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没有谁是容易的

　　律师，作为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一种谋生手段。光鲜的职业光环背后，同样是为了碎银几两的忙碌和彷徨。但是，在一个已经在律师行业摸爬滚打27年的女律师的眼中，这个职业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在她内心里，律师职业被赋予更深更广的内涵。

　　从阴差阳错选择律师职业到体验种种辛酸认同律师职业，再到不断加持走向成熟，成长为誉满赣地的女律师，徐一新选择做律师的人生故事，既是一部律师行业的励志史，更是一部家世精神的传承史。

　　

　　要说我的律师之缘，还要从我的家世开始说起。我的同学、我的同事都以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然而，事实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地人。我之所以看起来像南昌人，是因为我想融进这徐姓祖先徐孺子的故乡。然而，我的内心却无法消除异乡客的孤独。当然，等我做了律师之后，这种孤独似乎就抛诸脑后了。

　　

　　慎终追远。其实我家最早的漂泊源于祖父的先辈。祖父的祖籍在江西金溪，但这并不能让我理所当然成为江西人的依据，因为很多代以前祖父的先辈就迁入湖北。祖父的先辈一直在湖北襄樊从商，曾经富甲一方。我的祖母姓“力”，这是她的祖上为“朝廷”立功后由皇帝赐的姓。力家十分注重读书，尤其是经世致用的学问。由此，力家出了“三朝御医”。祖母的父亲力钧，即我的外曾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中医学家、近代中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开创者。实践之余，他还写了《热病论》《释瘟》等无数医学著作，是中国医科院馆藏的主要贡献者。民国名作家庐隐当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是祖母的亲表姐。

　　祖父母在北大相遇，最终走到了一起。北大毕业后，他们心系祖国，几度出国又回国，最后定居上海。解放后，祖父受中央统战部委派到香港工作，祖母也曾就职国家贸易部。1953年8月，祖父从香港调回沪，祖母再带着儿女从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

　　父亲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和成长。他很小的时候，住在祖父母上海的威海别墅里。如果没有政治运动，也许父亲的人生会很顺利。但祖父母那代知识分子注定难逃厄运。1957年，祖父受到反右运动的强烈冲击，被批斗和劳动改造。父亲姐弟四人为了生存，只能各奔东西。小姑去了新疆，父亲则从上海报考江西的技校，来到南昌。“文革”开始后，祖父受到更加猛烈的打击，含冤去世。1979年，才得以平反。

　　父亲毕业后分到电力系统工作。从技工做起，爬过高压电杆，做过车工。在那里，他遇到了母亲。母亲也是一名焊工，湖北人，随我外婆讨生活来到南昌。母亲贫下中农出身，地道的无产阶级。父母这样两个完全不同人生、不同轨道的人居然走到了一起，组建了我的原生家庭，生了我们三姐妹。有时家里开玩笑时会说：我们姐妹到底遗传了哪边的基因？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

　　我从小跟随祖父母在上海生活，7岁读小学才来到父母身边。潜移默化中，我受祖父母的影响较大。 

　　父亲虽然没有遇到好的时代，但幸运的是，父亲的才华总算没有被全部埋没。他的绘画天赋，即使在那特殊年代也还是显现出来了。由此，他由工人转到工会做宣传工作。后来，他入了党成为厂长。父亲还当选为全国水力电力部漫画协会副会长，创作的漫画多次被《工人日报》《中国电力报》《南昌晚报》等发表。小时候，父亲因为画漫画得到的小小一笔稿费，为我们窘困的家庭带来了加餐的欢乐。

　　心理学家荣格说：“一个人毕其一生的努力，就是在整合他自童年时代起就已形成的性格。”原生家庭的特有气氛和传统，无疑会传递到孩子们身上，影响着孩子日后的选择和表现。 

　　我对律师的选择，似乎在这里还没有找到缘由。

　　

　　选择做律师，是命运的安排？

　　机缘在该来的时候，自然还是会来。

　　高考那年，适逢一场政治风波。那时，我一心想学中文。遗憾的是，我考取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当年没有中文系，于是，阴差阳错，我被调剂到了政法系。从此，我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大学期间，我热衷于演讲、朗诵、配音，这让我得到了很实用而实在的锻炼。

