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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司法辞职已成潮？》专题报道之六
一位辞职青年检察官的纠结
1983年生人的陈林，祖籍河北唐山，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后在人民大学读的法学研究生。
2009年毕业后，陈林通过北京公务员考试考入北京某基层检察院。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应届毕业生工作不好找，就业压力很大。陈林跟周围的同学一样，不仅四处发简历，还埋头备考公务员考试。好运气的他不仅通过了考试，同时也接到了一份国企的offer。不过当年的就业背景下北京市户口指标缩紧，国企那边无法给陈林承诺解决户口问题，只是给他一个“排队机制”下的可能。眼看着毕业季临近，跟家人商量后，陈林选择更为稳妥的公务员。
被录用后，陈林还填写了一份5年最低服务年限的承诺书。如果违背这份承诺，提前辞职，依陈林当年签的协议，他将承担每提前一年交一万元钱的“违约金”。据陈林说，最近几年承诺书仍在沿用，但是解读上与当年有所不同——最初的5年内不允许这些年轻的检察官、法官辞职，档案组织关系也因而无法迁出。
从入职到辞职，陈林一直在反贪污贿赂局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的反贪污工作，协助案件承办人开展职务犯罪初查、取证、讯问等基本工作。白天陈林要去举报线索中提供的地点调查取证：去工商局查工商注册的信息，去银行查银行存款的信息，去手机营业厅查通话详单的信息……到晚上陈林还不能下班，工作性质决定了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刚开始工作陈林怀着热情饱满的态度，他很庆幸自己进入检察系统，仍能运用自己大学所学的知识，哪怕是经常熬夜加班，他也不觉得累。“挺happy的！”是他经常跟家里人说的话，“那时候真挺单纯”是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评价。
第一次领到工资是在陈林见习工作近一个半月后，1900余元让陈林感到失落之余更多的是一种窘迫。在当时，陈林所租的单间一个月的房租也要1400元。这就意味着交完房租后500元钱要支撑他过一个月，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只能跟家里要。那时单纯的他所感到的主要还是对自己工作的骄傲，这种窘迫很快被外出侦查取证时的威风凛凛所掩盖。
陈林的大部分同学跟他一样进入了检法系统，周末聚会，陈林最要好的大学室友讲起自己在法院的工作时，连连吐苦水。字里行间中陈林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法院加班的情况更严重，检察院只在有案子时需要加加班，而在法院的室友连周末也经常被搭进去，工资大家又差不多。
陈林入职后第一次全程跟下来的案子让他记忆犹新。当时的他跟着承办人，也就是他后来口中喊的师傅，两人一组负责一个案件。陈林跟着师傅学习案件具体怎么来查，查哪些东西。北京西城区某小学的招生办主任及同科室女教师在招生时私吞截留招生费用140万元，接到举报后，陈林同他的师傅来到该小学，陈林的师傅仅用40分钟就成功突破女教师心理防线，坦承部分犯罪事实。相比之下，招生办主任的嘴闭得很紧。面对此情形，检察院立案后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七八月份的北京天气炎热，赶上检察院的讯问室在地下室，没有空调，讯问过程中陈林觉得胸闷头昏、闷热难耐，但看到前辈们认真工作的神情，还在学习的他又怎么敢叫苦抱怨！讯问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博弈，招生办主任虽然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是在陈林师傅拿出部分证据后，神情不似起初那样淡然。在这场心理的较量中，招生办主任关键是想弄明白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是否充分，所以含糊其词、矢口否认，拖延周旋。当晚最让陈林折服的是他师傅的讯问技巧和心理把握能力，即便招生办主任再怎么抵赖、掩饰，他的师傅还是将僵局撕破出一个口子，直至招生办主任最终供认不讳。就这样，陈林和同事们奋战一宿，等到办理好手续把两人送去看守所，陈林走出办公楼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这是陈林第一次从头到尾跟下来的案子，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把触犯法律的人绳之以法，这种职业的认同感让陈林感到满足和自豪。
