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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真凶并未走远》连载之十六
第八章 式微(下)
我在翼城向无数人问起过他们对李纯泰的印象，大家公认他是一个“实干家”。他在工作上和脾气上当然有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我接触过的绝大多数翼城人并不认为他就是文章里所说的“巨贪”和“暴君”。
我是北关村权力纷争的局外人，但凭着手头有限的资料也能发现那篇文章里有些话是信口雌黄。比如，李纯泰当年贷款在北关村盖起了县里第一家功能齐全的高档酒店——北关宾馆，他首先就“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大女儿李翠仙任命为经理。
对此，《法制与社会》的文章里作了如下“控诉”：
1996年一座漂亮的北关宾馆拔地而起。至于经理人选，李总早有谋划：在县盐业公司工作的大女儿李翠仙是个“经济人才”，干脆让她砸了那个“铁饭碗”，回身边捧个“金饭碗”。至于村里定的宾馆承包费每年100万元，那答应了怕什么？先将宾馆归农工贸总公司主管，女儿交钱不交钱给老子，谁敢管？如今，9年过去了，可怜村委会分文未见收入，而宾馆已被李经理转给别人经营，自己收承包金，似已成了宾馆的所有权人了。
而在2000年出版的报告文学《百万富翁的摇篮——北关村调查》里，我却看到了另一种说法：干部们说：李翠仙出任北关宾馆经理，与李纯泰绝对有关，但却与谋私谋利无关。宾馆建设总投资800多万元，“老大”个人借贷就有500万元。……另外，那时大多数人对宾馆的发展前景认识不足，就连我们干部中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建那么高级的宾馆会得不偿失。与此相适应，敢站出来承包经营者也就寥寥可数了。
村民们说：那算沾哪门子光呀？北关宾馆经理一职，是个重职，但不是肥缺，那么大的摊子，一旦干砸了咋办？再者说，翠仙又不是没挣钱的地儿，在当宾馆经理前人家就发了。
显然，“控诉”文章用了一种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李纯泰自认为是“举贤不避亲”的行为贴上了“以权谋私”的标签。
透过上面的例子，我只想说明社会的复杂性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在乡村政治中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起刑事案件夹杂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成为底层政治中权力博弈的一个砝码，其侦破的过程与意义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刑事案件，并且直接影响着李纯泰家族的声望和未来发展。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恰在此时出笼并且在翼城流传一时，其背景和动机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权”和“反腐”，似乎是要清算一个家族在翼城“一无是处”的发家史。
李文浩在分析这起案件的社会背景时曾写明：马朝晖和李慧两大家族在翼城都很惹眼，社会关系也极其复杂，特别是李慧父亲担任北关村领导职务很久，其本人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得罪过很多人，作为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会不会有人把忿恨的目光转向李慧呢？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工作作风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实际上，马朝晖被杀案发生之时，正值北关村由创业到守业的转换时期，在那之后，北关村在基本建设方面就不再像以往那样风声水起。这一点非常关键，在李纯泰的创业时期，他所兴建的每一个项目都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甚至是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扶持，这之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李纯泰朴素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在李纯泰大搞基本建设的收山之作——北关世纪文化广场建设期间，临汾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曾先后到工地现场调研、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他的大手笔建设赞赏有加。文化广场落成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者就是山西省第十次小康建设临汾现场会的省领导以及全省各地的代表。不用说，李纯泰又成功了。
这个例子说明工作作风有时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和官员的政绩需求产生良性的互动。翼城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早年的李纯泰，一年一个大工程，都能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给各乡、镇、村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他这么做，上面领导高兴，下面村民们也觉得他有能耐。李纯泰“精”得很，这时他总会提条件，让领导们在政策、资金、舆论等方面帮他一把，所以李纯泰总能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情。
李纯泰的“精”就是我所说的“朴素的政治智慧”，他懂得怎样在迎合领导的同时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说他“朴素”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迎合”仅仅是带头把工作做好，为领导分忧，他不可能归纳出事情的本质：当北关村成为一面旗帜时，在主政翼城的官员那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输送者。
