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职业教育的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来自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但是，高级技工的缺乏，依然是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在全国超2亿的技能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仅有5000多万人，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人。且该数据仍在不断扩大中，预计在2025年将接近3000万。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已经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如何突破职业教育转型过程中的困境和瓶颈，让职业教育更好服务国家发展需要，以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为此，本社记者专访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华职教社常务理事孙善学教授。

　　

　　从统计数据来看，当前我国共有1.17万所职业院校、3088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近年来，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有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可见，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能人才和智力支撑。

　　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从教育供给的角度认识职业教育，忽视了职业教育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职业教育的教育属性为人熟知，但其经济价值和民生价值却被低估。在很多地方，举办职业教育作为提高教育普及程度的手段，而不是作为实现高质量就业和增强产业支撑的途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产生了职业教育“低人一等”,重普教轻职教、重升学轻就业的错误倾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及今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强调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近期在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草案中也提出了很多有力措施，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征求意见稿对此做出了针对性的措施：修订草案稿出现了“职业高等学校”“职业本科”等说法。这些新观点、新政策对提升职业教育的地位，有何意义呢？是否能让职业教育不再“低人一等”？

　　孙教授解释说：“我们应该看到当今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对技能提升的新需要，职业本科的出现是职业教育应对这种趋势变化的反映。有关资料显示，现在中职学校毕业生60%以上升入高等学校，这并不表示中职学校以‘升学教育’为主了，中职学校的职业教育性质不能变，有一定比例的学生升学到高一级职业院校，这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以及新业态、新职业不断涌现所引起的经济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化相关。我们还要在政策和制度设计上，鼓励职业学校毕业生先就业再上学，专科和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要重视招收有一定工作经历的考生，打通职前职后学习渠道，实行‘学习—工作—再学习’，符合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和职业教育规律。”

　　纵观过去，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学龄人口的上学问题，大众普遍认为职业教育发展也主要是满足人的升学需求。孙教授表示，如果仅仅抱着解决升学问题，就把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看低了，职业教育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小，也会离社会越来越远。

　　孙教授认为，职业教育是从职业出发的教育，职业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这与普通教育或者其他类型教育显著不同。同时认为职业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以社会职业要求和人的职业发展需求为基础。

　　孙教授提出：“职业教育既有‘教育’的一般性，又有‘职业’的特殊性，职业教育要从职业出发，没有职业需求就没有职业教育。”

　　过去我们习惯于用一般教育的规律来看待职业教育，不重视从职业需求出发研究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作为低于普通教育的“层次教育”，参照普通教育模式办学，事实证明，这样的错误认识，会让职业教育越来越被边缘化。

　　“‘职业’是职业教育的起点也是归宿。职业教育的标准一定是跟社会的分工体系相匹配的标准体系，职业教育不能走学历路线，如果职业教育直接套用学历教育制度，撇开‘职业’为主导的前提，把职业教育简单划为一种学历层次教育，会大大降低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矮化职业教育功能，从而限制职业教育的科学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本质区别在于，职业教育不以学历为主导，而社会分工才是主导。”孙教授解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参照学历教育的体系给予职业教育学历认可，但不能反过来以学历为标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

　　2019年，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开始试点。设立职业本科学校，意在补齐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短板，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发展为以中等职业教育、高等专科职业教育、高等本科职业教育为链条的多层次职业教育体系。但据多方了解，试点学校多为一些民办专科职业学校升格，职业教育办学特色不够鲜明，究竟能否培养出创新型高技能人才，打通高技能人才成长的通道，填补中高端产业领域技术技能人才的空缺，还需要很多制度和政策的支持。

　　据媒体报道，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就业季，职业院校就业实现“逆袭”：2020年，全国1300多所专科高职院校的近400万名毕业生，实现了97％的就业率，比普通本科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出不少。

　　职业院校学生如此火爆的就业率，逆风翻盘，为打破“唯学历论”提供了契机。

　　

　　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一样，都需要质量。但职业学校的教育质量，更重要的要体现在满足行业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实现高质量就业上。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需要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与之相匹配。要大力提高办学综合实力、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供给能力。”孙教授表示。

　　“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里，基础知识太多，跟具体的实际应用没有太多的联系。基础是需要的，但是大部分基础内容，在初中或高中阶段的学习中已经有所涉猎。理论学了不少，但是真到用的时候，与具体实际还是结合不起来。面向市场培养人才是职业教育的使命，但学校的专业体系往往落后于产业发展的需求。”孙善学教授指出。

　　职业学校不仅要考虑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企业发展和技能人才培养的需求。不仅要考虑学生在校学习，还要考虑学生未来如何在职场中学以致用。“现在企业最需要的，是有一定实操能力的毕业生。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最终还是要与企业用人需求相匹配，因此，培养计划、教学内容都要与企业融合。产教融合是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孙教授说。

　　孙教授认为，学校对接地区产业经济发展与技能人才的需求，需要得到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