　　1992年毕业时，我被分在了远离市区的南昌市第八律师事务所。进所后，因为没有律师资格，拿不到律师执照，律所安排我做出纳。　

　　自1993年开始，全国律师资格统考由之前的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我毕业时没有赶上当年的考试。而1993年的改变来得很突然，7月通知，9月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但我还是毅然报了名。 

　　不过相比现在，那时法条不多，只有考试指南和实务两本书可以参考。我分析，既然是第一次改为每年考一次，出题应该是全新的模式。实务可能会偏向案例题，故法条要靠理解。抱着今年试试、来年再考的心态，两个月后我进入考场。果然我的分析是对的。那年，案例题多且分值大。成绩出来后，我居然压线通过，开心得不得了！压线通过的喜悦大过了多考几十分，有一种“多考一分都是浪费”的窃喜。

　　后来，每谈及幸运之事，我都会想到这次考试。作为一种心理暗示，我认为做律师肯定是老天赏饭给我吃！ 

　　

　　更幸运的是，在我做律师的从业过程中，我所有的经历居然都成了财富。记得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什么。”

　　我的人生经历虽不算传奇，但也正好印证了这位哲人的哲言。

　　我在南昌八所做出纳期间，利用闲暇自学了财税知识，拿到了《会计证》和《税务师证》。这些财税知识在我后来的律师工作中派上了用场。

　　2013年，有一个张某诉某民办医院案。因为涉及很多财务问题，该医院在洽谈代理律师时，先是派了一个财务人员接待我，问了我一些涉及财务方面的知识。财务工作人员离开后，换了一位称副总的进来与我继续交谈，进一步听了我对案情的分析。这位副总听完后离开，接着又换了一位称老总的。我这才明白了，他们是在考察我呀！

　　我很快镇定下来。心想：考察就考察吧！我胸有成竹对老总谈了我对该案的看法，其中重点说到了承包人记账、报表、算账之类的财务问题。老总听完后，爽快地对我说：“我们这个案子的律师就是你了！我们之前见过几位律师，都很有名气，但对财务知识不太懂，所以我们迟迟没有委托。你虽然名气没有他们大，但前面二位见过你后，对你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我也非常认同他们的看法，所以过来拍板。”于是，我这单业务就这样顺利签下了。

　　由此，我得出结论：只要学到的终究是归你的！它总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方回报给你！ 

　　

　　兼职保险业务员，多年后居然成了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

　　等我拿到律师资格证时，八所很多人因为没有业务离开了。我则成为一个无案源、无收入的小律师。为了生存，我不得不低下头另寻出路。我在报纸上找应聘的单位。

　　打了好多电话，总算有一家酒店说可以让我当餐馆服务员。通知上班的那天，我在家久久徘徊，内心无比挣扎。想到自己大学毕业一事无成，当年在学校那个还算出类拔萃的我，怎会落到如此的境地？不！这不是我想要的！最后时刻，我拨通了那家酒店经理的电话，明确告诉他说不去了。电话放下的那刻，我听到了他骂我的声音。我抹了一把眼泪，同时暗暗攥紧了拳头。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为一名兼职保险业务员。起因是我一个中学同学向我推销儿童保险，我在请教他相关问题时，他竟答不出来。我说，不如我来看下保险条款吧。看过后，我跟他探讨如何让客户接受保险。他听我说完，对我说：你不如来卖保险？反正你暂时没事。我想了想，答应了。

　　于是，我真的进了保险公司。我发现，学过法律的人对保险的理解更快。我不把自己当作普通推销员，而是站在客户角度，推销保险做到与客户双赢。这样的理念，很快赢得了客户，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

　　在做保险的期间，我时刻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是律师。一次，保险公司举办演讲比赛，这可是我的强项啊！结果，我自然得了奖。保险公司领导发现了我，准备重用我，对我一留再留。而我此时去意已决，故婉言谢绝了。

　　我必须全身心回到律师队伍！

　　这一次，我从八所离职，来到了市中心的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 

　　多年后，那家保险公司的老总辗转找到我，说他们聘请了几任法律顾问都不满意，因为都不太懂保险业务。他说现在想请你，我们都知道你对保险业务很精通，是最合适的法律顾问人选。他问我意向如何？我当然欣然答应。

　　于是，我做了这家保险公司的法律顾问。这一做，就是十年。 

　　

