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与法制》历练成长

　　《民主与法制》杂志1979年在上海创刊，1990年迁移至北京。1995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后，又陆续改为了旬刊、周刊。

　　一路走来，社长、总编辑乃至工作人员送旧迎新步履匆匆，但办刊宗旨不变：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伦理为一体，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在全国3000多种杂志中，作为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法制类名刊，她的定位、职责、优势等始终如一。她不是政府部门，不是司法机关，无权左右案件和当事人的命运，但崇尚、执着现代文明社会既需民主又要法制的理念，竭尽所能地坚持用事实说话，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理意识，忠实履行《民主与法制》反映问题、匡扶正义，促进司法公正等具体义务及作用，赢得了百姓口碑：“中国法制第一刊”“报刊中的焦点访谈”之盛名名副其实。

　　作为《民主与法制》的普通一员，我与她的结缘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依法治国洪流中的1986年。1992年正式参与其中后，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我在“民主与法制”有关知识、政策、理论、实践方面的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以优异成绩为《民主与法制》增砖添瓦、增光添彩。如1999年《民主与法制》为纪念创刊20周年出版的《民主与法制丛书》（全套共五册），其中两册《大墙内外》《执法风采》的绝大部分均选自我编发的文章;我采写的文稿《将军沉冤四十年》《赌博没有赢家》《中国大律师高宗泽》三连冠，获1995年至1997年第八届、九届、十届全国法制好新闻通讯类三等奖、言论类二等奖；《魏巍情系浪子归》《昆虫破案在中国》《状告日本国 索赔十七亿》《曹承刚眼中的中国遗体捐献》等，在读者中引起热切关注和社会反响，在获得“中华大地之光”“新世纪之声”征文奖项的同时，还被《文摘报》《作家文摘》《法制文萃报》等媒体所转载。

　　目前，我虽已退休，但因多年来在《民主与法制》时的见识和历练，仍然对“民主与法制”方面的状况情有独钟。我们的民主与法制绝不是某些西方人口中所攻击的放任和桎梏，而是一分为二的对立统一和相辅相成。一个简单不过的例子：为了抗疫大局，武汉果断“封城”，这看似有悖民主，实为法制的硬核护航。一篇《真理与道理》的网文说：这场疫情提升了国民素质，提高了法制观念。而“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经济复苏、全球唯一”，则是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最好答卷！这一切，揭露了某些西方言论攻击我国性质、体制等方面的谎言。

　　纸短话长。我不妨摘抄下《民主与法制》现任总编辑刘桂明在《我们如何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文中的一段话：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和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目标任务，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做出重要部署。这是历史的必然，更是时代的选择。

　　感恩《民主与法制》这一好平台让我历练成长！

　　展现时代画卷，引领法治宣传，《民主与法制》方兴未艾，任重道远。祝愿她再显光荣与辉煌！

　　（作者系原《民主与法制》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