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浓缩鄂近现代史

　　

　　浩浩荡荡的长江穿城而过，将湖北省会城市武汉分隔为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雄伟壮观的武汉长江大桥又将三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位于长江南岸的武昌，历史上曾作为一个独立的武昌市、武昌府存在，与汉口、汉阳隔江相望。过去，武汉人习惯将武汉市长江以南的市区部分统称为武昌，这种称呼也一直延续至今。

　　虽然现在的武昌分布有武昌区、洪山区、青山区等行政区，但以中华路、民主路、彭刘杨路、首义路、中山路、解放路为主轴的武昌区，仍是老武昌城的硬核地带。这里不仅有南来北往的水运码头——汉阳门码头、中华路码头，还有全国著名景点黄鹤楼以及美食街户部巷，更因为这里还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摇篮，中共建党“一大”湖北小组在这里产生、中共建军“八一”南昌起义主力从这里出发、中共领导全民抗日的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创办，这里是中共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的策源地。

　　如今，在历经岁月尘埃、烽烟洗礼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的武昌在蜿蜒绵延的蛇山、凤凰山的簇拥下，一边享受着岁月静好，一边向每一个途经或长居此地的人讲述着它的英雄故事、红色记忆。

　　

　　民主路上诞生了武汉党组织

　　2021年春天，江城武汉。蛇山之巅的黄鹤楼景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武汉迎来重启一周年。在这个特定的节点，湖北省诚邀全国援鄂医护工作者重返武汉，开启一段“樱花之约”。在这个春天，来到武汉的每个人都可以放心地摘下口罩，看看一年前“搭把手”支援过的城市，曾经在一起战斗过的彼此。

　　黄鹤楼脚下的民主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早已恢复了昔日的繁华。在民主路上，全国网红打卡之地——户部巷广为人知，慕名而至的八方游客在这里品味着湖北的知名小吃和美食，而创建在这里的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却鲜有人知。

　　历史上，民主路叫抚院街，是通往武昌城城门、直达长江码头的必经之路。

　　1919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昌，筹资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于1920年3月正式开始招生。

　　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汉俊与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发起组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李汉俊在给董必武的信件中，提出希望董必武和张国恩（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武汉也组建起同样的组织。董必武、张国恩意识到这是一件严肃的大事，于是他们联合在武汉中学教英文、对马克思主义有浓厚兴趣的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地区早期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一起谋划。

　　陈独秀也高度关注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他在同年8月委派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的湖北鄂州人刘伯垂带着党纲草案来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当月，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主持了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等参加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会，介绍了上海组织成立的情况，与会者集体学习了党的知识，传阅并讨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研究了如何开展活动，制定了秘密开展组织活动的制度，推选包惠僧为临时支部书记（常驻机关部工作）。会后，他们租用多公祠5号作为党组织机关，门前挂“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

　　在这次秘密会议上，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小组成立之初，他们即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重要活动，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团体。小组成员在武汉中学、武昌高师、省立一师、省立女师组织进步学生参加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后，董必武等人继续扩大武汉早期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成员还有黄负生、刘子通、赵子俊等。而以“朴诚勇毅”作为校训的武汉中学，也渐渐成为湖北的红色中心和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9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等5人均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成为中共“一大”召开前武汉党组织的中坚力量。

　　时至1921年，全国已有6个共产主义小组。彼时，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包惠僧以陈独秀私人代表的身份从广州到上海参加会议，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8月，董、陈返回武汉，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委员会；12月，中国共产党武汉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

　　武汉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织。

　　

　　中共“五大”，首提“政治纪律”

　　实际上，早期中国共产党有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武昌。如，在非常时期，于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五大”）就是其中之一。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坐落于素有“中国第一红街”之称的武昌区都堤府路上。在这条长不足500米的老街，南与武昌繁华的中华路相连，拐个弯就可以抵达长江之南岸的中华路码头。老街向北延伸，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中共“五大”会址、武昌廉政文化公园、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依次坐落其间，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景区”。

　　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于2006年10月依托旧址建立，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纪念地。2007年11月建成开放，位于都府堤20号。今年春节过后，记者来到纪念馆时，正碰上了外墙装修，没有对外开放，但从大门远眺，融合西式风格的学宫式建筑依稀可见。

　　据介绍，中共“五大”会址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6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也称为国立武昌第一小学)。1922年至1927年，陈潭秋和夫人徐全直在这里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后来，董必武称这里“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此举行开幕式。这次会议是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紧急召开的，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对这次会议，后人评价：这是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从艰难困苦走向光明大道的重要见证。

　　如今，中共“五大”会址再现了94年前中共“五大”开幕会会场的场景。彼时，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等96人。这些共产党人肩负着挽救革命的重任。

　　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等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正确原则，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大会初步提出了健全党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系统的一系列措施，如确立民主集中制为党的指导原则，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毛泽东等当选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

