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治文化中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研究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考察朱熹园时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就是有待进一步激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看，“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已经全面而深刻地塑造了传统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时至今日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时代精神激活“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基础。

　　

　　在中华文明史上，“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萌生。依据《尚书》中的叙述，在四千多年前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产生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的初始形态，那就是皋陶的“典礼德罪、综合为治”理念。皋陶既是与尧舜禹并称的“上古四圣”之一，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早期的代表性人物。根据《尚书·皋陶谟》，皋陶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想是：“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在这样一个框架体系中，实现“综合为治”所依赖的规范，主要包括“典、礼、德、罪”。

　　（一）典与礼是实现国家治理、形成文明秩序的建构性规范。在典与礼之间，典的含义是基本纲常，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基本规范。至于“天叙有典”之“叙”，其含义是伦叙、伦理，更具体说，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天叙有典”是指上天为各种人伦关系确立了基本的规范，这些基本规范包括五项内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就是五典。较之于典，礼是指相对具体的行为规范。至于“天秩有礼”之“秩”，其含义是品秩，亦即尊卑、贵贱方面的差异。因此，“天秩有礼”是指上天通过五种行为规范确立了尊卑关系，具体地说，是通过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大夫之礼、士之礼、庶人之礼，确立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与交往规则，礼的核心在于强化等级化的交往秩序。典与礼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关系。相反，典与礼应当相互协调，共同发挥规范作用，共同建构文明秩序。

　　（二）德与罪是实现国家治理、维护文明秩序的保障性规范。根据人的不同德性，分别设置天子、上公、侯伯、子男、卿大夫五种等级的爵位，是为“五服五章”。因此，“五服”是德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对德的丰沛程度的差异化表达。天子之德高于上公之德，上公之德高于侯伯之德，以此类推。德的价值是肯定与正向激励，具体的激励措施则是“五服”。因此，“五服”是确认德的制度化安排，是促进德的保障性规范。没有“五服”的设置，德就不能得到彰显，“五服”是以激励的方式保障德的实现。同时，根据人的不同罪行，分别设置墨、劓、剕、宫、大辟五种不同的刑罚，是为“五刑五用”。“五刑”是以惩罚的方式保障罪的实现，不同的刑罚代表了程度不同的罪。不论“五刑”的具体内容如何界定，“五刑”都是罪的制度化安排、规则化表达。归结起来，这里的德与罪，分别代表了激励与惩罚。其实，惩罚也是激励，只不过是反向激励而已。因此，这里的德，主要是以爵赏的方式进行正向激励。至于罪，则是以刑罚的方式进行反向激励。

　　（三）德与罪分别对应于赏与罚，赏与罚的依据是典与礼。从辨异的角度来看，典礼与德罪分别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其中，典与礼，旨在设定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其功能是正面建构文明秩序。典是表达原则的规范，同时也是表达价值的规范，譬如，君臣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义”的要求；父子之间的关系，应当遵循“亲”的要求，等等。礼是技术性的规范，譬如，君对待臣的礼，臣对待君的礼，各有不同。各种不同的礼，其实是为了贯彻“义”“亲”“别”“序”“信”的原则要求。因此，典与礼的结合，其实是原则性规范与技术性规范的结合。典与礼的相互协调、彼此配合，以纲举目张的方式，规定了文明秩序的不同层次。至于德与罪，则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奖励性规范与惩罚性规范。这两种规范的功能与作用在于：如果人们的行为符合典与礼的要求，能够把典与礼蕴含的价值发挥出来，那就是“德”的表现，那就以不同等级的爵位来予以正面激励。如果人们的行为背离了典与礼的要求，那就是“罪”的表现，那就根据背离典礼的程度，施以不同的刑罚。

　　（四）建构以“典礼德罪”为依据的文明秩序，有赖于德与罪的正确实施。在《尚书·大禹谟》中，禹在舜的面前称赞皋陶，认为皋陶对“五刑”的把握非常准确，对“五教”的贯彻实施起到了很大的辅助作用，使国家形成了有效治理的良好局面。而且，刑罚的正确适用最终导致了无刑的效果，民众在皋陶的治理下，和谐有序。皋陶不愿独受此赞，他说：“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最后这几句话，可以视为皋陶关于德与罪实施的基本观点，其核心要义可以概括为：针对需要奖赏的事项，如果事实不清，就从重奖赏；针对需要惩罚的事项，如果事实不清，如果受惩罚者没有主观恶性，就从轻惩罚。简而言之，疑罪从轻惩罚或从无惩罚，疑德从重奖赏或从有奖赏。

　　以上几个方面，体现了“典礼德罪、综合为治”的理念，它源于皋陶，代表了传统中国“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初始形态，可以视为“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之源头。

　　

