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0万网约工，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哥，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进去吧！”

　　刺眼的阳光下，一位皮肤黝黑、满脸褶子的中年男人，两只手里各拎着一个包裹，正急得上蹿下跳，焦急地在和保安争执。

　　“不行，单位规定，疫情期间，外来人员一概不准进入！”保安严格执法。

　　“我刚给顾客打了电话，他说正在往出走，我跑进去把外卖给他，我保证1分钟就出来！”

　　保安依然坚持原则。

　　于是，外卖小哥就一直在门线处来回跳着踱步。从开始的争执，变成了乞求。

　　紧接着，顾客出现，外卖小哥核实尾号后，瞬间将包裹甩给了他，跨上电动车飞驰而去。

　　这是今年夏天，发生在某单位门口的一幕。而这一幕，仅仅发生在30秒的时间内。

　　为什么短短30秒的时间，都能让一个中年男人使出哀求的口吻？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生存现状，是什么样的？他们的权益，如何来保障？

　　于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我们陆续采访了17位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工作的网约工，记录下了他们的生存故事。

　　

　　“5：20，5：30，5：40”，这是快递员陆超的三个闹钟时间。

　　5：20意味着他可以简单做个早餐，5：30意味着他只能拿一包牛奶在去地铁站的路上喝，而5：40意味着，他只能飞奔到公交站，在等地铁的间隙喝完牛奶。

　　而生活的常态是：为了多睡一会儿，他每天都是跑着去赶地铁。

　　“那为什么还要设置前两个闹钟呢？”

　　“嘿嘿，被吵醒后再赖床的那20分钟，幸福指数贼高！”

　　严格来讲，按照这个时间起床，陆超每天都要迟到40分钟。

　　陆超给我看了他们工作群领导发的通知：“全体人员6点准时到岗！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没有迟到的，关键时刻没有掉链子！”

　　陆超家住大兴，新宫地铁站6点才开门。鉴于他是四年的老员工，领导法外开恩，允许他每天6：40到。而从新宫站到位于西直门的快递站点，他也需要一路小跑，才能在40分钟内准时到达。

　　8点前，陆超需要完成“把枪交接”，将120～130件快递扫描、装车。按照“收1派2”的规定，早头班的这些货，需要在扫码后的两小时内，送到客户的手上。之后，每间隔两小时为一班，每天五班，晚上7点前完成所有派单。“但一般每晚10点前能派完当天所有单，就谢天谢地了。”陆超补充道。

　　比起快递员来，网约车司机的上班时间相对自由很多。

　　“我每天早晨7点左右开始出车，有时候睡到8点。”家住香山脚下的王大有，是一名有着四年驾龄的网约车司机。

　　祖籍河南开封的他，只身一人在北京打拼，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在老家。“北京生活成本太高了，我在北京挣的钱，寄回老家花，划算得很呢。”

　　20年前，他来北京做建筑工人。现在，年纪大了，建筑的活儿越来越不好找，就狠下心来，租了一辆租车公司的京牌车。“每个月缴纳4500块的租金给公司，剩下的钱，就归自己了。”

　　“每个月能剩多少呢？”

　　“这个就看你个人了，跑得时间长点，就挣得多。”

　　“您每天一般跑多久？”

　　“14个小时左右吧。也不固定，有时候晚上准备回家了，结果给你派了一个远距离的单。就像昨天晚上，我凌晨两点才到家。”

　　今年44岁的孙玲，是这次访谈中唯一的女性。之前在天津做驾考教练的她，因为疫情影响被辞退。经朋友建议，她选择只身一人来北京开网约车，老公和孩子都在天津，她和几个老乡合住在昌平的群租房里。

　　一般早晨8点出车，晚上10点回家。每天下午，她会把车开到中关村公园的免费停车位上，在车里小憩半小时左右。

　　看似自由的网约车司机，其实依然像是被系统支配的提线木偶。

　　

　　“如果在联想桥下的时候，你接到了艺海国际和皂君庙1号院的订单，你会先取哪一个？”

　　这是陆超抛给我的一个选择题。考虑到距离远近，我脱口而出：“艺海国际。”

　　“那我们就会选择在皂君庙路上逆行一段。因为这样，我们至少能省出5分钟的时间。”

　　这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选择题，日常遇到的类似选择，加上取单时间限制的因素，会加大选择的难度。