　　从八所来到二所，是我律师生涯的重要转折。那一年，我已经29岁了。有人说，我已经错过了从事律师工作的黄金季节。

　　我有危机感，但内心不想认输。我知道，错过的好处就是更加努力。因此，只要有案子就接，管他收费多少，管他路途远近！一次，接到一个温州的刑案，只收了600元。大半夜坐车赶到温州，第二天开完庭又连夜赶回。为了早点回来，尽管连跑带赶，还是眼巴巴看到一辆中巴车开走了。等到上了第二辆车后，心里还在懊悔当时为什么不早一步？在路上，突然看见前面一辆中巴车出了车祸，死二人，伤者数人，凄惨一片。

　　定睛一看，原来正是前面我错过的那辆……我的背脊一阵发凉！ 

　　我突然悟到：有时，错过不一定是坏事，或许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一次出差贵溪，办理一个收费仅500元的小案，到目的地时已经是晚上了。为了节约成本，找了个10元的小旅社。关上房门，发现门锁是坏的，于是找老板娘。我说不安全，她说那没办法。你可以用凳子顶一下门。她接着说，问题不在门，你要注意窗子，那里经常有人用钩子钩客人的包。我一听，好家伙，可把我吓得不轻！

　　那一夜，我和衣而躺，怀里抱着装有案卷材料的公文包，整晚不敢深睡。

　　还有一次去东北调查。正值隆冬，预报零下20摄氏度。但当时的我身上穿的是一件仅花20元买的棉袄，冷得够呛。凌晨一点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白雪皑皑。一个出租车司机为了拉业务，主动帮我提行李箱，深一脚浅一脚在雪地里走，我跟他在后面。突然，他一个踉跄摔倒在雪地里，爬起来时，我看见他脸摔得通红，手里还举着我的行李箱。他说怕摔坏了我的箱子，还对我连说“对不起”……

　　此时，我体会到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心酸的绝非我一人！

　　

　　2000年，国办律师事务所改制，我成为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的一员。从此，算是找到了归宿。

　　2001年，“江西省第二届律师辩论大赛”正式举办。这样的比赛，自然引起了政法界空前的关注。此时，豫章所刚成立不久，人员不多。我被所里赶鸭子上架，与当时已经在业内颇有名气的何大年、战赢、邬建平律师搭档。经数日奋战，我们豫章所取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

　　2004年，江西举办全省诉辩大赛。为了选拔参赛律师辩手，南昌市司法局提前举办了“南昌市第三届律师辩论大赛”。这一次，我报了名，幸运地获得了辩论大赛的个人第一名，顺利进入诉辩赛。比赛结果，我被评为全省“十佳律师辩手”。作为唯一获奖的女律师，居然登上了各大媒体的重要新闻。

　　于是，两次辩论赛，让我两次荣立南昌市司法局颁发的三等功。 

　　参加律师辩论赛，让我不断成长和成熟。曾经的丑小鸭，尽管不能说变成了白天鹅，但有了一双天鹅般的翅膀。

　　是成功的辩护还是失败的辩护？

　　一开始，我把律师职业仅仅当成谋生的手段。但在不断深入的执业经历中，我不仅看到了到了人性，也看到了社会的深层意义。慢慢地，律师职业已经在我内心被赋予更深更广的内涵。 

　　2010年，我代理了一起故意杀人案的辩护。被告人李某是一个看起来老实本分的女人，却与情人吴某合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该案一时舆论哗然，都说是现代版的“潘金莲勾结西门庆谋杀武大郎”。死者家属带着掀起的民意，强烈要求判处两案犯死刑。

　　我在认真看完案卷后，对李某杀夫的事实无异议，但对李某杀夫的动机产生同情。李某和潘金莲一样，嫁给丈夫完全不是本意，也未建立感情。但她的丈夫却不是武大郎，对她动辄打骂！当李某遇到吴某后，内心的爱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可惜她因文化的限制，不懂通过离婚达到目的。为挣脱丈夫的束缚，她选择了极端方式。