工资水平低是让陈林纠结的第一因素。2015年3月9日，陈林向单位上交了辞职书，这是他犹豫很久后作出的决定。“当你工作到深夜时看到昔日大学好友在朋友圈晒着在国外度假时的蓝天，而你的手机短信显示这个月你的工资还不足5000元，你的心情是什么样？”这句话是陈林辞职前跟周围不理解的亲朋好友解释最多的一句话。据陈林单位的老员工说，他们现在的工资水平还是十多年前定下的标准，这么多年未曾涨过。如果说2009年进入检察院的陈林心中满是对检察工作的憧憬和热爱，那么这6年间最初的这两种情愫逐渐被现实生活所磨平打败。6年后再对比同校门出来的同学，工资差距令他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主任检察官制度”让晋升通道变窄，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是陈林萌生辞职之念的第二因素。所谓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主任检察官与多名检察官等组成的办案组在检察长及检委会领导下，对授权范围内的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制度。这种改革主要依托于检察官办案组。就当前的改革实践来看，主任检察官办案组通常是由主任检察官、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检察官经过严格选任，负责具体案件的办理。主任检察官的选任则有更高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在业务上有长期经验的资深检察官或业务骨干担当。
作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新的基本单元——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打破了以往在业务上受检察系统内设机构科、处、局长等行政化审批模式。陈林说拿他们反贪局为例，一共才有8个主任检察官名额。检察系统去行政化后，不再实行行政职务划分。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一个主任检察官带领一批检察官办理案件，年轻的检察官们一定都以主任检察官为奋斗的目标。主任检察官制度实行初期，名额有限，在人员选定上肯定要考虑到原有的局长、副局长、处长，“还没拼到处长以上位子的年轻检察官只能干着急，因为现有制度的设计还没提到主任检察官的任职期限，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一直可以干到退休，对于我们年轻人就更看不到希望了。”陈林说道。
当记者问陈林离开检察系统后，回过头来对检察系统如何留住人有什么建议时，他笑笑对我说：“机关领导们在带队伍时，跟我们最常讲的一个词是‘奉献’，希望年轻人为了法律人的事业去奉献自己。但说实话奉献是一方面，奉献也得有能奉献的基础，当我们都食不果腹的时候，奉献二字显得如此的苍白。企图通过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想留住人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整个北京检察系统，甚至说全国检察系统解决目前的现状，也是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没有任何作用！只能说通过高层调整整个法检系统，甚至是公务员系统晋升机制、关注薪资福利问题，才能统筹规划好这盘大棋。”
（文中人物系化名）
2009年毕业后，陈林通过北京公务员考试考入北京某基层检察院。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应届毕业生工作不好找，就业压力很大。陈林跟周围的同学一样，不仅四处发简历，还埋头备考公务员考试。好运气的他不仅通过了考试，同时也接到了一份国企的offer。不过当年的就业背景下北京市户口指标缩紧，国企那边无法给陈林承诺解决户口问题，只是给他一个“排队机制”下的可能。眼看着毕业季临近，跟家人商量后，陈林选择更为稳妥的公务员。
被录用后，陈林还填写了一份5年最低服务年限的承诺书。如果违背这份承诺，提前辞职，依陈林当年签的协议，他将承担每提前一年交一万元钱的“违约金”。据陈林说，最近几年承诺书仍在沿用，但是解读上与当年有所不同——最初的5年内不允许这些年轻的检察官、法官辞职，档案组织关系也因而无法迁出。
从入职到辞职，陈林一直在反贪污贿赂局从事职务犯罪侦查的反贪污工作，协助案件承办人开展职务犯罪初查、取证、讯问等基本工作。白天陈林要去举报线索中提供的地点调查取证：去工商局查工商注册的信息，去银行查银行存款的信息，去手机营业厅查通话详单的信息……到晚上陈林还不能下班，工作性质决定了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检察官 远看很美
刚入职时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陈林对自己的工作具体内容没有多少认识。在学生时代考虑的事情很简单，对检察官的印象还是陈林在校园时，从参加工作的师兄师姐口中听到的。毕业时陈林只知道检察院是中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至于检察院里面具体有哪些部门，每个部门都承担何种职责，办案人员每天具体做什么事，都没有具体概念。刚开始工作陈林怀着热情饱满的态度，他很庆幸自己进入检察系统，仍能运用自己大学所学的知识，哪怕是经常熬夜加班，他也不觉得累。“挺happy的！”是他经常跟家里人说的话，“那时候真挺单纯”是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评价。
第一次领到工资是在陈林见习工作近一个半月后，1900余元让陈林感到失落之余更多的是一种窘迫。在当时，陈林所租的单间一个月的房租也要1400元。这就意味着交完房租后500元钱要支撑他过一个月，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只能跟家里要。那时单纯的他所感到的主要还是对自己工作的骄傲，这种窘迫很快被外出侦查取证时的威风凛凛所掩盖。
