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千期之期

　　《民主与法制》杂志1000期了，竟然。

　　《民主与法制》杂志1000期了，当然。

　　一本杂志，一千期意味着什么？用计算器简单算算，若是月刊，需要83.3年；半月刊，需要41.6年；旬刊，需要27.7年；周刊，需要20年。无论如何，这是一段漫长的跋涉旅程，不仅需要毅力，还需要代际传承，一代代的编辑、作者的坚守与理念传承，读者的认可。

　　《民主与法制》杂志1979年创刊于上海，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1990年迁至北京，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到了厦门大学法律系，开始了法律人生。大学期间，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是经常逗留的地方。在琳琅的期刊中，第一次看到了她，结识了她，也喜欢上了她。每一次，满心期待新一期刊物在眼前的出现；每一次，阅读到新锐文章时都会激动与思考。或者可以说，一位法学院学生心中的法治梦想，许多经纬线，是由《民主与法制》杂志文章字里行间所飘逸散发的法治理想、理念纺织成就。

　　后来工作了，在法院，一直在法院系统的三个基层法院、厦门中院、最高法院、浙江高院，在全国四级法院间流转。以法院为平台，观察、思考、记录并力所能及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与《民主与法制》杂志，仍是读者，也是作者，将参与中国法治伟大进程的所看、所思、所得，用文字记录下来，发表在各种刊物上，法治理念传送。更是与刊物的编辑，老一辈的陈红梁、阮莹、阿计成了理念相合的好朋友，想写什么，提前报题目，或编辑出题，作者深夜笔耕，使命必达。

　　还有总编辑刘桂明君，我二人的关系，似乎有一种时空量子纠纷。虽三五年都见不上一次面，每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感。首见，在厦门，一群领导都在谦让着席位，我和他站着，二人都敬陪末座。其他人都坐定了，他就拉着我的手坐下，自然，谦和，手很温暖。

　　第二次见时，已然是七八年后的2008年3月19日上午。那时我持一份借调通知及报到证到最高法院报到，到东交民巷27号在大门口，已近十二时。内线电话进去，政治部无人接听，大门不能进，拖着个大行李箱，面对哨兵，有点尴尬。正想着去某个苍蝇馆子打尖歇脚，转身竟然看见刘君微笑的脸。彼时他正在团中央工作，中午和他同学约好到最高法院比对单位福利食堂伙食。于是，里面有人接了。

　　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在我的理解，就是几年才见一面，仍不生分。文以载道，以载思，所思所想，思想的交流始终是有的、在的，内心中自然没有陌生感，宛若昨日聚散。

　　第三次，是一次未能见面的访友。刘君到厦门参加刑事法学论坛兼跑步，从他发的朋友圈事先得知，约聚聚聊聊煮茶论法。将至宾馆时，接其电话，说是厦门夜景超美，一群人准备环厦门岛夜跑。凌晨，见其发于朋友圈的环厦门岛夜跑的路线图及沿途拍照，点赞者众。桂明兄感慨：厦门这么好的夜景，完全可以组织“日落马拉松”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脑洞突开，因为厦门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于今年市两会提出了相关建议，由厦门市体育局主办（组织）、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协办（跑道及公共附属设施建设）。一次访友不遇，反倒促成美事，果然外来和尚更易以第三方的视界，发现当局者不容易跳跃出来的思维迷区。

　　期待着与《民主与法制》诸君后续的缘分，为中国法治出力、发声、添砖瓦。法治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

　　（作者系厦门市中级法院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