25～30岁（未婚，两年内没有结婚计划）”的信息比比皆是。职场女性因为怀孕被迫离职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从没停止过。河南郑州许女士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公司在这个时候以“编外人员没有产假”为由劝退。

　　提到女性生育困境，近几年流行一个词叫做“母职惩罚”。“在就业方面，很多人在研究中，把女性的生育和养育等相关角色带来的负面效应叫做‘母职惩罚’，这很形象地说明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比如女性在就业、晋升等方面遭遇的隐性歧视等。”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陆杰华说，“母职惩罚”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一直存在。

　　用人单位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雇用女性，主要原因在于女性在工作期间涉及生育和照顾家庭问题，会分散工作精力，降低工作效率，增加企业用人成本。而且，女性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工资等费用仍需企业承担，对于企业来说，认为会增加负担。这就造成了很多企业不愿意雇用女性，或造成女性休产假时面临收入降低、职业中断的可能，给女性的平等就业造成损伤。

　　吴老师在一所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她博士毕业后，按部就班结婚生子，现在女儿已经五岁了。跟大部分女性相比，吴老师的处境是很乐观的，她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孩子。“做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像别的工作时效性那么强，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完成。所以我从怀孕后，就减少了工作量。生产之后，女儿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我亲自带，我时间自由，且经常可以在家办公。每天看着孩子，我很开心。”其实对女性来说，所有的选择都是一种取舍，尤其是在生育这件事上。“就是因为最近几年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做学术研究，导致了目前我已经跟同期进研究所的男同事差出一大截，没有很像样的研究成果。”吴老师说起来显得有点可惜，“其实在生孩子之前，我在筹划出一本书，但这几年也拿不出整块的时间，目前搁置了。女性做学术的黄金时期，其实就十年，再往后，精力就有点跟不上了，而我因为生孩子，完美错过。”吴老师坦言，生孩子虽然是她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但因为生育，让她牺牲了一部分自己。

　　很多职场女性都与吴老师一样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事业上升期和女性最佳生育时间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被问到会不会生二胎的时候，吴老师果断地说：“坚决不考虑了。”

　　然而，持续放开生育、出台延长产假的相关规定，其实对职业女性来说十分不利，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她们可能不会选择多生孩子。

　　

　　2017年的一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报告中显示，关于育龄妇女不打算生育的原因中，首要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占比高达58.9%，其次是“没人带小孩”、占27.0%，第三位是“养育孩子太费心”、占26.6%。

　　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组成的专家团队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估算，全国家庭0至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而上海则以102.6万元位居全国第一，北京以96.9万元紧随其后。作一个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就是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在中国，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已经占了家庭支出的极大比重。

　　除了高房价这个重担，中国家长为孩子升学所花的钱和精力投入也几乎是世界最高的。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得家长们的教育压力极大。“狼爸虎妈”“全民鸡娃”，有的中国家长把教育视为实现自我价值、改变社会地位的工具。一些新一代家长们光是在职场“内卷”还不够，将这种风气带到了孩子的教育培养中，不甘孩子落于人后。据统计，中国学生的补课和学习时间是全球最高的。而这些教育，都需要金钱的投入，学区房、补习班、兴趣班、游学……这种精养模式下，孩子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

　　“我觉得只要有了第一个孩子，就一定要有第二个。”小陈接受采访时说。为了让一胎有个陪伴，在两孩政策放开后，小陈和妻子立马要了二胎。小陈在金融行业上班，妻子是一名钢琴老师。老大在上小学前，他们住在朝阳区的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了让孩子们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小陈卖掉了朝阳的房子，又背上了近200万元贷款勉强在海淀名校附近买了一套60平方米不到的“老破小”，目前老二刚上小学，所以还继续住在那儿。

　　“其实两个孩子的话，别的开销都不算什么，玩具啊、衣服啊老大用完老二都可以继续用。唯独教育支出不能省，这目前是我们家最大的开销。”小陈告诉记者，两个孩子每周都要上外语班和钢琴班，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随着年纪增大，可能还要上其他补习班，他现在不敢想。之前由于疫情原因，妻子钢琴课也上得少，收入不多，他们基本是月光族。现在妻子工作逐渐好转，可能会好一些。反正目前就只能维持开销，压力很大，享受生活根本谈不上，但是看着孩子们还是觉得很幸福。

　　大城市里像小陈这样负重前行的父母是大多数，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不是不想生，而是不敢生。

　　“问我为什么不生二胎？那种痛苦的日子我可不愿意再过一遍了。”嘉嘉直言，“孩子0～3岁的时候，所有的养育压力都在家庭内部，我跟老公都需要工作，怎么办？这个压力就落到了我们父母的头上。父母带孩子很辛苦，那几年，我看着他们日渐苍老我很心疼，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靠他们工作日帮我看孩子。而我和老公在公司高压下做打工人，回到家立马打另一份工——当保姆。那几年身心俱疲，基本没有睡过一个整觉，这种日子回头想想都觉得可怕。”

　　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没人带孩子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遇到双方父母身体不好，养孩子就变得更艰难，可能还要为此搭上职业发展。在这种困境下，生育意愿被抑制，显得合情合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伴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在发生着变化，尤其在“90后”“00后”中，消费主义盛行。

　　一组数据显示，2021年人均服务性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为44.2%，“80后”“90后”在提升生活品质方面的消费需求正在增加，对旅游、文化、休闲、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也在增加。随着单身文化或丁克文化的流行，年轻人更渴望自由，不想被家庭和孩子束缚，他们更关注自身的需求和享乐，更加重视精神世界的满足。这也意味着传统家庭对他们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他们愿意花在孩子身上的金钱和时间成本都在减少，对于孩子的需求自然也会下降。2021年，我国一孩的出生数为468.3万人，出生率仅为2016年的51.8%。

　　两孩三孩政策虽然放开，但是预想中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房贷、教育成本高等原因，让年轻人背负了沉重的枷锁，生育后还可能面临子女无人照料、女性职业困境等风险。生育只放开了“生”的限制，缺少了配套政策。在这种现实面前，年轻人有什么动力生孩子？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