　　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已有21个城市申报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建成各类职教集团1500多个，覆盖了90%以上的高职院校、近70%的中职学校、近3万家企业。

　　虽然从2015年开始，国家多次出台相关文件，不断呼吁和推进产教融合，但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依然存在产教融合不深等问题。

　　我们在调研中，常常听到这样的情况：一些企业给职业学校下订单，要求学校定向培养专业技能人才，但是大部分毕业生很难满足“毕业即上岗”的要求。学生在校期间学到的技能和企业的需求，仍然存在着一些差距。

　　针对这种情况，孙教授认为，没有行业企业参与，仅靠职业学校很难培养出合格的职业人才，更不用提“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了。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一直存在，且目前尚未解决。实训实操是锻炼学生技能的必要途径，真实的工作环境、操作流程，是影响技能培养的重要因素。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职业学校还是要和企业积极沟通，实现专业对标行业企业，制定就业指向非常明确的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除此之外，还应该建议职业学校在企业建立实习基地或共同教学基地，把上课的地点变成工厂车间，让学生所学不只停留于课本，打通理论与实践的界限，让学生走出校门就能走进厂门。

　　“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深度融合，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产教融合的战略部署，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产教深度融合的类型教育转变，发展方式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

　　因此，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是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基本保障。

　　对此孙教授认为，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专业要根据产业需求和社会用人体系来设置。要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根据产业发展需求设置专业，加快专业目录调整，建设专业群；创新课程体系，将行业企业技术、管理、标准等信息引入课程标准和教学内容；实行以能力目标为主线，工学结合、教学做合一、过程与评价相统一的课程与教学新形态，推行案例教学、情景教学、项目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着力提升受教育者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期以来，职业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偏弱，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职业学校专业设置无法满足企业的需要，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职业学校缺乏与企业的良性互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职业教育，一直位于世界领先水平，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作为制造业强国，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成为德国工业界的中流砥柱，在德国，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选择了职业教育。

　　德国的“双元制”教育，即同时开展偏重理论的职业教育和偏重实操的职业培训。在培训期间，学生不仅需要在职业学校里完成职业教育，还要作为学徒在企业中完成相应的职业培训。企业会根据未成年人劳动法向学生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并给予适当的年假。

　　学校和企业相互协作，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和实践工作，“双元制”教育模式直接与生产岗位相连通，既节约了教育资源，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目的性，使之毕业后能迅速投入工作中。

　　报道显示，企业在完成对于学徒工的培训后将其留用的几率在2019年达76.5%。正是这种培训系统和就业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德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低，并被社会普遍认为是确保劳动力供应以及将培训系统成功过渡到劳动力市场的优秀解决方案。

　　德国“双元制”模式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学校和企业共同合作培养学生，避免了学校培养几年后，发现企业不需要这样的学生的情况发生。

　　虽然近几年，各地职业学校认真落实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一系列政策，围绕《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主动推广，积累经验，在校企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2020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现阶段校企合作深度仍然不够。尽管我国已为职业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发展环境，但实际上，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还需进一步激发，还缺乏支持企业办学的财税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等。部分企业的用工需求与学校的办学信息还存在沟通不畅的窘状，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还缺乏对学校的人才培养情况的了解。国家对于企业支持职业教育的优惠政策及经费补偿政策仍需完善。

　　据孙教授介绍，目前，尚未完全建立基于市场需求拉动的校企合作关系，校企之间没有共赢发展的长远合作计划，合作实质停留在实习就业等浅层次，合作缺乏可持续性。不少企业对于人才培养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将校企合作作为功利性的投资，存在提供重复性劳动岗位多、技术性岗位少、与学生专业不符等问题。不少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存在着招生和招工同步难以实现，学校以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与校企合作工学交替的模式相矛盾，学校的评价标准和企业实际工作评价标准不尽相同，学生分散到企业的不同岗位实习很难统一标准衡量学习成绩，等等。以上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校企合作深入开展。

　　为了鼓励和引导企业力量深入参与职业教育，9月1日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中，第七条明确表示，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第九条也指出，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这符合当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教改方向。

　　目前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合作还不够，职业学校往往一头热，企业参与度不高。还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

　　据统计，此次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中，“企业”一词出现了52次，“行业”一词出现了35次，充分显示了职业教育法（征求意见稿）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

　　但是如何调动企业积极性，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依然是立法过程中的难题。

　　对此，孙教授表示：当前最紧要的，一方面，是健全校企合作制度体系，完善宏观及微观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自上而下系统化的制度体系，权威界定校企合作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合作过程中涉及的人、财、物以及收益分成等方面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另一方面，是完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重点解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过程中的合作招生招工、教学管理、工学交替、评价标准、实习就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保障校企合作的有效进行。

　　新时代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时代赋予了职业教育新的使命和责任，但职业教育如何破解短板和瓶颈，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还需多方努力。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