　　在皋陶之后，综合运用各种规范以实现国家治理的理念，在各个历史时期被承袭、被发展，最终比较明确地定型为“礼乐刑政、综合为治”。

　　（一）西周初年的周公形成了“礼乐德罚、综合为治”的理念。周公被尊为儒家的“元圣”，也被视为西周礼乐文明秩序的主要建构者。在传世文献中，“制礼”与“作乐”作为周公的两大功绩，总是被相提并论。周公制作之礼乐，内容广泛，涉及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周公希望“礼乐并重、综合为治”。不过，在“制礼作乐”之外，周公还强调“明德慎罚”。据《尚书·召诰》，周公要求：“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句话是说：“应以明德为永命之基，后王不可徒恃先王之受天命而不小心翼翼以将守之也。”周公关于“慎罚”的观点主要见于《尚书》中的《康诰》《多方》《立政》诸篇。其中，《康诰》记载了周公针对即将出任司寇一职的康叔所作的一次“任前谈话”。据考证，“盖周公知康叔仁厚，故先教以慎刑，后乃命以官也”。如果我们把周公主张的“明德慎罚”与前述的“制礼作乐”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周公治国理念的全貌：“礼乐德罚、综合为治。”

　　（二）春秋晚期的孔子形成了“仁礼结合、综合为治”的理念。孔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孔子曾经担任鲁国的司寇，对礼有深刻的理解，也有丰富的知识。在孔子时代，礼的体系就相当于当代中国正面规定相关主体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法律规范体系。在注重礼的同时，孔子还提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这就是说，较之于礼，仁是一种更高级的规范。所谓“克己复礼，即犹云‘约我以礼’。礼者，仁道之节文，无仁即礼不兴，无礼则仁道亦不见，故仁道必以复礼为重”。进一步看，“孔子重言仁，又重言礼。仁者，人群相处之道，礼即其道之迹，道之所于以显也”。由此看来，礼是仁的外在表达，仁是礼的内质，仁是礼应当遵循的价值准则、基本原则。用现代理论来说，仁相当于法律的基本原则。在现代的法律文本中，基本原则一般会写在法律文本的前端，因此，某种法律的基本原则常常可以在法律文本中找到。相比之下，仁比法律的基本原则更抽象，它相当于实在法之上的高级法。着眼于仁与礼的这种关系，孔子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仁礼结合、综合为治”。

　　（三）战国后期的荀子形成了“礼法结合、综合为治”的理念。曾经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的荀子，是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继承了儒家传统中的礼治观念，同时也吸收了法家传统中的法治观念，呈现出综合与兼顾的色彩。依照荀子的论述，在礼与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从产生的先后顺序来看，法随礼的产生而产生，没有礼就没有法。                                                                                                     《荀子·性恶》称：“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按照这样的论断，圣人通过自己的所思所虑，创造性地制定了礼义；至于法度，则因礼义而生。从源头上说，礼与法都出于圣人之创制，但是，圣人先创制礼义，法度是在礼义的基础上生成的。这说明，法的产生依赖于礼。另一方面，礼对法也有一定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法保障礼确立的名分得以实现。《荀子·大略》称：“国法禁拾遗，恶民之串以无分得也，有夫分义，则容天下而治；无分义，则一妻一妾而乱。”这里的“分”，就是根据礼而确立的名分、职分。礼达而“分”定，法保障“分”的实现，就是在保障礼的实现。由此看来，荀子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礼法结合、综合为治”。

　　（四）汉代的班固论述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理念。一般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的治国理念可以概括为“依经治国”，就本文的主旨来看，也可以理解为“《诗》《书》《礼》《易》《春秋》，综合为治”。不过，在儒家五经中，董仲舒更强调《春秋》作为最高规范的价值与意义。他希望以《春秋》为主，同时采用其他经书，实现综合治理。在董仲舒之后，班固的《汉书》直接论述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理念。在《汉书·礼乐志》中，班固既论“礼乐”，又论“政刑”，他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政刑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这就是说，“礼乐”与“政刑”应当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同样，在《汉书·刑法志》中，也一并论及“礼乐”与“刑法”，他说：“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而则天象地。”换言之，“制礼”与“立法”同等重要，都可归属于圣人之圣职。这就是班固在《汉书》及其“两志”中所展示的治国理念：“礼乐政刑，综合为治。”

　　（五）唐代的韩愈重述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理念。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语），是唐代思想的重镇。根据韩愈的《原道》篇，无论是先王之道还是先王之教，“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这就是说，先王之道与先王之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先王之道在法律规范上的表现形式，就是“礼乐刑政”，这就是“其法礼乐刑政”的含义。根据《原道》篇的叙述，远古时期的圣人为了让民众更好地生活，“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这就是儒家圣人创制“其法”（亦即“礼乐刑政”）的意图。分而述之，“礼”在于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秩序；“乐”在于确立人内在的精神秩序；“政”在于规范官方行为，以杜绝今天所说的“为官不为”或“为官乱为”；“刑”在于以“失礼则入刑”的逻辑，打击那些危害文明秩序的行为。这四种“法”虽然功能各异，指向不同，但它们相互配合，共同组成了一个“法”的体系。这就是韩愈重述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