至少有那么几年，山西省内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各位党政要员走马灯似的光顾北关村，一方面给当地主政官员带来了荣耀，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他们在政治生态圈中的交往半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纯泰坐镇北关村时，即便存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等缺点，都被县里甚至市里的官员们包容甚至忽略了。
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李纯泰一心埋头苦干，他与县里当政的主要领导从来都不是那种庸俗的“金钱”与“物质”的关系。他号称“翼城首富”，但在他担任村干部时期，翼城县的武保安、张德英两任县委书记因受贿罪而落马，李纯泰都不曾涉案，毫发未损，这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李纯泰的黯然失势，在于他由创业转入守业的时期，不仅无力再推出大手笔的发展举措，相反，他却陷入了纷纷扰扰的权力斗争之中，而且曾经一度四面楚歌。这种境遇和李慧犯下“杀人”罪有着直接关系，是的，谁能容得下一个“杀人犯”的父亲在村里像过去那样发号施令呢。以此为起因，北关村多年积累下的矛盾终于总爆发。
2004年7月，新来的县委书记张德英到任，他上任伊始看到的不再是当年那个有能力为领导“分忧”、可以为官员输送政治利益的李纯泰了，而是不断给领导们制造“麻烦”、催生“不稳定因素”的李纯泰，女儿“杀人”、村民“倒戈”、亲家“上访”……有一天，两人沟通不畅，言语不和，因此还在一个公开场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李纯泰回家恨恨地告诉女儿们：“我和张德英吵了一架呢，我说咱女子被冤枉了，他还说要相信公安局和检察院呢。”在场的李翠仙听见，心里一沉：这一回，天可真是要塌下来了！从此，李纯泰才真正开始在翼城县黯然失势。
到了2006年6月，由原学义接任张德英的县委书记时，李纯泰在北关村的政治生涯正式落幕。2007年7月，他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截留挪用上级拨付的10万元专项资金以及1998年扰乱交通秩序等三项违纪问题被翼城县纪委开除了党籍。5年后，清闲和失意之中的李纯泰因病去世，终年76岁。此时，李慧已经被改判死缓，案件上诉后正在等待一审法院的第三次开庭审理。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北管（已退休）、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殿梁、县政协主席李伦等官员出席了李纯泰的追悼会，致悼词的是翼城县总工会主席宋殿普。县委书记李朝旗在追悼会开始之前来到现场慰问了家属。
为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原党总支书记举行追悼活动，官方处理得谨慎低调而又不失规矩和礼仪。那时，李纯泰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他还有一个全国劳模的身份，因此，县里安排工会干部来致悼词显得十分得当。而在民间，老百姓对于李纯泰的功过是非还算是能一分为二。
随着李纯泰的离世，李家家道的式微为李慧及李文浩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一来，家境的式微直接瓦解了李慧和公安机关对抗的意志；二来，李慧、李文浩的招供客观上推进了案件“侦破”的进程；最后反过来，他们俩双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又直接击碎了李纯泰家族在翼城的最后一点声威。
本来，案件就是案件，法律就是法律，这种案外因素根本就不应该左右刑事案件的侦破，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我是北关村权力纷争的局外人，但凭着手头有限的资料也能发现那篇文章里有些话是信口雌黄。比如，李纯泰当年贷款在北关村盖起了县里第一家功能齐全的高档酒店——北关宾馆，他首先就“任人唯亲”，把自己的大女儿李翠仙任命为经理。
对此，《法制与社会》的文章里作了如下“控诉”：
1996年一座漂亮的北关宾馆拔地而起。至于经理人选，李总早有谋划：在县盐业公司工作的大女儿李翠仙是个“经济人才”，干脆让她砸了那个“铁饭碗”，回身边捧个“金饭碗”。至于村里定的宾馆承包费每年100万元，那答应了怕什么？先将宾馆归农工贸总公司主管，女儿交钱不交钱给老子，谁敢管？如今，9年过去了，可怜村委会分文未见收入，而宾馆已被李经理转给别人经营，自己收承包金，似已成了宾馆的所有权人了。
而在2000年出版的报告文学《百万富翁的摇篮——北关村调查》里，我却看到了另一种说法：干部们说：李翠仙出任北关宾馆经理，与李纯泰绝对有关，但却与谋私谋利无关。宾馆建设总投资800多万元，“老大”个人借贷就有500万元。……另外，那时大多数人对宾馆的发展前景认识不足，就连我们干部中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建那么高级的宾馆会得不偿失。与此相适应，敢站出来承包经营者也就寥寥可数了。
村民们说：那算沾哪门子光呀？北关宾馆经理一职，是个重职，但不是肥缺，那么大的摊子，一旦干砸了咋办？再者说，翠仙又不是没挣钱的地儿，在当宾馆经理前人家就发了。
显然，“控诉”文章用了一种移花接木的方式把李纯泰自认为是“举贤不避亲”的行为贴上了“以权谋私”的标签。
透过上面的例子，我只想说明社会的复杂性和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在乡村政治中也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起刑事案件夹杂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成为底层政治中权力博弈的一个砝码，其侦破的过程与意义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刑事案件，并且直接影响着李纯泰家族的声望和未来发展。这篇内容丰富的文章恰在此时出笼并且在翼城流传一时，其背景和动机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权”和“反腐”，似乎是要清算一个家族在翼城“一无是处”的发家史。
