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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司法辞职已成潮？》专题报道之四
“辞职潮”是正常的人才流动
-- ——专访前高级法院法官林宪民
“您敢辞职我敢聘！基层法院（检、公），年薪15万起；中级法院（检、公），年薪20万起；高级法院（检、公），年薪25万起；最高法院（检、公），年薪30万起。”——这样明码标价、公开招聘公检法系统内公务员的律所招聘启事一发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达到60小时10万人次的阅读量。
随后，法官林宪民公开发文《我已辞职谁敢聘——高级法院法官公开求职》，并附个人简历、手机号、资质证书、获奖证明以及身着法官袍的照片，回应英雄帖。双方一唱一和， 再次把法官辞职的话题引向高潮。
林宪民原是某高级法院审判一线的处级法官，刚过50岁。八十年代初，他通过高考进入军事院校，毕业提干时年仅18岁，据说是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军官，在全民普法活动中担任军队宣讲教员，从此与法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首届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80余分的成绩，成为全军第一个取得全国律师资格的人。1989年25岁的他，被中宣部、司法部联合会表彰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并因此获得所在部队的“建功立业荣誉奖”而载入军史。
从林宪民的个人履历就可以看出，他可以称得上人生赢家，但他本人十分平易近人。尽管林宪民辞职后忙于找工作、讲座和个人事务，但对于本社记者的专访，他在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每一个问题，并多次与记者主动沟通，因此，采访这位“人生赢家”让记者感到很舒服。下面就来了解下林宪民法官对辞职的体会。
记者：林老师您好，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律师行业？
林宪民：江平教授说过：“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如果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作“一池春水”，那么作为律师，就是这池春水温度和流向的先知先觉者，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律师将具有越来越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30多处提及“律师”，为律师行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篇章。对律师而言，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市场经济正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法律服务人才。
2015年对于我这位前高级法院的法官，是一个职业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端。为了实现从事律师工作的夙愿，希望在知命之年精力体力尚可之时，加入律师队伍以圆律师之梦。我深知，律师和法官同为法律人，有着同样的法律背景、同属法律行业、同样追求公平正义，敬畏和忠诚哪一项职业都可为中国法治事业添砖加瓦。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知名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的爱人，很理解支持我的选择。
记者：您的求职信发出后，有哪些律所和您取得了联系？您选择了哪家律所？
林宪民：全国各地有不少知名律师事务所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现与北京隆安律师上海分所签订了聘用合同，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另外，还收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很多电话，大部分是法律咨询和要求提供法律帮助的，有一部分是分享离职后感受和关心我现状的，截至今天，我已答复解决了50多人次的法律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在招聘中强调律师的公检法背景是不利行业发展的行为，很难洗清不当利用“司法资源”之嫌疑。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林宪民：从事过公检法工作的律师，由于已经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阅历，转行做律师往往会受到某些律所的欢迎，究其原因，律所或看重其实务经验，或看重其背后的人脉资源，或看重其严明的组织纪律等。这些律师由于经验丰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与司法部门的沟通渠道较畅通，能够更好地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律所希望招聘他们，完全可以理解，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我认为，要防止“关系案”“人情案”和“勾兑”现象产生，治本之策是要树立法治权威，唯有法治立威，才会让人情、关系的影响力弱化，无论法官还是律师，都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各自的职业行为，首要的就是用法治思维共建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尊重，尤其是诉讼行为的自律。司法不应恣意，法官不得滥用审判权；代理不得肆意，律师也不可以滥用代理权。我建议律师和法官的交往，一是双方要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二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三是用专业去沟通和共鸣。
