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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司法辞职已成潮？》专题报道之九
司法改革与司法人员辞职有关系吗？
无论是明星检察官的抽身离去还是知名公号法官的华丽转型，朋友圈里类似的辞职小文已经点不胜点了，与当下流行的各种辞职理由不同，这些前法官、检察官们之所以离去，多数表示，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法治梦。理由很高大上，但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一线法官、检察官们选择了用脚投票，这种现象让人不由自主地会对二者的因果关系浮想联翩：司改让司法者走开？
曾有学者对法官、检察官的离职意向作过调查，大概只有一成左右的法官、检察官表示从未想过离职问题，绝大多数法官都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已经着手准备者不在少数。而问及对离职者的看法时，大家更是高度一致，认为应当宽容和理解。当司改号角吹响时，一线司法者们并未热血沸腾，而是旁观、观望、左右摇摆中。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司改的三把板斧密切相关。
一是，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本意是为了遵从司法权行使规律，减少行政化倾向，但从目前改革的试点来看，多是要求达到一定行政职级的检察官才具有入额的资格。检察官行政职级化已经被诟病多年，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检察官、法官，法律职务往往不算回事，只有行政职务，如主任科员、县处级才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可能很多检察官都已经遗忘了自己是几级检察官，而更加关心这个关乎他们的工资收入、关乎下一步晋职晋级的行政级别，甚至在遴选时，也有可能不具备相应的行政级别，有再多的工作经验也都是浮云了。而行政级别的晋升往往与工作经历并非直接挂钩，绝大多数基层的一线检察官在35岁之前很可能只是副科级以下助理检察员，副科到正科、正科到副处又是两个难度很高的门槛。也就是说，这些青年骨干们，因为级别的问题直接与员额制无缘，本意要破除行政化员额制却恰恰以行政化的资格身份作为门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众多的离职者们选择离开的一个心结：办了多年的案子，员额制来了，法官、检察官身份被取消了，最低的职业尊荣也没有啦，干脆，走为上策。
二是，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原本是强化裁判者的主体地位，避免审而不决的司法怪象。但在权利尚未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谈特谈错案追究制、责任终身制，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反而还用大棒在后面高高举着，吓唬马儿，说不跑或者跑错了就打你！纵是良驹，怕是也被吓倒了。司法是最讲究公平正义的了，但对执掌司法权力的司法人员而言，他们的公平、正义反而不被重视，一轮一轮的司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领导者、决策者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对司改的实际受益者（社会公众）、司改的主体（各级司法人员）他们对司法改革的看法、期望究竟如何，怕是谁也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这种密箱中的改革究竟成效会怎样，究竟谁才会最终获益，司改的主体们或者表达、或者沉默、或者直接选择退出。那些高调离职的法官、检察官在陈述自己对法治的一往情深时，也无法掩饰对当下司法改革的不安与迷茫，更有相当多的同僚连表达的力气都没有了，默默地脱下制服，告别这个享用了自己青春与梦想的地方。绝大多数同辈们，还是在观望，看司改的最终去向是否能使人如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原本应该是变革的主体力量，但他们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的利益也被湮没在各种框架、方案、比例、数字中。
三是，省以下人财物统管，本意是破除地方利益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但从各级司法人员的反映来看，这种简单的均贫富、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使很多的发达地区的司法人员原本高收入、高压力演变为低收入、高压力，进一步加剧案多人少、薪酬不公的现象。一线的司法人员往往多为行政级别在正科级以下的办案骨干，行政级别低，也就意味着与级别挂钩的收入低，地区经济差异的存在，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要高于不发达地区，而其面临的案件压力也要远高于不发达地区，原本的工薪比已经让司法民工们苦不堪言。这下，省以下统管来了，不发达地区的小伙伴们笑逐颜开，工作量没增加，工资能提升一大截，何乐不为？而这些快乐恰恰是要建立在发达地区司法人员的痛苦之上，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治的春天早一天来到，知更鸟的叫声不知你听没听到？
曾有学者对法官、检察官的离职意向作过调查，大概只有一成左右的法官、检察官表示从未想过离职问题，绝大多数法官都考虑过这个问题，甚至已经着手准备者不在少数。而问及对离职者的看法时，大家更是高度一致，认为应当宽容和理解。当司改号角吹响时，一线司法者们并未热血沸腾，而是旁观、观望、左右摇摆中。
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司改的三把板斧密切相关。
一是，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本意是为了遵从司法权行使规律，减少行政化倾向，但从目前改革的试点来看，多是要求达到一定行政职级的检察官才具有入额的资格。检察官行政职级化已经被诟病多年，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检察官、法官，法律职务往往不算回事，只有行政职务，如主任科员、县处级才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可能很多检察官都已经遗忘了自己是几级检察官，而更加关心这个关乎他们的工资收入、关乎下一步晋职晋级的行政级别，甚至在遴选时，也有可能不具备相应的行政级别，有再多的工作经验也都是浮云了。而行政级别的晋升往往与工作经历并非直接挂钩，绝大多数基层的一线检察官在35岁之前很可能只是副科级以下助理检察员，副科到正科、正科到副处又是两个难度很高的门槛。也就是说，这些青年骨干们，因为级别的问题直接与员额制无缘，本意要破除行政化员额制却恰恰以行政化的资格身份作为门槛，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众多的离职者们选择离开的一个心结：办了多年的案子，员额制来了，法官、检察官身份被取消了，最低的职业尊荣也没有啦，干脆，走为上策。
二是，司法责任制的推行，原本是强化裁判者的主体地位，避免审而不决的司法怪象。但在权利尚未能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大谈特谈错案追究制、责任终身制，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反而还用大棒在后面高高举着，吓唬马儿，说不跑或者跑错了就打你！纵是良驹，怕是也被吓倒了。司法是最讲究公平正义的了，但对执掌司法权力的司法人员而言，他们的公平、正义反而不被重视，一轮一轮的司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领导者、决策者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对司改的实际受益者（社会公众）、司改的主体（各级司法人员）他们对司法改革的看法、期望究竟如何，怕是谁也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这种密箱中的改革究竟成效会怎样，究竟谁才会最终获益，司改的主体们或者表达、或者沉默、或者直接选择退出。那些高调离职的法官、检察官在陈述自己对法治的一往情深时，也无法掩饰对当下司法改革的不安与迷茫，更有相当多的同僚连表达的力气都没有了，默默地脱下制服，告别这个享用了自己青春与梦想的地方。绝大多数同辈们，还是在观望，看司改的最终去向是否能使人如愿。这些沉默的大多数，原本应该是变革的主体力量，但他们的声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他们的利益也被湮没在各种框架、方案、比例、数字中。
三是，省以下人财物统管，本意是破除地方利益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但从各级司法人员的反映来看，这种简单的均贫富、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使很多的发达地区的司法人员原本高收入、高压力演变为低收入、高压力，进一步加剧案多人少、薪酬不公的现象。一线的司法人员往往多为行政级别在正科级以下的办案骨干，行政级别低，也就意味着与级别挂钩的收入低，地区经济差异的存在，使经济发达地区的平均工资要高于不发达地区，而其面临的案件压力也要远高于不发达地区，原本的工薪比已经让司法民工们苦不堪言。这下，省以下统管来了，不发达地区的小伙伴们笑逐颜开，工作量没增加，工资能提升一大截，何乐不为？而这些快乐恰恰是要建立在发达地区司法人员的痛苦之上，成为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法治的春天早一天来到，知更鸟的叫声不知你听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