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回眸峥嵘的岁月

　　今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记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从武昌乘轮渡来到汉口，顺着长长的台阶拾级而上，便到了码头出闸口。抬头远眺，一座具有希腊古典式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建筑物迅即进入眼帘。这就是汉口标志性建筑——江汉关大楼。

　　始建于1921年的江汉关大楼，与中国共产党同龄，历经了世纪沧桑一路走来，依然屹立于长江之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百年来的峥嵘岁月和时代辉煌。

　　汉口是武汉乃至华中地区的政治、金融、商贸、对外交往中心和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以“东方芝加哥”之名驰声于海内外。另外，汉口地处华中腹地，所以又有“九省通衢”之称。

　　1923年，汉口短暂设立为中国第一个直辖市——汉口市。新中国成立后，汉口与武昌、汉阳再次合并为武汉市。《大汉口》《喋血大汉口》《汉口码头》《连环套》《烈火》《刀剑舞者》《风暴》等历史题材影视剧，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汉口的英勇睿智、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

　　如今，历经血雨腥风而保存下来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八七会议”会址、中共中央宣传部暨瞿秋白旧居、中共中央组织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旧址、遗迹，成为人们走近革命史、了解党史的重要场所。

　　

　　“二七”大罢工：我党领导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强大力量

　　“二七纪念碑是为纪念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中，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帝反封建而牺牲的京汉铁路工人修建。爆发于1923年2月的大罢工震惊中外……”二七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向来凭吊革命先烈的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的干警介绍。 

　　4月15日下午，汉阳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党支部的党员干警前往武汉二七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在二七纪念碑前，在革命先烈的见证下，该院支部党员举起右手，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

　　记者了解到，因为“二七”大罢工，武汉市江岸区将一条路命名为“二七路”，还建立了二七纪念馆、二七纪念碑、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等纪念建筑，延伸出二七长江大桥这类标志性城市景观。在隔江相望的武昌洪山上，还有施洋烈士陵园。

　　其中，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武汉党史上，拥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1922年，京汉铁路沿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先后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后改为分工会)。1923年2月3日，总工会由河南郑州秘密迁移至汉口，即现在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所在地。在这里，总工会领导人起草了《特别紧要启事》《罢工宣言》《警告本路司员》《警告旅客》等文件、传单，向武汉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宣传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原因和目的。

　　1923年2月4日上午，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中共党员林祥谦在这里下达了罢工命令，江岸机厂（现江岸车辆厂）锅炉工黄正兴接到命令后，用双手紧紧握住三管汽笛拉杆，奋力拉响了指挥罢工的汽笛。顿时，铁路工人熄炉灭火，关闸刹车，停电放水……3小时之内，京汉铁路全线客车、军车、货车一律停驶——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1923年2月7日下午，参加最后谈判的工人代表，聚集在京汉铁路总工会共商大计。从这间普普通通的屋子里，他们悲壮地出征了。林祥谦用带血的呐喊，发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的号召。大军阀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不少人倒在了反动军警的枪口、刀尖下。林祥谦也不幸被反动军警逮捕。当天晚上，天降大雪，敌人将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断然拒绝。最后，林祥谦英勇就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场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另一位领导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湖北竹山人施洋。施洋是中国首位“劳工律师”，曾就读于湖北警察学校，期满毕业后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律。之后，他与武汉法学界人士组织法政学会，主张律师是保障人权、伸张公理的工具。1922年6月，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底，他领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后，参与组建了武汉工团联合会，并被聘请为该会法律顾问。

　　在“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行动中，施洋积极组织武汉工人和学生进行反对吴佩孚的游行示威。1923年2月7日晚，施洋也被反动军警逮捕。在敌人的法庭上，施洋怒斥军阀镇压工人运动的滔天罪行，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力压敌人的嚣张气焰。同年2月15日凌晨，敌人将施洋押赴武昌洪山脚下的刑场，执行枪决。施洋牺牲时年34岁。当晚，汉口人力车工会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把施洋的遗体收殓在武昌城外的江神庙中。同年7月，中共湖北党组织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将施洋的灵柩安葬在洪山北麓。1953年，施洋烈士的衣冠冢迁建至山腰，修成现在的陵墓纪念园。

