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底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升级，我们在向“头脑国家”迈进的过程中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要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在新形势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早在2009年，我国便提出“把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探索健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在重大科技项目上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随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到，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同时，明确提出要“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强化科技战略咨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提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一些意见和建议也落实到立法上。2021年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第4条第1款规定：“国家完善高效、协同、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统筹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各类创新主体紧密合作、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创新生态持续优化，提升体系化能力和重点突破能力，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该条第2款规定：“国家构建和强化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效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政策的法律化，意味着这一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步入了法治化轨道，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举国体制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竞技体育领域，后被逐渐引入到科技领域。事实上，传统举国科技体制形成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政府主导，运用行政手段调配国家资源和科研力量进行单一技术攻关，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胰岛素”和“青蒿素”等重要科技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21世纪初，我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旨在规划和布局关键核心技术，打破发达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垄断局面，实现从跟踪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型，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科技举国体制的回归。近年来，美国遏制中国引发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及“芯片法案”等表明，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关键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凸显了我国在科技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短板突出的问题。严峻的事实和形势也进一步表明，由于传统举国体制所适用的经济体制、国际环境、社会环境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解决好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不断提升，并最终起到决定性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日益复杂。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面临着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多边化趋势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国内外形势之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导向，明确“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建构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避免割裂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教育之间相互依存、共同促进的关系。同时，必须形成市场、社会和政府协同攻关的组织配置机制，打破传统体制下力量分散、重复、缺乏协调的内耗局面。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让市场占据资源分配的主导地位，重视政府的推进作用。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保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够保证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政治逻辑应与传统科技举国体制始终保持一致，其首要的是坚持党中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引领地位。

　　回溯新中国历史，至1956年，党中央领导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转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和科技能力。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随后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十二年科技规划”拟定了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任务，奠定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第一个长期全面的科技发展规划，也是科技事业一次成功的管理实践。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1985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全面展开阶段。1995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了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以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提高科技发展水平。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强调科技事业对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根本保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举国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权威的决策指挥体系，保证新型举国体制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商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必须构建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新型举国体制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为抓手，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按照市场规律结合，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共同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引导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发挥创新带动作用，向中小企业开放技术、人才、数据等创新资源，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同时，通过“科技推动、产业支撑、商贸融合”知识产权价值链，实现科技与经济的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的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的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的对接。为此，需要建立知识产权科技推动机制、产业支撑机制和商贸融合机制，使科技规划与知识产权事务协同，发挥“产学研合作”中市场要素的纽带作用。

　　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应当建立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上。我国强大的内生需求和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为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重大技术和基础研究受到国外制约，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我国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依赖国际市场，需要更加开放的国际格局。所以，必须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对华实施“小院高墙”科技遏制战略。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推行“开门迎客”战略，积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坚持多边主义国际合作框架，打造“小多边”机制，对重点产业和基础研究加以扶持。例如，我们可以加强与欧盟、金砖国家的合作，推进重点领域实验室的研发和发展，打造无国界实验室；与一些技术发达、政策友好的国家建立科学家联盟，一起协力探索，突破创新难点；建立产业基地，扩大资源集聚与扩散优势，广泛聚集国内外人才和资金投入到产业建设之中。因此，协同攻关的组织运行机制需要建立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之上，加强各种形式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术交流的地位与话语权，发展我国科技力量。

　　

　　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必然之路。传统举国体制形成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沿用了前苏联高度计划、集中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这种单一攻关模式，仅适合我国当时的国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系结构上的刚性导致其难以适应并应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条块分割的模式使得科技与经济之间缺乏联系，大量科技成果难以应用到生产实践之中。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科学基础研究、技术应用开发、商业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呈现边界融合和互动加强的趋势。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复杂性、交叉性和系统性显著增强。关键核心技术高投入、长周期和垄断性的特点，难以仅靠政府财政资助进行长期研发。另一方面，商业化应用成为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同样复杂的知识集成和创造活动。仅靠政府的行政意志难以完全符合市场的实际需求。因此，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市场和政府转变角色，找准自身定位。

　　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多采用市场模式来解决问题。由于企业面向市场，是经济、经济一体化的天然连结点，因此应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政策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企业主体针对市场需求进行技术研发，将科研投入所产生的创新成果转化与运用，乃至形成相应的产业链和生态，消除科研、产业“两张皮”的现象，并能够形成一种市场机制下的良性循环。新型举国体制下，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地位，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方式和经济手段解决科技创新项目立项、决策、预算投入、利益分配等问题，有利于提高企业参与重大创新活动中的积极性，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当然，新型举国体制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完全放弃干预科研活动，因为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相应的基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具有控制产业链顶端、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对此，需要政府大力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与基础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强调了关键技术攻关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选择。诚然，关键核心技术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的动态清单，事关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也需要长期对应，并不断强化。只有不断地攻克一个一个、一批一批的关键核心技术，才能真正实现自力更生，促进并维系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壮大，并在国际社会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