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

　　关于污染环境罪中“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要件的认定，有以下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一，对不同业主共同排污的案件应当如何处理？例如，同一车间的两套以上生产设备（如两个以上转鼓、电镀槽）分属两个以上业主所有，但共用一个外排口。不能证明其中一套生产设备的排污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能证明两套生产设备的排污行为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我的看法是，在双方都明知对方违法排放的情况下，属于共同犯罪，对双方均应以本罪论处；在双方不明知对方违法排放的情况下，属于重叠的因果关系，双方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之间均存在合法则的因果关系，而且应当将结果归属于双方的行为，故对双方均应以本罪论处。

　　第二，将不合格排放设备租给他人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应当如何处理？例如甲因为没有购置污水处理设备而被环保部门处罚后，将其厂房及设备转租给乙使用并获利，且明知乙未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乙在使用过程中违法排放废物，严重污染环境。我的看法是，只能将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归属于乙的行为，而不能归属于甲的行为。这是因为，既然乙租用甲的厂房与设备，乙就必须遵守法律规定；乙违法排放污水造成结果的，乙必须承担责任。即便甲明知乙未购置污水处理设备，也应不承担共犯的责任。但是，如果A将不合格的设备冒充合格的设备租给B使用，B没有污染环境的故意的，则应当将结果归属于A的行为。

　　第三，在对厂内集水池与厂外排污口的鉴定结论不同时，应当如何处理？例如，厂内集水池的废水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但厂外排污口的废水没有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或者没有发现厂外排污口)或者情形相反。这种情况我认为，如果厂外排污口的废水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且能肯定废水由该厂排放，就应认定该厂违法排放的行为严重污染了环境；如果厂内集水池的废水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且能肯定厂内没有污水处理设备，集水池内的废水全部向外排放，也应认定违法排放的行为严重污染了环境。但是，如果厂外排污口没有超过标准，厂内集水池的废水超过了标准但有污水处理设备的，则不能认定为严重污染了环境。

　　第四，私设暗管排放废物是仅限于行为人私自设置暗管排放废物(如中途接管、分流直排，暗设阀门、伺机偷排，私改设计，不合理设置溢流口等)，还是包括利用已有的暗管违法排放废物？我认为，这两种情形都属于私设暗管。换言之，行为人利用厂房原有埋于地下的管道作生产废水排放之用的，也属于私设暗管。因为二者没有任何实质区别，都导致排污行为隐蔽性强，不利于执法人员查找厂区外排污口，因而严重污染环境。

　　第五，甲企业明知乙企业没有处理危险废物的资质与能力，明知自己将危险废物转移给乙企业后，乙企业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仍然将危险废物转交给乙企业处理，乙企业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对甲企业与乙企业均应认定为本罪。

　　在我看来，就污染环境行为对环境法益本身的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罪既包括行为犯也包括结果犯；但就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法益的危害而言，污染环境罪只能是结果犯。

　　首先《办理污染案件解释》第1条规定的前8种情形，并不只是单纯地实施了行为，而是同时造成了污染环境的结果。只不过，这些结果是与行为同时发生的，所以，这些情形的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第(5)项、第(7)项、第(8)项规定的情形，不只是对行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结果的推定。亦即，既然行为人违法减少防治污染设施运行支出较多，就表明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的有害物质较多，因而对环境的污染严重。显然，这些情形也属于行为犯。其次《办理污染案件解释》第1条规定的第(10)项、第(12)项、第(13)项情形，其结果也表现为对环境的破坏，但其实属于结果犯。这种结果是否由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毒物质的行为所引起，则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例如，倘若幼树死亡2500株以上是病虫所致，而病虫害的形成与行为人非法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就不能认为该行为造成了幼树死亡的结果。第三，《办理污染案件解释》第1条规定的第(9)项、第(11)项以及第(14)项、第(17)项情形，是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都属于结果犯，都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最后，由于《办理污染案件解释》第1条规定的17项情形都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其中既包括对环境本身的污染达到严重程度的情形，也包括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情形，所以，不排除其中的最后一种情形“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包括虽然对生态学的法益的侵害没有达到司法解释要求的程度，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也没有达到司法解释所要求的程度，但对二者的侵害综合起来达到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的情形。

　　一种观点认为，“同一刑法条款不可能既是行为犯，又是结果犯；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归类，亦然”。我难以赞成这种观点。1.一个行为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取决于如何理解犯罪的保护法益。污染环境的行为，相对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来说，完全可能是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污染环境的结果就会同时发生。但是，污染环境的行为是否对人类中心的法益造成了结果，则需要进一步判断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由于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采取了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而其中事实上包含了两种法益，所以，相对于不同的法益而言，一个行为完全可能既是行为犯也是结果犯。2.即使是就对生态学的环境而言，由于生态环境这一法益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环境媒介十分复杂，也可能导致一个行为相对于此具体环境而言是行为犯，而相对于其他具体环境或者环境生态而言是结果犯。例如，行为人向河流非法倾倒3吨有毒物质，导致河流污染，这是行为犯，此时的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但是，河流中的水生物的死亡是否由有毒物质造成，则需要进行因果关系与结果归属的判断。就水生物的死亡而言，则成为结果犯。

　　一个犯罪究竟是实害犯还是危险犯，同样取决于保护法益的内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对环境本身造成了严重污染，但没有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等造成实害，却依然成立污染环境罪时，相对于生态学的环境这一法益而言，就是实害犯，但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法益来说，只能是危险犯。换言之，由于污染环境罪只需要严重污染环境就足以成立犯罪而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造成的危险，是以环境污染为前提的，所以，当行为仅产生严重污染环境的实害时，它便既是实害犯也是危险犯。实害犯与危险犯之所以可以并存，就是由于相应的保护法益不同。如果污染环境的行为不仅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则针对生态学的法益与人类中心的法益来说，都是实害犯。

　　问题是，当污染环境罪针对人类中心的法益成立危险犯时，是属于具体的危险犯还是抽象的危险犯？我持后一种回答。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没有关于具体危险犯的表述，所以，认定为具体的危险犯缺乏文理根据。另一方面，也没有必要认定具体的危险犯，即使就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只要有抽象的危险就足以成立犯罪。因为污染环境行为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犯，不是对特定个人的侵犯，而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侵犯；不只是对现存人的法益的侵犯，而且包括了对未来人的法益的侵犯；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对环境侵害的不可逆性、非恢复性同时意味着对人类中心法益威胁的严重性。如果要求发生具体的危险，反而不利于保护环境，也不利于保护人类中心的法益。至于对未来人的生命、身体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则更不可能是具体的危险犯。由于污染环境罪对人类中心的法益只是抽象的危险犯，故不需要提出危险判断的具体标准。

　　● 责任编辑：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