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你最爱读的文章”背后的故事

　　1987年11月，《民主与法制》出刊100期，当时总发行数已逾一亿一千万册。杂志社宣布举办《民主与法制》“知音奖”活动以示庆祝。当期随刊发放了读者意见征询表，并请读者选出创刊以来最喜爱的五篇文章。

　　两个月以后，编辑部从全国近十万填写征询表的读者中选出30位代表，邀请到上海参加“知音读者座谈会”，并公布了被读者提名最多的5篇“最爱读的文章”。本人的《记者们用意何在——记大兴安岭大火中的新闻记者》一文荣列其中。

　　这篇文章背后，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7年5月，一场可怕的灾难在中国东北发生，面积相当于一个葡萄牙、15个新加坡的土地上，森林大火肆虐，铺天盖地的浓烟让太阳变成了暗红色，20米外看不见人影，193人被夺去生命，3000万立方米的森林化为焦炭，5万同胞失去家园。

　　火光就是命令，中央和地方媒体的新闻记者纷纷奔赴火场，他们成了火线上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成了勇敢的逆行者。

　　女记者隋明梅，我至今记得她的名字。当时孩子刚满10个月，在她一再要求下，报社领导批准她赴大兴安岭火线采访。从北京出发到了齐齐哈尔就再也找不到去灾区中心塔河的车了。情急之下，她不顾劝阻挤上了一辆运送扑火士兵的闷罐车。整个列车只有她一个女的，车上冷得出奇还没有厕所，部队首长面有难色，她却说：“你们就当我是男的，我保证不吃不喝不‘方便’。”就这样她熬了整整近20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但第二天早上五点半就随部队出发上山扑火。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整整一天一夜没吃没睡，饥渴和困倦一起袭来，脸被火焰烤得生疼，眼睛像揉进了辣椒面，但还得艰难地拖动身躯，跟上队伍……高高的树梢上，一个个火球带着怪声呼啸而过，我的心跳得又快又响，我想到了儿子。”

　　《经济日报》记者赵健，撇下了怀孕的妻子奔赴前线，在采访中他曾连续14天没有在床上睡过觉，10天没刷牙洗脸，有5天仅靠一点干粮充饥。他说：“十多亿人都在为这场森林大劫而心焦，作为记者，我就是吃尽千辛万苦，也得把那里的一切告诉全国人民。”

　　就这样，全国有200多位媒体记者赴大兴安岭灾区采访，共发出了500多篇新闻稿件和上千张照片。《透过大兴安岭的浓烟烈火……》《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等长篇通讯，更是震撼全国。党中央也高度评价记者们的工作。

　　但是，就是这些舍身忘死的记者，在大兴安岭的烈火焦土上，却不受某些手握权力者的欢迎，多数记者都有着令人不解又可叹的遭遇。

　　我在北京遇到从大兴安岭回来的记者们都说：“生活上的艰苦我们认了，可精神上的打击不堪忍受。”满怀热情鼓足勇气奔赴火灾前线的记者们，谁也想不到迎接他们的竟是当地主要负责人的厉声质问：“你们把火灾报得这么惨，到底想干什么？”以及各级扑火指挥部门上贴着的“谢绝记者采访”“禁止记者入内”的告示。总指挥部甚至在相关规定中明文写着“对采访记者要注意保密工作，未经同意不得擅自报道火灾”。于是，邮局接到了命令不准给记者发送稿件（注∶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没有移动电话，发送稿件只能靠电话传真和电报），发现有人用传真发稿要把电话线掐断。扑火总指挥更是召集记者开会，声称火灾报道要统一口径，稿子未经审查不得发出。

