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民主与法制新篇章

　　编者按

　　

　　从个位数、十位数、百位数到千位数，《民主与法制》杂志迎来了出刊1000期。

　　1000本沉甸甸的杂志，42年来始终如一的“为法治立心，为时代立传”的坚守，我们全面报道国家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主流、权威、影响力”的法治期刊新形象。我们记录法治进步，推进法治进程，见证法治发展，让《民主与法制》成为政法战线的重要舆论阵地，在国内法治传媒界闯出了一定影响，迅速成长为国内最专业、最有见地的法治新闻期刊之一。

　　在杂志出刊1000期之际，我们邀请曾经的编者、作者，共同回忆与《民主与法制》走过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本杂志正是因为这些了不起的编者、作者以及他们采编的经典的文章，才记录并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站在1000期的新起点上，我们更期待《民主与法制》以新的姿态，继续活跃在法治新闻行业的第一线，坚守法治媒体的初心，为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凝聚智慧。

　　《民主与法制》杂志能担当起这个使命，也一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书写新时代《民主与法制》新荣光，谱写新中国法治建设新辉煌！

　　

　　两年前，为庆祝《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应刘桂明总编辑邀请，在《民主与法制》征文活动中，我讲述了自己与《民主与法制》的故事。未承想两年不到，在建党百年的日子里，3月29日，又迎来了《民主与法制》出刊1000期！

　　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再次回忆7年来在《民主与法制》工作的点点滴滴，既是为了表达对《民主与法制》1000期衷心的祝愿，也算是为我长达51年的新闻事业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1997年5月5日，我被聘任为《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开启了我新闻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中国法学会对我的信任，让我这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新闻人受宠若惊。

　　对于《民主与法制》这本杂志，我并不陌生。其时，该杂志由于善于反映问题、针砭时弊、揭露真相，在新闻业界早已声名鹊起，在法律圈也颇有影响力。

　　事实上，我跟《民主与法制》还是有一定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1990年。

　　当时，我还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担任副署长，时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同志找到我，聘请我担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顾问。

　　也正是在那一年，《民主与法制》在上海的领导有意将《民主与法制》从上海迁到海南去办，海南方面也同意接收这本杂志。《民主与法制》要迁到海南，需要中国法学会的同意和新闻出版署的批准。

　　彼时，我恰好在新闻出版署主管报刊创办审批。当王仲方会长找到我，与我商量这件事时，我觉得不妥。《民主与法制》杂志作为全国性的知名刊物，影响力很大，要想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到国家的心脏北京来，怎么能搬去偏居一隅的海南呢？

　　最终我们达成共识，认为应该将《民主与法制》迁到北京来办，并继续由中国法学会主管。在我的坚持下，《民主与法制》杂志从上海正式迁到了北京。

　　担任《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后，我牢牢把握弘扬正义、关注民生、服务百姓的办刊宗旨不放，在不遗余力地做好正面宣传报道、传播正能量的同时，紧紧抓住舆论监督这个牛鼻子不放，很快便取得内容、经营管理双丰收，《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行量上升，1998年便达到20多万份。与此同时，《民主与法制》杂志在期刊界的地位也骤升，历史上第一次与《求是》《半月谈》等主流杂志并列，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中国十大名刊，并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发文公布的国家期刊奖。

　　在我担任总编辑期间，《民主与法制》通过公开报道、发内参等多种形式，多次为受迫害的老百姓伸冤昭雪，宣传清官，揭露惩治贪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好评和喜爱。

　　2003年，辽宁一家土特产公司受日本客商委托，到安徽省某县以包产包销的方式，收购当地农民种植的一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成熟后，日本客商付了款，土特产公司也按照约定回收了农民的经济作物，但农民迟迟未拿到钱。该县警方未深入调查，便以涉嫌诈骗罪为由，将从中牵线搭桥的留日女学生刘青抓捕，并从其银行卡中划走80万元。