李文浩在分析这起案件的社会背景时曾写明：马朝晖和李慧两大家族在翼城都很惹眼，社会关系也极其复杂，特别是李慧父亲担任北关村领导职务很久，其本人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得罪过很多人，作为他最疼爱的小女儿，会不会有人把忿恨的目光转向李慧呢？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工作作风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实际上，马朝晖被杀案发生之时，正值北关村由创业到守业的转换时期，在那之后，北关村在基本建设方面就不再像以往那样风声水起。这一点非常关键，在李纯泰的创业时期，他所兴建的每一个项目都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甚至是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扶持，这之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是李纯泰朴素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
在李纯泰大搞基本建设的收山之作——北关世纪文化广场建设期间，临汾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曾先后到工地现场调研、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他的大手笔建设赞赏有加。文化广场落成后，接待的第一批参观者就是山西省第十次小康建设临汾现场会的省领导以及全省各地的代表。不用说，李纯泰又成功了。
这个例子说明工作作风有时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和官员的政绩需求产生良性的互动。翼城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早年的李纯泰，一年一个大工程，都能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给各乡、镇、村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他这么做，上面领导高兴，下面村民们也觉得他有能耐。李纯泰“精”得很，这时他总会提条件，让领导们在政策、资金、舆论等方面帮他一把，所以李纯泰总能做成别人做不成的事情。
李纯泰的“精”就是我所说的“朴素的政治智慧”，他懂得怎样在迎合领导的同时去实现自己的预定目标，说他“朴素”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迎合”仅仅是带头把工作做好，为领导分忧，他不可能归纳出事情的本质：当北关村成为一面旗帜时，在主政翼城的官员那里，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利益输送者。
至少有那么几年，山西省内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各位党政要员走马灯似的光顾北关村，一方面给当地主政官员带来了荣耀，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展了他们在政治生态圈中的交往半径。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李纯泰坐镇北关村时，即便存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等缺点，都被县里甚至市里的官员们包容甚至忽略了。
同时，也不可否认，这些年来，李纯泰一心埋头苦干，他与县里当政的主要领导从来都不是那种庸俗的“金钱”与“物质”的关系。他号称“翼城首富”，但在他担任村干部时期，翼城县的武保安、张德英两任县委书记因受贿罪而落马，李纯泰都不曾涉案，毫发未损，这便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李纯泰的黯然失势，在于他由创业转入守业的时期，不仅无力再推出大手笔的发展举措，相反，他却陷入了纷纷扰扰的权力斗争之中，而且曾经一度四面楚歌。这种境遇和李慧犯下“杀人”罪有着直接关系，是的，谁能容得下一个“杀人犯”的父亲在村里像过去那样发号施令呢。以此为起因，北关村多年积累下的矛盾终于总爆发。
2004年7月，新来的县委书记张德英到任，他上任伊始看到的不再是当年那个有能力为领导“分忧”、可以为官员输送政治利益的李纯泰了，而是不断给领导们制造“麻烦”、催生“不稳定因素”的李纯泰，女儿“杀人”、村民“倒戈”、亲家“上访”……有一天，两人沟通不畅，言语不和，因此还在一个公开场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李纯泰回家恨恨地告诉女儿们：“我和张德英吵了一架呢，我说咱女子被冤枉了，他还说要相信公安局和检察院呢。”在场的李翠仙听见，心里一沉：这一回，天可真是要塌下来了！从此，李纯泰才真正开始在翼城县黯然失势。
到了2006年6月，由原学义接任张德英的县委书记时，李纯泰在北关村的政治生涯正式落幕。2007年7月，他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截留挪用上级拨付的10万元专项资金以及1998年扰乱交通秩序等三项违纪问题被翼城县纪委开除了党籍。5年后，清闲和失意之中的李纯泰因病去世，终年76岁。此时，李慧已经被改判死缓，案件上诉后正在等待一审法院的第三次开庭审理。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北管（已退休）、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殿梁、县政协主席李伦等官员出席了李纯泰的追悼会，致悼词的是翼城县总工会主席宋殿普。县委书记李朝旗在追悼会开始之前来到现场慰问了家属。
为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原党总支书记举行追悼活动，官方处理得谨慎低调而又不失规矩和礼仪。那时，李纯泰虽然已经不是党员，但是，他还有一个全国劳模的身份，因此，县里安排工会干部来致悼词显得十分得当。而在民间，老百姓对于李纯泰的功过是非还算是能一分为二。
随着李纯泰的离世，李家家道的式微为李慧及李文浩日后的遭遇埋下了伏笔。一来，家境的式微直接瓦解了李慧和公安机关对抗的意志；二来，李慧、李文浩的招供客观上推进了案件“侦破”的进程；最后反过来，他们俩双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又直接击碎了李纯泰家族在翼城的最后一点声威。
本来，案件就是案件，法律就是法律，这种案外因素根本就不应该左右刑事案件的侦破，但是，现实却恰恰相反。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