　　一审时，我为李某做了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辩护。面对不断从台下传来的谩骂，我保持理智，辩护时第一句话就是对李某的行为向死者和家属道歉。但我也忠实履行法律赋予辩护人的职责，把观点和论据和盘托出。一审的结果是李某和情人双双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当时的氛围，这是我预料的结果。二审时，我继续为李某辩护，可惜仍然维持了原判。接到二审判决后，我到看守所征求李某意见。她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结果，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但在谈到两个儿女时，她终于没有忍住滚滚而下的眼泪，直叹两个孩子从此无依无靠。一刹那，我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我很想继续为她在死刑复核程序辩护，但由于她父母失去信心而未达成代理协议。但是，我还是不放弃，决定免费为她在最高人民法院写一份死刑复核辩护意见，重点针对该次谋杀过程中她的动机提出意见。我在这份辩护意见中，建议本案李某应判死缓。经过焦急的等待，最高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最终只核准吴某死刑，李某则改为死缓。 

　　然而，我的心情仍然沉重。我为吴某和李某共四个失去父亲的孩子的成长而担忧。最后一次会见李某时，她没有表现出死而复生的侥幸。相反，她对我说：活着也是煎熬，生不如死。

　　这是成功的辩护吗？

　　2016年，我和同事徐谦律师共同代理了另一起故意杀人案。吴某杀人后未被发现，躲到外地逍遥了八年。一天在火车站，被民警巡逻盘查，发现他的指纹与八年前的一起谋杀案现场一致，遂归案。当年城中村医务室老太常会借点小钱给周边人打麻将，自己则通过“放贷”赚取小利。吴某借住于此，平时没事也会打打麻将。那天他输了钱，也向老太要借。老太欺他不是本地人没借给他。当时谁都不以为意。哪知，吴某却怀恨在心。当晚，吴某爬树进入村医务室，将老太杀死。第二天警察到现场排查时，他居然没被发现。当时不借钱给他的事，实在太不起眼，谁会想到因此杀人呢？

　　我们在阅卷后，发现疑点重重。当时医务室人来人往，司法机关仅凭一枚门柱上的指纹怎能定案？而且时过境迁，当年现场勘查做得不细致，证据缺陷多多，杀人事实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开庭时，我们做了证据不足辩护。最终的结果，吴某仍然判处了死刑。法院判决的依据，说是因为吴某自认。

　　此案的结局，也让我陷入了深思。吴某多次自认杀人，判处死刑似不为过。但假设吴某不承认结果又会如何呢？法院这样判，到底是对是错？我陷入了困惑。

　　这是失败的辩护吗？

　　

　　律师之外，我与孩子一起成长

　　刚到二所执业时，我还在县城生活。每天上班，我都要转几趟公交。2001年，我东拼西凑，在市区购买了一套37平米、小一室一厅的房子。 

　　房子装修好时，儿子已经5岁，我马上将他从县里接来市区。因为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幼儿园，干脆就让他读了小学。所以，儿子读书比同龄人早，小小的个子只能坐在第一排。记得他上学的第一天，上完第一节课，铃声一响，他背起书包就往家里跑。老师叫住他，他才明白过来，还要继续上课。当时在那么小的房子里，照样没有耽误儿子读书学习。

　　那时，我们都很快乐。我先是骑自行车，后来改骑电动车，每日在城市穿梭。我要接送他学国际象棋、学奥数，风里来雨里去。下雨天，儿子躲在我自行车或电动车的雨披下，为了让他安心，我就向儿子炫耀自己高超的车技⋯⋯

　　后来，儿子考上大学后，他在校园里骑着单车带我兜风。恍惚中，我突然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我曾经陪着儿子在全国各地参加国际象棋比赛。初升高时，我伸长脖子看南昌十中少年班的招生放榜。儿子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国际象棋比赛得过第一名，相继成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和一级裁判员。16岁那年，他接到了名校的录取通知书，从此离开家独自上大学。儿子学的是设计专业，世界三大设计奖中，他18岁获得“红点奖”，21岁获得“IF奖”。如今他23岁，博士在读……

　　很幸运，我还有一个女儿。我希望她与她哥哥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我没有跟他们认真聊过我们徐家的家世，也没有有意谈到祖辈们的那些辉煌。但我想告诉他们，一个家族的兴衰，与每一代人的向上精神和努力奋斗相关，更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家世的精神力量是可以传承的，我在呵护儿女成长的过程中，自己也在不断成长。

　　（本文系徐建章编写《南昌律师简史》人物篇时采访徐一新文字整理而成，两位作者均系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