　　记者了解到，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全路2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 1200公里铁路陷入瘫痪，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极度恐慌。大罢工虽然失败，但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第一次彰显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强大力量。同时，工人阶级的英勇抗争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压迫中国人民的两座大山，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八七会议”：见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伟大转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3月23日上午九点多，在武汉市汉口鄱阳街一座联排三层西洋式建筑的小楼上，来自武汉市公安部门的人民警察正在认真倾听讲解员的讲解。

　　这里是“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所在地，这座小楼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

　　4月26日，我国外交部向全球特别推介了湖北之后，首个来自乌拉圭、牙买加、巴哈马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团一行参访了“八七会议”会址，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详细了解了1927年中国共产党紧急召开挽救党、挽救革命的这场彪炳史册的重要会议。

　　记者了解到，“八七会议”会址是1920年英国人建造的一排西式公寓中的一个单元，曾经是原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农民问题顾问拉祖莫夫的住所，位于原俄租界汉口三教街41号。如今，这里已经变更为汉口鄱阳街139号。1978年8月7日，“八七会议”会址恢复原貌并建立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1980年，邓小平同志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馆名。会址纪念馆分别获得“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多个荣誉称号。

　　目前，重建并修缮一新的会址纪念馆共有三层，由基本陈列展厅、辅助陈列室、临时展厅、复原会场和办公用房构成。置身其中，大量文物、照片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再现了“八七会议”的历史。此外，纪念馆还运用触摸视频、幻影成像、多媒体互动墙面等科技展示手段，将当年暴风骤雨、白色恐怖的情景一一展现在观者面前。

　　记者随着参观的游客来到一间10余平方米的房间前，看见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高高悬挂在门上。房间里，三屉桌、方凳、圆凳、长凳和靠背椅，错落安放。“这里便是当年召开‘八七会议’的地方，为期一天的会议解决了我们党该向何处走，该做什么的问题。这里既是转折点，也是新的起点。”讲解员介绍道。

　　据介绍，1927年春夏，暴风骤雨般的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席卷全国，遭到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运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时的武汉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中共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中央领导人和身份公开了的共产党员陆续更换住所，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紧急秘密会议，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会议原定于1927年7月28日举行，因为形势紧张，交通困难，被一再推迟。同年8月7日，在革命形势相当紧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得已决定召集部分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以及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委员、中央秘书处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共有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邓小平等20多位革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赶到三教街41号来参加会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米那兹及其助手诺依曼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这次会议是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召开的。虽然会议只开了一天，但取得了巨大成果。

　　会议及时纠正和结束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中国革命起到了重大作用，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这次会议深远意义还在于，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各地中共组织领导农民、工人和部分革命士兵揭竿而起，武装起义席卷湖南、湖北、四川、广东、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河北、山东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1927年9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及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逐步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对于“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有这样的评价：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已成为武汉最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今年3月29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核定公布了该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位居该名录第一。

　　记者还从“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处了解到，自1978年建馆开放以来，纪念馆始终坚持“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这一宗旨，不断丰富完善展陈内容、创新展览形式，开展以红色为主题的文化惠民活动。2016年，纪念馆入选人民日报社、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评定的全国20个“我最向往的党史纪念地”之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荆楚大地，武汉经历了一段非常时刻。在城市重启后，“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仍接待观众逾8万人次，线上直播活动观众约1065万人次，未成年人（含线上“云课程”）4万人次。

　　如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与毗邻的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群已成为全国人民在江城探寻红色足迹“打卡”必到之地。

　　今年5月1日小长假，不少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游客到上述两地参观。游客纷纷表示，参观“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在特殊时刻，由危转机的伟大历史转折；参观武汉中共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可以了解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的历史，以及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在武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过程，可以深刻体会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更加珍惜和平年代。

　　

　　位于武汉市汉口江岸区长春街57号（原中街89号）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是1938年1月至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武汉八办）办公地。彼时，国民党定武汉为临时首都。所以，武汉八办因其所处位置而成为中共建立在当时国统区和全国抗日中心的重要机构，在领导团结国内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蒋介石被迫抗战，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了领导推动伟大的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允许八路军总指挥部分别在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管辖区建立公开的办事机构——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四军办事处。