记者：您怎么看待法官“辞职潮”？法院系统人员流动辞职是否被过度解读？
林宪民：从个别优秀法官、检察官离职，到近年来公检法机关人员流失的数据，似乎说明“辞职潮”正在逼近。而舆论集中关注法官、检察官辞职现象，一方面回应了体制内的人对改革关乎切身利益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向改革决策者传递现实诉求。
可“辞职潮”真的来了吗？我认为，目前是正常的人才流动，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可能容易被作出过度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又容易造成一种紧张氛围，对既有的司法人员队伍的稳定带来心理波动，进而可能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果换一种思维，法官、检察官辞职转行，本身也是人才市场流动的体现。从辞职法官、检察官再入职的选择看，大多数仍然从事法律职业，如律师、公司法务等，这有助于提升社会法律行业的专业性，推动法治建设。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实现法律人才跨部门、跨职业交流，对于提高国家的法律人才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记者：您怎么看待法官员额制？有哪些期待和担忧？
林宪民：建立法官员额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关系每个法院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广受关注。
我对法官员额制有三点隐忧。一是谁充当员额法官？即法官员额是否最后变成官员法官？虽然有行政职务的法官绝大部分是优秀法官，承担着重大案件的审理工作，但也存在着部分没有或者极少有审判经验的法官，这部分法官如何来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官员额制会不会搞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案件最后还是由法官助理来办。三是长期以来，案多人少现象一直困扰着法院。法官员额制就是为了让更有经验更有水平的法官出来办案，办好案，优秀的法官办案质量是信得过的。而目前在依然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减少法官的数量，会不会降低办案质量？
有两点期待，一是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就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
二是要期待形成动态的法官员额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进出机制，对案件数量、法官经验、个体绩效、信息化程度进行定期评估后，科学增减法官员额数，既确保案件饱和，又避免法官超负荷运转。坚决防止“论资排辈”、平衡照顾，避免“能办案的选不上、选上的不办案或办不了案”现象。尤其是要建立完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不是终身制。
无论司法改革如何进行，法官的司法良知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灵魂与保障，一个专业技能娴熟、对法律条文烂熟于心但缺乏司法良知的人，只能是法律的简单操作手、搬运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必须实行员额法官办案责任制和案件终身负责制，要让良知司法常态化、长效化。
随后，法官林宪民公开发文《我已辞职谁敢聘——高级法院法官公开求职》，并附个人简历、手机号、资质证书、获奖证明以及身着法官袍的照片，回应英雄帖。双方一唱一和， 再次把法官辞职的话题引向高潮。
林宪民原是某高级法院审判一线的处级法官，刚过50岁。八十年代初，他通过高考进入军事院校，毕业提干时年仅18岁，据说是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军官，在全民普法活动中担任军队宣讲教员，从此与法结下不解之缘。1988年首届全国统一律师资格考试，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80余分的成绩，成为全军第一个取得全国律师资格的人。1989年25岁的他，被中宣部、司法部联合会表彰为“全国普法先进个人”，并因此获得所在部队的“建功立业荣誉奖”而载入军史。
从林宪民的个人履历就可以看出，他可以称得上人生赢家，但他本人十分平易近人。尽管林宪民辞职后忙于找工作、讲座和个人事务，但对于本社记者的专访，他在第一时间积极配合，认真回答了记者的每一个问题，并多次与记者主动沟通，因此，采访这位“人生赢家”让记者感到很舒服。下面就来了解下林宪民法官对辞职的体会。
记者：林老师您好，您为什么会选择从事律师行业？
林宪民：江平教授说过：“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如果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作“一池春水”，那么作为律师，就是这池春水温度和流向的先知先觉者，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律师将具有越来越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30多处提及“律师”，为律师行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篇章。对律师而言，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市场经济正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法律服务人才。