　　在快递员群体中存在“收1派2”规定，指的是快递员在派件过程中，如果接到新的订单，就需要在1小时内取到件。同时，还要保证2小时内送完当班的所有件。

　　这一规定，就是悬在快递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此，在如此严苛的规定之下，绝大多数的快递员都奉行“不超时是第一原则”。毕竟，交通违章不会扣钱，超时未取件被投诉要扣钱。

　　而这一现象，在外卖员群体中更加明显。

　　“骑手可以说100%的都会闯红灯和逆行，因为时间卡着呢！我们都是见红灯就闯，急着赶时间。”

　　今年42岁的李继恩来自河南南阳。“我原来在东莞的工厂里打工，做管理员，工资最高时每个月可以拿到3万块。后来厂里效益不好，工资下降，基本工资从2万一直降到8000。”

　　听说北京“有钱有机会”，于是2017年，他和妻子一起来北京“掘金”。他全职送外卖，老婆在必胜客打工。

　　勤奋的老李一般8点开完晨会就开干，一直干到晚上10点。“每天可以送35～50单，最多时一趟可以送3～10单。刚开始的时候，系统自动派单，手上有单的时候新的单也会告诉你，因为这个时候送的人少，叫‘压单’，去了就能拿外卖。2018年开始，系统升级，就没有压单了，送完一单才会派新的单，之前的优势就是减少了等餐的时间。现在等待的时间很长，配送时间又从50分钟压缩到了不足30分钟，越来越不好干了。”

　　钱确实挣到了：“那会儿一个月能赚1到2万，一年攒了21万，我是我们站21个人里面工资最高的，他们平均也就6000到7500。”老李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免充满自豪，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有一次逆行，老李骑着电动车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当时也顾不上疼痛，第一反应就是和司机道歉，这样兴许能少赔点。”因为没钱，与司机沟通后，赔了100块钱。送完那单外卖，才赶紧去看病买药。

　　这几年下来，老李闯红灯、逆行、摔倒是家常便饭。“只要没流太多血，不需要花钱看病，能忍就忍过去了。有一次摔得比较严重，瘸了快一个多月。但不上班就没钱，所以稍微好点就赶紧又去上班挣钱了。”

　　我问老李：看病的钱公司能报销多少？

　　“刚入职的时候站长就交代过了，2000元以下的小事故自己解决，超过2000的平台可以帮忙解决一些。”

　　“那有给你们上什么保险吗？”

　　“没有保险。现在有平台要求骑手都注册成个体工商户，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和站长沟通的时候，站长说平台没有责任替我们赔偿。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合理。”

　　今年，由于配送时间压缩到了30分钟，时间短了，压力大了，即使闯红灯，超时的次数也频繁了。只要超时，就要面临罚款。“正常一单配送费是7元，超时就扣5块，超时半个小时，就要赔钱给客户20元。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承担，工资就少了很多。”

　　工资大幅度降低，再加上老婆担心安全问题，今年，老李离开了外卖行业，转行到海淀区某高校做了水暖工，同时兼职给另一个新兴平台配送校园快递。“现在安全多了，老婆也放心了。她下班后还能来帮我忙，一起聊聊天，也挺好的。”

　　通过血汗构筑起资本大厦的无数网约工，当自己遇到问题时，却最终被资本无情抛弃。流汗流血过后，又注定要流下寒心的泪水。但问老李如何总结在不同平台当网约工的经历，他的回答仍是：“努力就有收获。”

　　我问：“如果平台给你们缴纳社会保险，是否会重返外卖行业？”老李说：“保险这些，他们也做不到，我不抱有希望。现在都是转包人员，第三方的公司来做，更没保障了。”

　　而陆超的回答更耐人深省：“比起社保，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作为快递员，陆超不仅需要跑得快，脑子也需要转得快。他需要将所辖区域道路熟记于心，从而在不同的路线中精准选择出最佳路线。同时，他更需要在不同距离的派件和收件地点中，选择先派件还是先收件。

　　如果派件和收件时间都临近的时候，如何选择，就成为每个快递员最为头疼的问题。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虚假滞留’。”“虚假滞留”对应的是真实滞留。即在快递员送货上门却联系不到收件人时，电话拨通9秒后，快递员就可以备注为“滞留”状态。那么，“虚假滞留”指的是什么呢？

