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缕阳光

　　初识朱维究老师，在1983年秋季。我本科毕业留校任教，分在宪法教研室做秘书。当时宪法教研室叫国家法教研室，分中国宪法、外国宪法和行政法三个学科组。教研室主任是廉希圣老师，支部书记是杨达老师。中国宪法组人最多，除廉、杨外，还有许清老师、黄方敬老师、丁树芳老师，以及早我一年分来的王永志兄。外国宪法组人较少，有孙丙珠老师和熊宗域老师，还有与我同年分来的沈红同学。行政法组有方彦老师、仝典太老师和朱维究老师。朱老师说话干脆，表达清晰，神情紧迫，总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笼罩着她。交谈中得知，她是河北滦平人，军人后代，父亲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当时的行政法学，属初创期，朱老师非常忙，来教研室的机会不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为了教学、著书和参与立法，她制作了大量索引卡片，用猴皮筋捆起来，放在墙角的桌子上，有两尺多高。她跟我说：小焦，要记住，做学问得从做卡片开始，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1998年12月，中共中央就修改宪法问题，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朱老师跟我说，农工党北京市委拟就修宪问题请两位公法学者给把把关。这是我首次随朱老师参加党派活动，心里很激动。会前，章诒学女士接待了我们，她是章伯钧先生的大女儿，二女儿叫章诒和。章女士任农工党北京市委秘书长，人们喊她张秘，对我们嘘寒问暖，非常热情。会上，大家对邓小平理论、市场经济、依法治国、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问题是否入宪进行了热烈讨论，我则从修宪背景、修宪程序、修宪原则和学者反映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张秘等人听了，觉得挺专业，就邀请我给农工党北京市委搞一次宪法讲座。朱老师乘机说，洪昌为人为学都不错，是无党派人士，你们不妨发展他为党员。朱老师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很快，经章诒学和谭卫和两位领导介绍，我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时，光荣地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朱老师提醒我，宪法学者应当有政治追求，在党派里有为，在国家才有位。

　　2002年我报考朱老师的博士生，当时学校没有宪法学博士点，就挂在行政诉讼法方向。第二年冬天的一个午后，我约朱老师见面。她从五层楼家中走下来，我们去了月坛南街一个叫花时间的咖啡厅，点了两杯拿铁和一些小吃，边吃边聊。老师谈兴很浓，从奶奶婆到舅舅公，从一化三改到长安街边的房子被充公，如数家珍，历历在目。她慢慢讲，我仔细听，偶尔也插两句：真的么？后来呢？咖啡的香气，充盈着每一寸呼吸。后来谈到了论文开题，我说想写选举权的法律保障。老师说，你读的是诉讼法专业，可以先研究选举诉讼，等有了宪法学方向，再转成选举权的法律保障。这之后，我宽着期限，紧着工夫，按期完成了论文。答辩由王人博教授主持，莫于川、于凌云、张树义、薛刚凌诸位教授参与。答辩通过后，我立马向老师报告了喜讯。她老人家很高兴，声音中带着赞许。当时的感受，我把它写在了论文的后记里：承蒙先生不弃，漂泊的我有了归期。果实挂在枝头，土豆睡在地里。

　　2006年2月23日，朱老师受聘国务院参事，聘任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老师回忆，温家宝总理和每位参事热情握手，并发表即席讲话。温总理说：参事有三个特点，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身份超脱。还用古人的两句话与大家共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老师谨记温总理的嘱托，本着独立思考、敢讲真话的原则，为国家建言献策。一位民革的领导说，朱维究的肩膀上长着一颗自己的脑袋。《人民日报》也以“宁要微词 不要危机”为题，报道了她的事迹。她常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2016年5月18日，朱老师毕业50年时，写了一篇自传体文章，叫“感谢生活历练了我”，贴近阅读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复杂心绪。本来，老师是喜欢文史哲的，可造化弄人，让她跟政法打了几十年交道，其中的苦辣酸甜，悲欣交集，她都当成了成长的要素。她特别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执着地热爱它。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真实写照。

　　朱老师说，她在做大学老师前，曾在北京密云新城子，当过十年农村语文教师。这是一段难得的也是有趣的经历。一个初春的午后，我驱车来到新城子，开始找寻老师当年的足迹。新城子镇坐落在雾灵山脚下，与滦平县和兴隆县接壤，一脚踏三县，是北京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镇的路口有个广告牌，上面写着：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当第一声鸟鸣在林间响起，那草尖上的晨露，如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在诉说着传奇。

　　春犹浅，柳初芽，杏初花。杨柳杏花交影处，这应该是照到朱老师身上的第一缕阳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