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我的诺亚方舟

　　凡事有始必有终，工作之初我就朦胧地想过：我工作的终点在哪里？我1971年参加工作，及至2013年退休，42年工龄，而我在《民主与法制》社工作了二十一年，恰是我工作时间的一半。

　　时逢本刊出版千期，桂明总编辑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往事忽地涌上心头，我想起调入本社的情景。

　　那是1991年年底，我与当时本刊总编辑王树人取得联系。我与王老是在一次全国党刊会议上相识的，他那时任中宣部宣传局局长，我有幸替他整理讲话稿。王老是厚道人，可能觉得文稿整理得不错，掏出笔记本很认真地记下了我的名字。

　　后来我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王老知道后劝我到本社工作，他在电话里很实在地对我说：“我们这儿比市里视野宽广，收入也高，你就来吧。”我做过十年期刊编辑，对办刊有兴趣，于是决定来本社，但调动却费了老鼻子劲儿。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坚不放人，说不愿在机关呆，市属新闻单位有的是，干吗非要离开市里？这次调动延宕了半年，王老找了不少领导疏通，最后在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的斡旋下，李志坚才同意放人。

　　1992年6月的一天，我来社里报到。本社当时在西城区二里沟西口一所小学的两层楼办公。记得是个午后，社里同仁们吃过午饭，正在一楼的大房间午休。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打扑克，看上去其乐融融。小楼外表是鹅黄色，楼顶竖立着金色的彭真手书“民主与法制”五个大字，斜阳照在上面，小楼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暖色调，金色大字熠熠生辉。我一下就喜欢上这个单位了，一种归属感油然而生。

　　我进入本社时，社里从上海迁京不久，各项工作尚处草创阶段。自己以前做杂志，对这份工作不陌生，立即融入工作之中。

　　1993年5月，我担任本社总编室主任，主要任务就是完成本刊后期制作。草创阶段，一切尚未理顺，工作缺乏头绪。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来稿一律手写，编辑选定稿件先进行初审修改、编辑室主任进行二审，总编室录入电脑排出清样，然后交由总编辑终审，不少稿件在终审中流产。而清样经总编辑的编审往往改动很大，总编室要重新录入及校对，最后经美编设计排版。这项工作重复往返，非常繁琐，我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投入其中。

　　当时是月刊，每月20日出软片，再分寄给全国各地定点印刷厂。因为这项工作繁琐，20日当天无一例外要加班，而且往往干到深夜。参与出刊的有总编辑、文编、美编、编务及校对，共六七个人，每次完成后要在一起聚餐庆贺。大伙儿喜欢喝一种叫女儿红的黄酒，让店家将酒加热，放入几粒话梅，六七个人喝得红头涨脑，像是打了一场胜仗。六七人中有一半女性，披着沉沉夜幕返家，令人不无揪心，直到第二天见面，心上的石头才落地。

　　当时本社采编人员欠缺，在社领导的信任下，由我全权负责招聘。本刊在社会上有号召力，不到两月，应聘者近千，我从中遴选，经过考试，最后定下被聘人员。事实证明，日后这些人都成为本社的采编骨干。1995年本刊改为半月刊，调整采编机制，我改任三编室主任，主要精力挪到了刊物的采编。

　　本刊为提高质量，鼓励多产自采稿。我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以民主法制为主题采写了大量稿子，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其中不少稿子被全国其他报刊转载。在采访中，我愈发感到本刊厚重的群众基础。

　　1999年本刊出版300期，搞过一次纪念活动。当时，我去江苏南通采访一位读者。我俩手执一本《民主与法制》，在南通一家宾馆接上头，然后他将我引入他家。他已经做了准备，一张双人床上整齐地叠放着我们的杂志，他说只有两百九十八本，除第三百期未到手，还缺一本。在请我翻看的过程中，他絮叨地说：“被人借走了，要了两次，总也不还；不过，我一定能要回。”

　　这位读者比我小两岁，原是南通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工，因为常年阅读本刊，俨然成为法律专家，后来在企业兼职法律顾问，企业遇上经济纠纷，均由他出面解决。他家的双人床紧挨窗户，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床上，那一床花花绿绿的杂志煞是生动。那一刻，我的心里竟有了一种神圣的肃穆感。

　　调入本社之前，我虽然具备了一定基础，但思想认识能力以及文字驾驭能力尚不成熟。正像王老所说“我们这里视野宽广”，到本社后，走的地方多，见识也多，脑洞大开，思想能力提高，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以及大量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长篇小说《军饷》被广州一家影视公司买断改编权，北京电影制片厂拟拍电影，“懒人听书”配乐朗诵，网上已有十万人收听；散文《马鹿的眼泪》在《北京晚报》刊发，被《青年文摘》转载，2005年里被全国八家出版社收录于不同的文集。《民主与法制》是我的诺亚方舟，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养育、造就了我。

　　本刊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海，是全国最早的法制期刊，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无比赞叹本社先贤的远见卓识。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历经多种社会形态，走过从人治到法治的艰难历程，目下全面依法治国旗帜高扬，建立法治中国已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宣传民主法治思想是本刊的初衷，更是本刊的归宿。能在这样的单位走完工作历程，平和地步入晚年，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归宿。

　　（作者曾任《民主与法制》社会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