　　“‘虚假滞留’其实是违规的，但又是我们的常规操作。当收件和派件时间都临近时，我们一般会选择先收件。因为寄件人往往比较赶时间，如果去得迟了，人家可能就出去吃饭或者赶火车去了。脾气不好的，还会投诉。而收件人往往没这么着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在系统内将派件信息单方面自动修改为‘滞留’。但你知道，其实是‘虚假滞留’，是存在风险的。风险就在于，如果系统自动回访收件人，询问快递员是否有打电话说明延迟送达理由，顾客如果说没接到电话，我们就会被判定为‘虚假滞留’，面临罚款扣工资调区域的惩罚。”

　　“那有哪些申诉渠道呢？”

　　“没有。有时候觉得挺委屈的。只有客户投诉我们的份儿，我们却完全没有发声的渠道。其实就是大家相互理解的问题。你想，有时候我去你们单位送快递，好多人因为开会或者领导找谈话，明明我都到楼下了，他迟迟不下来。我又不敢走，怕投诉。不走吧，我也不知道究竟要等多长时间。每耽误一分钟，就会影响我们之后所有货的派送时间，面临超时的风险。为什么我们可以理解你们，你们却无法理解我们呢？最后所有的风险，却都要由我们这些人来承受。”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

　　“超时罚款还算小事儿，丢件儿的责任更大。”

　　有一次，陆超接了一个换洗衣服的订单。从海淀接单后，派送到天津。但半个月后，顾客投诉说衣服寄丢了，里面是价值2000元的名贵衣服。陆超着急地在系统内来回寻单，但就是找不见。之后他把这个情况反馈到系统里，系统显示申诉无效。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掏钱赔给顾客。2000元，相当于他这一周都白干了。

　　类似的事情，外卖员也经常遇到。老李说，自己当年送外卖的时候，多次遇到人已经到楼下了，结果顾客突然取消了订单。按理说，老李可以再退回到商家，但这样一来一回，又耽误了送其他订单的时间，划不来。多数情况，老李会选择自己吃掉，就当给自己改善生活了。但遇到特别贵的饭菜，自己也吃不起，就只能无奈地再花时间退回商家。

　　这种物质损失往往还不是最糟心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心理上的不平等对待。

　　网约车司机张巍是个32岁的东北小伙儿，因为年轻，所以他喜欢跑夜单，夜单给的补贴更高。因此，他一般会选择在三里屯附近接单。凌晨时分，从酒吧出来的人打车，距离也比较远，每单能多挣一些钱。

　　今年6月份的一个凌晨，张巍像往常般接了一个三里屯那里花园酒吧到顺义的订单。“我心里窃喜，这下可接了个大单呀！”

　　到了酒吧门口，张巍给乘客打电话。门口有个醉酒的男士接起了电话，却旋即又挂断了。张巍再次拨打，男子在和女伴儿聊天，不耐烦地接起电话就开始辱骂张巍。

　　“他明明已经看到我了，但就是不上车。后来，他还专门走到副驾的位置，隔着窗户骂我，什么脏话都有。”

　　“那你可以直接开走吗？”

　　“不可以。平台规定，到站点后，只有乘客超时5分钟未上车的情况下，司机才能取消订单。所以，我就停在原地，等他足足骂满了5分钟才开走。现在想想挺后悔的，我应该开到别的地儿等满5分钟的。但是又怕他投诉。唉，没办法。”

　　单向的评价机制，资本把一些顾客都培养成了“巨婴”，而每一个网约工，都被迫变成了“哑巴”。

　　生活并不全部都是阴雨天，有时也放晴。

　　老李就遇到过。“当时有一个事儿让我印象挺深的。有一年，北京师范大学举办运动会，有个女同学买了6桶水，但她下了6单。你知道，我们是按单挣配送费的。我知道她是为我们配送员考虑。当时就很感动，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情在的。”

　　“还有一次，有人在家乐福买了40提卫生纸，但只下了一单。特别大的一个箱子，我给我们站长拍了照片。后来，我们站长给了我15块钱的补贴。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觉得，突然看见阳光了。”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群体，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陌生。

　　所有的偏见，都可以通过沟通、了解来化解。所有的职业，也都应该被温暖以待。

　　说不定，你赠出的一次善意，经过一圈的传递，未来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再次回到你身上。

　　这就是所有的故事，有艰难、有苦楚、有泪水，也有温情。无论什么样的情绪，都好过资本冷冰冰的无情。

　　希望这些推动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普通人的真实故事，能够唤醒装睡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