　　（六）明代的王阳明阐述了“以德为本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在王阳明看来，“礼、乐、刑、政”，都“是治天下之法”。就这四种类型的“法”来看，“礼”的功能更为突出。为了发挥礼的作用，王阳明主张“礼以时为大”，这个命题的含义是，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礼的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改。关于“乐”，王阳明说：“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因此，“后世作乐”，应当“于风化有益”。关于“政”，王阳明的创新主要体现为“十家牌法”与“南赣乡约”。为了保障这样一些“为政之法”能够得到严格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另一种“法”，它可以作为一种保障性的、强制性的后盾，那就是“刑”。这就是王阳明对“礼乐刑政”的理解。在此基础上，王阳明还认为，“治天下”固然离不开“礼、乐、刑、政之法”，但从根本上说，“礼、乐、刑、政之法”毕竟还只是“末”；只有“德”，才是“治天下”之“本”。根据这样的“德本法末”论，可以发现，王阳明对此前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已有创新性的发展，那就是“以德为本的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

　　

　　上文的分析表明，在传统中国的法治文化中，一直注重“礼乐刑政、综合为治”。这个理念的源头，一直可以追溯至尧舜禹时代，在随后的数千年间，又经历了持续不断的演进过程。在不同的时代，关于“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的具体表述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各种规范的综合运用，以之完善国家治理，建构一个良善的文明秩序。“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理念虽然起源于、发展于传统中国，但它对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治与国家治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蕴含着多个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德是各种规范的价值准则，对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在“礼乐刑政”所包含的四个要素中，虽然没有“德”这个要素，但是，这四个要素或四种规范，都离不开“德”提供的价值引领。如前所述，在皋陶标举的四种规范中，虽然包含了“德”，但在一般意义上，并不能把“德”的价值与意义置于与“罪”完全等同的地位，因为德的含义是多层次的。在《尚书·皋陶谟》的开篇，皋陶首先提出的思想命题就是“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这句话旨在强调德的基础性地位。在相当程度上，皋陶随后讲到的“典、礼、德、罪”，都是对德的展开或具体化。在皋陶之后，周公重德，孔子强调“为政以德”，王阳明把德作为“礼乐刑政”之本。这些都可以说明，“礼乐刑政”以“德”为基础，“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离不开德的牵引，否则，它就会失去应有的德性或伦理的支撑，“综合为治”就会徒具形式。

　　（二）各种规范的综合运用，都是为了“治”，都是为了完善国家治理。“礼乐刑政”代表了各种各样的规范，在传统中国，关于这些规范还有其他替代性或补充性的表达，但综合运用各种规范，都是为了“治”。换言之，“治”才是综合运用各种规范的最终目标。这种追求“治”的理念，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已有古老的说法：“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如果说，先秦诸子的共性是“务为治”，那么，综合运用以“礼乐刑政”为代表的各种规范的最终目标，也是“务为治”。因此，是否有助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否有助于产生积极的国家治理绩效，是判断规范体系良善与否的主要标准。只要符合这些“有助于”，各种规范都可以兼收并蓄。

　　（三）国家治理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系统的工程，需要多种规范相互配合、协同推进。传统中国的礼注重规范人的外在行为，但仅仅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是不够的，因为人的外在行为会受到人的内心世界的牵引。因此，周公既“制礼”又“作乐”，既规范人的外在行为，又调整人的内心世界。同时，礼也可能发生异化，为了防范礼的异化，孔子在礼之上，又设置了一种更高的规范，那就是仁。为了保障礼的有效实施，国家的政令、刑律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中国的这些理念与实践表明，不同的规范具有不同的功能，应当适用于不同的领域。因而，有必要针对不同的领域，形成差异性、互补性、相互衔接的规范体系，以保障不同领域、不同环节、不同层面的国家治理能够协同推进、综合为治，进而取得最优的治理绩效。

　　（四）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规范，不同规范的实施具有不同的规律。在皋陶看来，德与罪的实施就应当进行差异化的处理，譬如，“疑德”应当“从有”或“从多”，“疑罪”应当“从无”或“从轻”。按照韩愈的观点，“礼”的实施，应当注重突出长幼尊卑；“乐”的实施，应当注重引导内心情感；“政”的实施，在于防范懒政；“刑”的实施，在于打击蛮横。这四种规范，作用的对象不同，适用的方法不同，实施的规律也不一样。进一步看，针对各种规范的实施状况，评价的标准也会出现分野。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有些规范在于润泽人心，有些规范在于规范行为；有些规范旨在肯定与激励，有些规范旨在否定与惩罚；有些规范针对一般的人，有些规范针对特定的人。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的规范体系还有待给予更加精准的类型化处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规范，探索其不同的实施规律，进而以精准的规范实施，更加有效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