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蓝”为特殊群体撑起“法治蓝天”

　　2021年12月23日，最高检发布第31批指导性案例。这批案例的当事人，涉及智力残疾人、老年人、进城务工人员、受家暴妇女等特殊群体，他们诉讼能力偏弱，不会、不敢、不善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积极作为，能动履职，发起支持民事起诉，帮助这些特殊人群成功地讨回了属于自己的公道。

　　

　　“法官，您救救我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2019年6月的一天，家住河北省武邑县的张某云哭得梨花带雨，她找到法官，要求和实施家暴的丈夫张某森离婚。法官耐心听她讲述了被家暴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但当问起是否保存好被家暴的证据时，张某云却愣住了。原来，她并没有搜集证据保护自己的意识。单纯靠一番话，法官很难判决离婚。

　　武邑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虽然张某云提交了受伤的照片，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达到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暴力”并导致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程度，考虑到双方婚后育有两个子女且尚未成年，父母离婚往往会对孩子成长产生不利影响等，一审判决不准予二人离婚。

　　近两年，“家暴诉讼离婚案难”频频成为网上讨论的热点。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晓静告诉本社记者：“其中，认定家暴固定证据比较难，而且司法干预后家暴也较难禁止，有些被害人甚至被打得更厉害。”

　　本案一审判决生效后，张某森与张某云继续分居，但是仍时常殴打、恐吓张某云，导致张某云无法正常生活。夫妻关系并未得到丝毫改善，反而雪上加霜，更加恶化。

　　2020年4月12日，张某云以遭受家庭暴力请求离婚为由，向武邑县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在该局指引下，张某云向武邑县人民检察院申请支持起诉，该院审查后予以受理。

　　让张某云未曾想到的是，原本仅抱有一线希望的尝试，竟然帮助她走出了无药可救的婚姻，黑暗的生活终于得以解脱。而帮助张某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正是检察机关民事支持起诉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15条明确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单位或者个人，经有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等部门履职后仍未实现最低维权目标，具有起诉维权意愿，但因诉讼能力偏弱不能或不敢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支持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介绍说，民事诉讼法从1982年试行、1991年正式施行至今，均把支持起诉作为一项民事诉讼制度，予以明确规定。

　　在实践中，进城务工人员、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消费者、遭受家庭暴力及被虐待遗弃的受害人等存在诉讼困难的特殊群体，成为这项制度的主要适用对象和受益者。

　　本案中，检察机关介入后，武邑县检察院通过询问张某云及查阅张某云母亲王某同报案材料、派出所出警记录、张某云伤情照片、微信聊天记录，一系列的调查核实工作，把张某云家暴案查了个一清二楚、明明白白：张某森对张某云多次实施殴打，造成张某云面部、颈部多处淤青、眼球充血。

　　与此同时，办案检察官还了解到，张某森还对张某云实施经常性恐吓等精神强制，致使张某云在第一次离婚诉讼时不敢出庭。“我们还对张某云进行了心理疏导，引导其走出心理阴影。同时，向她宣讲反家庭暴力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鼓励其敢于向家庭暴力说不，勇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武邑县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2020年4月16日，张某云再次向武邑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武邑县检察院同日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5月28日，武邑县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认定张某云遭受家庭暴力的事实，认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她与张某森离婚。

　　终于，张某云的离婚诉求得到实现，彻底告别了这段不幸的婚姻。

　　

　　第六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姜耀飞表示，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正是支持起诉的要义。

　　对此，检察机关怎么做？

　　姜耀飞介绍说，检察机关可以就起诉状的制作等法律问题，向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并可以协助收集证据，提出支持起诉意见书，协调提供法律援助。检察机关原则上不出席法庭，但对于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或者法律意义的案件，经商人民法院，可以出庭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

　　民事支持起诉与履行公诉职能不同，一般以当事人申请为主；检察机关协助当事人围绕法定起诉条件收集证据，而非仅收集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除具有重大社会意义或者法律意义的案件外，检察机关一般不出席法庭，出庭时可以宣读支持起诉意见书，但不参与举证、质证等其他庭审活动。

　　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不同意起诉的，一般来说检察机关不能启动诉讼程序。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变更、放弃诉讼请求，达成和解协议的，检察机关不能干涉。

　　冯小光说，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并不是对所有案件都直接履行支持起诉职责，而是首先通过与有关部门积极协调，促请有关部门主动履职。如果有关部门履行职责遇到了问题和困难，检察机关再支持起诉。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并非大包大揽，而是通过积极履职，促进、协调、支持有关部门一体履职，形成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合力。“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支持起诉不是‘替代’起诉，检察机关不能独立启动诉讼程序。”

　　三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制度，为许多寻求诉讼救济的特殊群体提供无偿法律帮助。据统计，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18510件，支持起诉15419件；2020年，共受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32546件，支持起诉24355件。2021年1至9月，受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41966件，同比上升87.9%；支持起诉29303件，同比上升70.1%。

　　一连串温暖的数字背后，是检察机关对捍卫全社会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

　　

　　检察机关依法支持起诉，体现了对特殊群体权益的保障，彰显了司法人文关怀。姜耀飞介绍说：“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起诉，特别是支持特殊群体能够通过行使诉权获得救济，保障双方当事人诉权实质平等。”

　　姜耀飞透露，从近年来的办案数字看，支持进城务工人员起诉讨薪占民事支持起诉案件的半数以上，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待遇是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基本保障，事关个人权益和家庭幸福，更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检察机关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根治欠薪等专项整治活动的同时，对确有必要的，支持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起诉维权，助力其获得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待遇。

　　为此，各地检察机关积极履职、能动司法，将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予以推进。对此，冯小光表示，检察机关通过加强与法院、公安机关、妇联、民政、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沟通配合，有效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

　　三年来，检察机关通过民事支持起诉制度，为寻求诉讼救济的特殊群体提供大量无偿法律帮助，实现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看到，随着检察实践的发展，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也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较为原则，对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范围、程序、介入民事诉讼程序的程度等，缺乏明确具体规定，各地检察机关探索适用支持起诉制度时存在不统一、不规范的问题。“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指导性案例能为各地办理民事支持起诉案件提供精准指引。”冯小光说。

　　民事支持起诉案件绝大多数集中在基层，而基层检察人员配备、队伍专业能力等方面有待加强与提高。发布民事支持起诉指导性案例，推广各地检察机关开展支持起诉工作积累的成功经验，在冯小光看来，这也促进和加强了基层检察机关提升民事支持起诉工作的专业水平。

　　在指导各地工作的过程中，冯小光也注意到，尽管民事支持起诉案件数量逐年递增，年均超过1万件，初步达到一定规模，但因宣传总结不够等原因，社会公众对这项工作了解得并不多，众多需要支持起诉制度救济的民事主体，尚不知晓该项制度，从中获益自然也无从谈起。

　　“通过制发指导性案例开展普法宣传，有利于帮助更多民事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他说，编发民事支持起诉指导性案例，既是回应全国人大代表意见建议的重要举措，也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司法需求、贯彻实施民法典的重要体现。

　　作为人民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起诉制度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检察制度初创时期的一项探索，赓续好这一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尤为重要。检察机关能动履行支持起诉职能是法定职责，是厚植党的执政根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是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的有力手段，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以自身高质量的司法办案实践，推动民事支持起诉制度进一步丰富完善，为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