　　面对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在中共“五大”上，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这一概念，把严守政治纪律提高到全党义务层面。这对后来的纪律建设影响深远。

　　据史料记载，中共“五大”对党的建设特别是纪律建设方面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党的历史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由10人组成，王荷波为主席、杨匏安为副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专门的党内纪律检查机构，是中央纪委的前身，开启了党内监督的组织创新，高举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开始走向正规的重要标志。

　　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监察委员会？这与当时党中央面对的严峻形势有关。彼时，党中央如不及时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如不及时维护纪律、监督党员，就会对党的组织、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党内监督制度的建立，把严格党的纪律作为全体党员及全体党组织最重要的义务，能够有效清除党内违纪分子和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革命队伍的健康发展。

　　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对面的武昌廉政文化公园内，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10名成员的群雕昂然挺立，眼望远方。史料记载，10名成员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忠实履行监察委员职责，坚决反对党内贪污腐化、坚决惩治违反纪律者，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没有出现1名叛徒。其中8人相继牺牲。牺牲时，他们中年纪最大的45岁，最小的仅21岁。他们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所有纪律中，政治纪律始终排在第一位。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

　　在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在党的纪律中，政治纪律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政治纪律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武昌区中华路延伸至临江大道再北行600多米，可见一条由青石铺成的小巷。小巷左侧红巷艺术城商铺林立，右侧为六层楼高民房。步行至小巷中段，一石磨围墙圈起的院落映入眼帘。这个幽静的院落位于这条小巷与都府堤路交界处的丁字路口，当年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简称讲习所）就在这里，与都府堤路上的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遥遥相望。

　　讲习所所在之地，是毛泽东亲自选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倡议创办的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1958年，纪念馆在旧址内筹建，1963年正式开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讲习所题写了馆名。1982年，讲习所旧址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距讲习所200米远的都府堤路41号，是毛泽东1927年主持讲习所工作并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旧居。这里也是毛泽东、杨开慧一家最后团聚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蔡和森、彭湃、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罗哲等共产党人也都先后在这里居住过。毛泽东旧居于1967年按原貌重建并开放，也成为讲习所的一部分。

　　在讲习所的两面院墙上，“进行国民革命”“拥护工农政策”的标语清晰可见。四栋高台式建筑，均面向正门平行布置，掩映在葱茏的林木中。一、二、四栋为平房，砖木结构，灰瓦青墙朱柱红檐，屋檐下四廊贯通，系典型的晚清学宫式建筑，三栋为二层青砖小平瓦楼房，具有西式建筑的风格。讲习所院内，展出的有常委办公室、教务处、总队部、大教室、大操场等复原陈列和反映讲习所历史的辅助陈列。

　　记者眼前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以及陈列的史料，让来瞻仰的人们仿佛回到了近百年前的峥嵘岁月。据史料记载，1926年1月，陈潭秋委派陈荫林、王平章、刘子谷三人在武昌成立湖北农民协会，负责全省的农民运动。时至同年7月，湖北省农民协会会员已有72000人。（数据来自程得红著《大革命时期的湖北农民协会》）

　　为培育农民革命火种，毛泽东于1926年11月提出在武昌开办鄂湘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三省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

　　1927年3月初，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提出的讲习所章程。章程明确规定：“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本所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

　　同年3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学员来自全国17个省共800多人。领导机构是常务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毛泽东实际主持工作，参与制定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

　　同年4月4日下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发表的《开学宣言》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材出来。”

　　讲习所开班课程设置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除军事训练外，还开设了《农民自卫》《乡村自治》《湘省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农民组织及宣传》《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各国农民运动概况》《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帝国主义与中国》《世界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进化史》《政治常识》等28门课程。毛泽东亲自为学员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门课程。

　　许多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知名人士，如瞿秋白、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方志敏、陈荫林、于树德、李汉俊、何翼人、李达等在讲习所任教。

　　值得一提的是，在讲习所教学活动中，虽然中共党组织仍未公开，但党的组织生活抓得很紧。毛泽东亲自参加支部会，经常讨论如何在学习和斗争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927年6月18日，讲习所举行首届学员毕业典礼，每个学员获得一枚嵌有“农村革命”字样的五角星铜质证章。毛泽东在毕业生临行之前告诫他们：“在白区工作，要注意隐蔽活动，积蓄力量。”

　　这批学员大多不负众望，被委任为农民协会特派员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犹如星星之火，燎原于神州大地，奔赴在全国山乡水泽之间，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中坚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又积极投身于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如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黄麻起义以及参与创建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6年，董必武到武汉参观讲习所旧址时，欣然写下了“革命声威动地惊，工农须得结同盟。广州讲习垂洪范，又到华中树赤旌”的诗篇，热情讴歌了讲习所在农民革命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如今，由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纪念馆、陈潭秋烈士纪念馆和武昌起义门管理所合并成立的武汉市革命博物馆，成为武汉共青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本文涉及史料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及相关场馆提供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