　　蒙冤的刘青找到本社大连记者站记者投诉。记者进行深入调查后，准备对此案进行了公开报道，这时收到有关中央领导的批示。我亲自到合肥约见安徽省公安厅负责人，顶住压力，要求办案机关纠正错误，依法办案。最终安徽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专程到大连刘青家中登门道歉，为刘青恢复了名誉。

　　冤案平反后，刘青专门到《民主与法制》杂志，为我送上了“匡扶正义，为民伸冤”“反腐败一身正气，为民两袖清风”两块铜匾。作为媒体良知和正义的见证，它们至今收藏在我的家中。

　　1995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第5期发表了《一场耐人寻味的官司——〈工人日报〉被诉名誉权侵权纪实》一文，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该文严重侵犯其名誉为由，向深圳市中级法院起诉。2001年6月，该案经终审判决，认为《寻味》一文，“没有客观、全面的报道整个案件的审判经过，导致广大读者对原告的不满，损害了原告形象。特别是在原告对该文已经向被告表达不同意见后，又刊登了八则读者来信，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损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判决要求杂志更正，并公开向福田区人民法院赔礼道歉。

　　“一家法院怎么能用诉讼的手段状告批评他的新闻单位？司法机关不能用手里的权力乱来。”“司法机关对舆论监督要有一个容忍的程度，即使批评的不太对，也要虚心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尽管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深圳两级法院的做法普遍持谴责态度，但是如果不执行生效的判决，显然与《民主与法制》杂志多年来倡导和推崇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更正。

　　2000年第15期，《民主与法制》杂志刊登了本刊编辑部《孰是孰非 立此存照》的致歉声明，同时以庭审备忘录的形式，将《一场耐人寻味的官司——〈工人日报〉被诉名誉权侵权纪实》一文摘录。

　　致歉声明刊出后，福田区人民法院对这份致歉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并表示将到北京对我进行司法拘留。我义正辞严地答复他们：“你们可以随时来抓我，但是我们媒体报道的底线和正确的立场什么时候都不会放弃！”

　　

　　到《民主与法制》后，我一直谋求主动建立和加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局的联系。

　　1997年6月和2002年1月，我们先后以《民主与法制》社名义与人大新闻局签订了两份《合作座谈纪要》，确定了双方的合作关系。《合作座谈纪要》指出，人大新闻局欢迎并支持《民主与法制》社把《民主与法制时报》办成一张“以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为主要读者对象之一的、有自己特色”的报纸，加强人大宣传。

　　此后，《民主与法制时报》开始加大对人大的宣传报道力度。不但开辟“立法”“监督”专版，让大部分版面都有人大新闻，而且人大定期会给我们提供地方人大工作新闻采访线索的简报，支持《民主与法制时报》围绕人大重点工作、社会热点问题，刊登一些深层次的新闻和文章。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新闻局开始把《民主与法制时报》当成宣传人大的阵地之一，同意我社派记者列席人大常委会会议。在2002年召开的全国人大新闻宣传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只邀请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和《民主与法制时报》三家新闻媒体参加，并给了五分钟时间在大会上介绍《民主与法制时报》。这些都是从没有过的。

　　其间，我们应人大新闻局的要求，两次派记者到湖北省、山西省调查采访，较好地完成了采编任务。

　　现在回忆起将《民主与法制时报》作为人大宣传阵地的实验，与其说这是我的一个未落地的构想，不如说这是《民主与法制》发展道路上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我很庆幸，能在自己米寿之年见证《民主与法制》杂志1000期这个特殊的时刻。

　　在《民主与法制》千禧之刊出版之际，我由衷地希望《民主与法制》杂志在未来的发展历程中，坚决拥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听党的话，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民主与法制》杂志办成一份弘扬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理念与法治精神，坚持为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鼓与呼的中央级知名媒体！

　　依法治国新时代的号角已经吹响，站在1000期的新起点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新的责任和使命，《民主与法制》杂志必将谱写出新的篇章。

　　最后，借1000期的东风，祝《民主与法制》杂志越办越好！

　　（王健据口述整理）

　　（作者曾任《民主与法制》第六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