　　史料记载，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委派董必武到武汉负责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筹建工作。“筹建初期，武汉八办不是在这里办公，而是在汉口府西一路（今汉口民意一路）安仁里1号董必武住处，当时由李涛（李湘龄）任处长。”武汉八办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

　　据介绍，1937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南京失陷后，国民党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各民主党派领袖、社会名流、文化界人士，全国著名抗日救亡团体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这时，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也随之转移到武汉。董必武、叶剑英经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将两地办事处合并，仍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由于办事处人员激增，办公用房紧张起来。

　　同年12月中旬，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从延安来到武汉，决定由李克农、钱之光等人负责抓紧解决办事处的办公用房问题。最终，汉口中街89号（即今长春街57号）的一栋四层小楼作为武汉八办的办公及生活用房，并于1938年1月正式对外办公。

　　武汉八办下设有副官室、接待室、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室、电台室、机要科等，后考虑到安全问题，增设警务科和军务科。周恩来和叶剑英、罗炳辉直接领导武汉八办的工作，钱之光任处长。 

　　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办公场所也设在武汉八办。据湖北档案馆公开资料披露，周恩来到武汉以后，就与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着手重建湖北省委，并创建新四军。此外，他还派遣干部到农村去，相继成立了鄂东、鄂中、鄂南三个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培养了1600余名抗日军政干部，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

　　新四军军部1938年1月迁往江西南昌后，由武汉八办代办新四军驻汉办事处的一切工作。这时的武汉办事处，对外作为人民军队驻在国民党临时首都的公开机构，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和联络的中枢。

　　“八办在一楼办公，长江局在楼上，条件非常艰苦。”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周恩来和邓颖超、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办公室就是卧室。旧址重建后，他们曾经用过的物件，均按照当年的办公场景复原陈列。”

　　1938年6月11日，日军开始进攻安徽安庆，武汉会战由此拉开序幕。这场以“保卫大武汉”为口号的大规模战役主要在武汉外围展开，整个战事从长江沿线，扩大至大别山麓、赣北南浔铁路以及武汉近郊，纵横数千里，历时约4个半月，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之一。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武汉沦陷。“纪念馆内举办有《武汉抗战》展览，再现了当年这场大规模战役的激烈和残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据介绍，武汉八办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直至武汉沦陷当日清晨才撤离。周恩来在危机关头，也同他们一直坚持到最后。其间，他还对中共湖北省委的今后工作做了细致安排。

　　从1937年10月筹建，至1938年10月撤离，武汉八办在武汉虽仅有一年的时间，但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武汉市江岸区委党史办公室王宏撰写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武汉抗战中的历史作用》一文（原载《武汉党史》2015年第4期）中披露，武汉八办是当时全国通往延安的交通总站。武汉沦陷前凡由华中、华南、西南各地到汉向中共长江局汇报或联络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和干部，均由办事处秘密接送。其中，有包括中共江苏省、河南省、广东省、湖南省、贵州省的省委书记或者工委书记。延安派往南方各地的重要军事、政工干部，如项英、张云逸、曾山、周子昆、袁国平、聂鹤亭、张经武、张国华、萧望东、陈康等人，由此中转到工作的目的地。另外，由于国民党在抗战中对共产党采取的是外松内紧、阳奉阴违政策，中共地方组织负责人身份一旦被发现后即遭逮捕。为此，武汉八办也做了许多营救工作。同时，武汉八办利用武汉交通便利的条件，将一批批物资源源不断输往延安，分送给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武汉八办还是从国统区向延安及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输送优秀人才的中转基地，大批进步青年从这里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武汉八办工作期间，还做了大量的外事工作。当时，到武汉的国际友人很多，周恩来多半时间是安排在武汉八办与之相见。这其中有著名的外科专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和斯特朗，荷兰摄影家伊文思，印度友好人士柯棣华率领的援华医疗队等。 

　　可惜的是，1944年日军占领武汉期间，武汉八办被美军飞机炸毁。在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在1978年开始重新修复旧址，并建立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纪念馆，1979年3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叶剑英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武汉八办旧址纪念馆，已经成为广大青少年、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本文涉及史料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及相关场馆提供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