陈林的大部分同学跟他一样进入了检法系统，周末聚会，陈林最要好的大学室友讲起自己在法院的工作时，连连吐苦水。字里行间中陈林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法院加班的情况更严重，检察院只在有案子时需要加加班，而在法院的室友连周末也经常被搭进去，工资大家又差不多。
陈林入职后第一次全程跟下来的案子让他记忆犹新。当时的他跟着承办人，也就是他后来口中喊的师傅，两人一组负责一个案件。陈林跟着师傅学习案件具体怎么来查，查哪些东西。北京西城区某小学的招生办主任及同科室女教师在招生时私吞截留招生费用140万元，接到举报后，陈林同他的师傅来到该小学，陈林的师傅仅用40分钟就成功突破女教师心理防线，坦承部分犯罪事实。相比之下，招生办主任的嘴闭得很紧。面对此情形，检察院立案后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
七八月份的北京天气炎热，赶上检察院的讯问室在地下室，没有空调，讯问过程中陈林觉得胸闷头昏、闷热难耐，但看到前辈们认真工作的神情，还在学习的他又怎么敢叫苦抱怨！讯问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博弈，招生办主任虽然不承认犯罪事实，但是在陈林师傅拿出部分证据后，神情不似起初那样淡然。在这场心理的较量中，招生办主任关键是想弄明白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是否充分，所以含糊其词、矢口否认，拖延周旋。当晚最让陈林折服的是他师傅的讯问技巧和心理把握能力，即便招生办主任再怎么抵赖、掩饰，他的师傅还是将僵局撕破出一个口子，直至招生办主任最终供认不讳。就这样，陈林和同事们奋战一宿，等到办理好手续把两人送去看守所，陈林走出办公楼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七点。
这是陈林第一次从头到尾跟下来的案子，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把触犯法律的人绳之以法，这种职业的认同感让陈林感到满足和自豪。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即便是当初深深热爱自己工作的陈林，到2015年，在检察院工作了6个年头后，最终还是坐不住了。工资水平低是让陈林纠结的第一因素。2015年3月9日，陈林向单位上交了辞职书，这是他犹豫很久后作出的决定。“当你工作到深夜时看到昔日大学好友在朋友圈晒着在国外度假时的蓝天，而你的手机短信显示这个月你的工资还不足5000元，你的心情是什么样？”这句话是陈林辞职前跟周围不理解的亲朋好友解释最多的一句话。据陈林单位的老员工说，他们现在的工资水平还是十多年前定下的标准，这么多年未曾涨过。如果说2009年进入检察院的陈林心中满是对检察工作的憧憬和热爱，那么这6年间最初的这两种情愫逐渐被现实生活所磨平打败。6年后再对比同校门出来的同学，工资差距令他辗转反侧，一夜难眠。
“主任检察官制度”让晋升通道变窄，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是陈林萌生辞职之念的第二因素。所谓主任检察官制度，是指主任检察官与多名检察官等组成的办案组在检察长及检委会领导下，对授权范围内的案件依法独立行使决定权并承担相应办案责任的制度。这种改革主要依托于检察官办案组。就当前的改革实践来看，主任检察官办案组通常是由主任检察官、检察官、检察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检察官经过严格选任，负责具体案件的办理。主任检察官的选任则有更高的要求，一般都是由在业务上有长期经验的资深检察官或业务骨干担当。
作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新的基本单元——主任检察官办案组，打破了以往在业务上受检察系统内设机构科、处、局长等行政化审批模式。陈林说拿他们反贪局为例，一共才有8个主任检察官名额。检察系统去行政化后，不再实行行政职务划分。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一个主任检察官带领一批检察官办理案件，年轻的检察官们一定都以主任检察官为奋斗的目标。主任检察官制度实行初期，名额有限，在人员选定上肯定要考虑到原有的局长、副局长、处长，“还没拼到处长以上位子的年轻检察官只能干着急，因为现有制度的设计还没提到主任检察官的任职期限，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一直可以干到退休，对于我们年轻人就更看不到希望了。”陈林说道。
当记者问陈林离开检察系统后，回过头来对检察系统如何留住人有什么建议时，他笑笑对我说：“机关领导们在带队伍时，跟我们最常讲的一个词是‘奉献’，希望年轻人为了法律人的事业去奉献自己。但说实话奉献是一方面，奉献也得有能奉献的基础，当我们都食不果腹的时候，奉献二字显得如此的苍白。企图通过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想留住人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整个北京检察系统，甚至说全国检察系统解决目前的现状，也是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没有任何作用！只能说通过高层调整整个法检系统，甚至是公务员系统晋升机制、关注薪资福利问题，才能统筹规划好这盘大棋。”
（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