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当好总编辑？

　　怎样当好总编辑？比较本刊的老总编辑们，我这个晚辈，没有发言权。我在总编辑位上干了6年，主要靠多写稿、多看稿。这个办法虽笨，却有效。

　　1984年调入《法制日报》时，对法制宣传纯属外行。用边干边学的方法，20年下来，渐渐入门。2004年调入《民主与法制》社，不足60岁，开始渐入佳境，也尚有信心。当然，这要付出努力，比如占用较多休息时间。

　　总编辑多看稿，这个好办，至于多写稿，恐怕差别很大，对此也没有硬性规定。我以前工作过的单位，有的业务领导，从来不亲自写稿，自称只把关，似乎也无不可，上级对此从未说三道四。我自己所以坚持经常自采自写，主要是出于个人所需，自我加压。

　　近读本社老同志冯慧的一条微信：《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泪水——追念钟沛璋先生》。钟老1987~1988年曾任《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辑。老一辈的办刊水平我辈自然望尘莫及，但工作精神理应发扬光大，这令我想起一些往事。

　　1987年，我已调入《法制日报》，文艺部编辑向我约稿。我将散文《心系惠安》给了他。发表后，编辑部陆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很关心文中惠安女的命运。但当时我的岗位在总编室，直到几年后我调到记者部，才有了去惠安采访的机会。

　　惠安的采访以找寻当年的惠安女为线索。但其时，距离在列车上偶遇惠安女，已相隔11年。因为没有记下她的详细住址，所以寻找颇费周折。不过因祸得福，找寻中了解到大量惠安女今天的命运，收获颇丰。

　　出人意料的是，采访因我母亲突然病逝而中止，只得火速回京。采访虽不圆满，但丰富的素材，特别是近年来惠安女中的能人辈出，还是让我很快写成了长篇报道，发表在《法制日报》的新闻刊物《金剑》上。只是惠安女如今的婚姻状况涉及甚少。

　　2004年调入《民主与法制》社后，惠安女的命运还是时时牵着我的心。每逢媒体上有一点惠安的消息，我都会格外留意。

　　2005年春，我去本社上海记者站出差，办完事是周五。我决定利用双休日时间，到惠安采访一遭，周一赶回北京上班。那一次，马不停蹄，旅途拟好采访提纲。不巧的是，赶上了寒潮，海边奇冷。但一切都顾不得了，毕竟来一趟不易，坚持两个半天采访了二十几个人，完成了计划后，周一按时赶到北京上班，并很快写出通讯《惠安女婚变》和《惠安女林亚花造楼记》，分别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和《民主与法制时报》发表。

　　2012年7月，我已退休，把那些年对惠安女的采访汇编整理，印成《心系惠安》一书，也算这些年对此专题采访的一个小结。

　　整理旧文发现，在《民主与法制》社任职6年，坚持动笔，日积月累，撰写卷首45篇、杂谈24篇、通讯特写19篇。此外，还有随记48篇、杂感32篇、散文28篇。可见，事在人为啊。无疑，它们对于提高自己、帮助工作颇有促进。对于爱惜别人的稿子，也有益无害。

　　我絮絮叨叨写下这些，无非是想借《民主与法制》杂志出刊1000期之际说明：我们新闻人，并非有了专业职称或岗位，就称职了，提高的空间还有很大。就像进了医院，并非穿上白大褂，就是好医生。

　　（作者曾任《民主与法制》第七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