　　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异常气愤，但并没有想到可以写成文章公开报道。当时本刊总编辑钟沛璋，原先担任过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我便在一次开会时汇报了这一情况，想听听他的看法。没有想到他听了以后马上指出：“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他们要忠实地宣传党的思想，反映人民的心声。大兴安岭火灾现场发生的事，反映了一种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封闭的新闻观，一种与现代社会极不相称的对新闻报道极端落后的认知。”他让我马上进行深入采访，准备写成通讯在本刊发表，以警示全社会。于是，我对在京的去过大兴安岭火灾现场的记者逐一采访，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有在闷罐车中憋了近20个小时才到塔河的女记者隋明梅，下车后她顾不上休息直奔前线指挥部却被“记者谢绝入内”给挡在门外。她找到另一个门后表明身份想进去，可里面的人居然顶住门就是不开。记者赵健到达塔河的当天，即跟随扑火部队行军100多公里到了大火现场进行采访，直到次日凌晨3点钟写出稿子，不吃不睡就赶回塔河邮局发稿，但因稿子上没有审稿签字不让发。他只得又返回前线指挥部，找到一个负责审稿的干部，他念给对方听，被多次训斥后才得到一个签字。急急忙忙又赶回邮局，可是邮局职工以签字没签到电报纸的最后一页为由，还是不给发。眼看临近下午一点，报社的截稿时间将到。可怜赵健不顾连续奔波一天一夜没吃没喝已精疲力尽的身体，再次返回总指挥部求得一个审稿签字，才终于发出了《艰苦卓绝的塔河保卫战》一稿。

　　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李伟中和叶研，因拍摄当地干部在指挥部小餐厅里大吃大喝的照片，遭到围攻殴打抢走照相机的粗暴对待。

　　我的万字长文完成后，钟沛璋总编辑亲自动笔修改，甚至重新拟定了标题，使稿子在大量事实形成的可续性基础上，提炼出鲜明的主题，显示出深刻的思辨性。

　　1987年9月，《记者们用意何在？——记大兴安岭大火中的新闻记者》一文在当期杂志头条发表，钟沛璋总编辑还亲自撰写评论《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刊登在卷首。他在文章中写道：“本来，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人民有权利知道国家的情况，有责任来管理国家事务……这是我国宪法庄严宣告的。因此，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要让人民讨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最基本的条件。”“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就要提高新闻报道的公开化程度，要充分利用现代化大众传播工具，增强对政务、党务和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报道。”“在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中，人们又震惊地看到那种‘大火不报，支援不要’的怪事还在继续出现，这告诉我们，克服新闻封闭的积习，扫除愚昧观念和现象的斗争将是长期和艰巨的。”

　　钟沛璋总编辑早在1939年就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过交通大学地下学生党支部的工作，创办过广播电台和《学生报》。上海解放后，他创办了上海《青年报》并亲任总编辑，后北上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直至中宣部新闻局局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研究员。他的政治高度、新闻敏感度、工作魄力和高尚人品，无一不令我深受教诲和感到钦佩。

　　当期杂志一上市，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我收到全国各地包括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在内读者的大量来信，各地报刊也纷纷转载。当时还没有互联网，报刊转载文章后有寄样刊和稿费的规矩，以示对版权的尊重。当时我个人和杂志社合计大约收到了50多家转载报刊的样刊以及稿费，来源遍及全国各地。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钟沛璋总编辑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家里，对我说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同志到了北京，向中宣部表示对我们这篇文章有意见。中宣部要求我们杂志社给出解决方案。钟沛璋总编辑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对于文章涉及的事实我负全部责任，所有采访都有详细记录并保存完好，而且提供材料的对象都是各家报社在岗位上的记者编辑。至于文章观点我觉得是符合当前中央有关精神的，而且有您把关，相信也没有问题。”他说那就好，我想去会会孙书记，跟他当面沟通一次，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说：好的！他问我你不会害怕吧？我说怎么会？他大笑。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北京黑龙江宾馆与孙维本书记见了面。原来他是来京参加党的十三大会议的。钟总编辑从十三大确立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精神出发，向他介绍了我们媒体肩负的重任。重大情况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知道，正是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需要。最终，孙书记对本刊的工作表示了理解，并希望我们能对黑龙江省落实党中央精神，推进改革开放的努力加以充分关注，对大兴安岭地区重建家园予以有力的支持。双方的意见统一在了国家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旗下。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钟沛璋总编辑已于2021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葬礼于2月10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中央领导送上花圈，表示深切哀悼。

　　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出刊1000期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的哀思，向钟沛璋总编辑致以最深切的怀念！

　　（作者曾任《民主与法制》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