2015年对于我这位前高级法院的法官，是一个职业的结束，也意味着新的开端。为了实现从事律师工作的夙愿，希望在知命之年精力体力尚可之时，加入律师队伍以圆律师之梦。我深知，律师和法官同为法律人，有着同样的法律背景、同属法律行业、同样追求公平正义，敬畏和忠诚哪一项职业都可为中国法治事业添砖加瓦。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知名政法大学教授、博导的爱人，很理解支持我的选择。
记者：您的求职信发出后，有哪些律所和您取得了联系？您选择了哪家律所？
林宪民：全国各地有不少知名律师事务所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现与北京隆安律师上海分所签订了聘用合同，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之中。另外，还收到社会上各界人士的很多电话，大部分是法律咨询和要求提供法律帮助的，有一部分是分享离职后感受和关心我现状的，截至今天，我已答复解决了50多人次的法律问题。
记者：有人认为，在招聘中强调律师的公检法背景是不利行业发展的行为，很难洗清不当利用“司法资源”之嫌疑。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林宪民：从事过公检法工作的律师，由于已经具有一定的司法实践阅历，转行做律师往往会受到某些律所的欢迎，究其原因，律所或看重其实务经验，或看重其背后的人脉资源，或看重其严明的组织纪律等。这些律师由于经验丰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强，与司法部门的沟通渠道较畅通，能够更好地发挥律师的积极作用。律所希望招聘他们，完全可以理解，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我认为，要防止“关系案”“人情案”和“勾兑”现象产生，治本之策是要树立法治权威，唯有法治立威，才会让人情、关系的影响力弱化，无论法官还是律师，都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各自的职业行为，首要的就是用法治思维共建法官和律师的职业尊重，尤其是诉讼行为的自律。司法不应恣意，法官不得滥用审判权；代理不得肆意，律师也不可以滥用代理权。我建议律师和法官的交往，一是双方要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二是要尊重客观事实，三是用专业去沟通和共鸣。
记者：您怎么看待法官“辞职潮”？法院系统人员流动辞职是否被过度解读？
林宪民：从个别优秀法官、检察官离职，到近年来公检法机关人员流失的数据，似乎说明“辞职潮”正在逼近。而舆论集中关注法官、检察官辞职现象，一方面回应了体制内的人对改革关乎切身利益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向改革决策者传递现实诉求。
可“辞职潮”真的来了吗？我认为，目前是正常的人才流动，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可能容易被作出过度的解读。而这种解读又容易造成一种紧张氛围，对既有的司法人员队伍的稳定带来心理波动，进而可能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果换一种思维，法官、检察官辞职转行，本身也是人才市场流动的体现。从辞职法官、检察官再入职的选择看，大多数仍然从事法律职业，如律师、公司法务等，这有助于提升社会法律行业的专业性，推动法治建设。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实现法律人才跨部门、跨职业交流，对于提高国家的法律人才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记者：您怎么看待法官员额制？有哪些期待和担忧？
林宪民：建立法官员额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头戏。关系每个法院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广受关注。
我对法官员额制有三点隐忧。一是谁充当员额法官？即法官员额是否最后变成官员法官？虽然有行政职务的法官绝大部分是优秀法官，承担着重大案件的审理工作，但也存在着部分没有或者极少有审判经验的法官，这部分法官如何来保证案件质量？二是法官员额制会不会搞形式主义、换汤不换药？案件最后还是由法官助理来办。三是长期以来，案多人少现象一直困扰着法院。法官员额制就是为了让更有经验更有水平的法官出来办案，办好案，优秀的法官办案质量是信得过的。而目前在依然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减少法官的数量，会不会降低办案质量？
有两点期待，一是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就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
二是要期待形成动态的法官员额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进出机制，对案件数量、法官经验、个体绩效、信息化程度进行定期评估后，科学增减法官员额数，既确保案件饱和，又避免法官超负荷运转。坚决防止“论资排辈”、平衡照顾，避免“能办案的选不上、选上的不办案或办不了案”现象。尤其是要建立完善法官员额退出机制，不是终身制。
无论司法改革如何进行，法官的司法良知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灵魂与保障，一个专业技能娴熟、对法律条文烂熟于心但缺乏司法良知的人，只能是法律的简单操作手、搬运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必须实行员额法官办案责任制和案件终身负责制，要让良知司法常态化、长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