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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中旬，小梅（化名）因“仙人跳”（以色诱诈骗钱财行为）案发被抓。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见到了她。

　　小梅才15岁，正是花儿一样的年龄，但是我眼前的她却满头黄发，低着头跟民警无声对峙。她拒绝配合，看上去浑身长满了刺。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我坐下来慢慢跟她聊了起来。随着聊天的进行，她慢慢打开了话匣子，我由此知道了小梅经历过的种种遭遇。

　　

　　失联的关怀

　　小梅自幼父母离异，跟随父亲和爷爷生活。但是父亲和爷爷平时对她管教甚严，生活中也常常不苟言笑，在父亲和爷爷的重压下，小梅最终选择了辍学。小梅的母亲虽然一直关心小梅，但是由于她生活在唐山，与小梅相隔较远，鞭长莫及。小梅自身也对于父母离异后，母亲只选择带走哥哥却没有带走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辍学后小梅开始四处玩乐，很少回家，父母关系也一直恶化。

　　2020年8月小梅来京游玩，因为没有钱和住所，小梅在不良友伴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到“仙人跳”的团伙，随后被团伙以恐吓、诱骗等方式控制和强迫进行卖淫和敲诈勒索。

　　小梅这次案件的处理结果是治安拘留不执行，当时小梅告诉我她想回家。由于小梅是未成年人、没有身份证、监护人不在京等情况，我配合公安机关对小梅进行临时安置，准备第二天送她回家。但是我第二天再去找小梅时，才得知小梅在我走后不久就自行离开了，之后我跟小梅也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心里以为小梅只是对我不信任，她离开安置点自己想办法回家了。

　　但是事情过去一星期后，小梅突然联系到我，她向我吐露心声，说想要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比震惊，在安抚小梅的过程中，我才知道小梅的姥姥以及父母意外得知了小梅的违法行为，并相继病倒。小梅联系我称自己无法面对家人，不想活了。我能感受到小梅心里的绝望、愤怒以及害怕。一方面，我一直在安抚小梅的情绪，告诉她靠自杀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如果生命失去了就真的什么也做不了了；另一方面，我紧急联系小梅的父母，跟小梅的父母解释、澄清小梅的违法行为及背后的原因，帮助小梅的父母理解并接纳她。

　　最终，小梅在她父亲的安抚下，放弃自杀的想法，由此危机暂时解除。通过这件事情，我看到了小梅父母对于小梅的影响力，以及他们对于小梅的违法行为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接纳。但是要想让小梅真的“回家”还有一段路要走，因为度过自杀危机的小梅再次跟我失联，他的父母也联系不上她……⋯⋯

　　

　　再次的相遇

　　当我再次见到小梅，又是在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小梅所在的团伙被一锅端，小梅被要求配合刑警取证。这次小梅还是“一问三不知”，拒绝配合。我不知道小梅为什么这般抵抗，难道真的被“洗脑”了吗？直到刑警不断拿出证据，小梅才相信团伙成员都被抓了，她才慢慢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给警方。

　　在随后我对小梅的访谈中我才知道小梅一直拒不配合的原因。原来小梅所在的这个团伙控制了好多个跟小梅差不多大的未成年女孩儿。曾经和小梅同屋的女孩儿因为被抓后透露了她们的暂住地而被团伙成员殴打，如果有女孩儿不听话就会像与其同屋的女孩儿一样遭到殴打，小梅很怕自己也被殴打，所以她不敢反抗。虽然曾经试图逃跑，但小梅逃到与家乡相邻近的市县时就被团伙的人抓回去了，之后就一直被控制。小梅被我安置在酒店那次，我前脚走，后脚团伙的人就找到酒店将小梅带回去控制起来，小梅无法反抗，也不敢再跟我和她父母联系。

　　我震惊于小梅遭受到这么多的伤害，在此前我没有想到小梅只身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危险的环境。小梅很快被解除传唤，由于结束时间太晚，我只能选择先安置小梅再想办法送她回家，但是第二次的安置同样困难。

　　由于小梅是未成年人且没有身份证，派出所称需要监护人同意才能开具住店证明，所以旅店都不能暂住，我只能把小梅暂时安置到之前的日租房。当时已是凌晨，小梅家人的电话都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经过多方努力和反复联系，最终找到了小梅的父亲，她的父亲及时来京把小梅接回了家。

　　小梅回家之后跟我谈到自己的遭遇时说：“我这一辈子都被他们毁了。”“我现在心理真的有阴影了，现在我出门都感觉大街上的人都是坏人，感觉他们都是来抓我的。”本案对她的生活恢复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小梅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虽然父母都在尽可能地给她支持，但是小梅无法处理自己因为案件出现的一系列情绪，同时跟父母的关系也有一些危机，所以后来小梅又出现了割腕等自伤的情况。

　　

　　及时的介入

　　我及时安抚小梅的情绪并对小梅父母开展了亲职辅导。父母在辅导之下，态度和行动上也开始有了些许变化。小梅父亲带小梅做了心理检查，小梅被确诊了中度抑郁，目前正在配合药物治疗，状态总体比较稳定。到此，小梅才算是真正的走在回归她正常生活的路上了。

　　其实在为小梅开展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小梅在处理关系时的应对方式多是指责型的，所以她跟父母的关系是紧张的，跟民警的关系是对立的。在学习“萨提亚模式”时（萨提亚模式，又叫联合家庭治疗，是一种心理治疗的新方法，是从家庭、社会等系统方面着手，更全面地处理个人身上所背负的问题），我记得指责型的人是只看到他人的错误，他们会有很多愤怒、挫折的情绪，害怕失去控制，他们会认为“我不这样大吼大叫，没人会重视我”……这些都在小梅身上有所表现。为了帮助小梅，我主要运用了“萨提亚模式”中的“碰触渴望”“知觉重构”等技术，帮助小梅在互动关系中产生新的应对方式，从而达到法律教育和亲子教育的目标。

　　回顾小梅这个案件，我感受良多。我永远记得在送小梅去日租房的路上小梅在后座上的笑。她跟同样被控制的女孩儿聊了很多：“我们不用怕了，那些人再也伤害不到我们了”“我要回家了，你要回吗？”“我回呀，我好久没回去了”“我回去要把之前买的衣服带走”“我也还有好多快递没有拆，回去看看”……从她们断断续续传到我耳边的对话，我听到的是她们有获得自由的快乐，也有身处困境的坚强。看着现在的她们，又有谁能想到她们曾经独自经历过怎样的痛苦挣扎呢？

　　其实对于“仙人跳”案件中被迫卖淫的未成年人来说，她们既是违法行为人，也是案件中的受害者。如果只处理了她们的违法行为，并没有抓到控制她们的犯罪团伙的话，案件结束之后，她们有很大的可能会被继续控制犯罪。社工在跟进此类案件时，需要多了解服务对象是否有被胁迫、引诱、监控等情况。通常情况下，陷入团伙控制的未成年人是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摆脱控制的，需要运用司法手段打击犯罪，也需要社工服务的专业支持。

　　在实际服务过程中，很多像小梅这样的未成年人遇到安置难题。尤其对于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来说，安置住宿具有更加严格的规定。客观条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可能只能去一些日租房等身份查验没有那么严格的地方住宿，但是遇到危险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可以有专门的部门如救助站等，对这类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救助的话，她们再犯和再被侵害的风险会降低很多，生活状态会更稳定。

　　小梅最终回到了家，结束了成长过程中短暂的跌宕起伏。但是我们希望更多的“小梅”不要经历这样的风雨，能够在家庭的庇护伞下顺利长大。

　　（作者系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一线社工）

　　●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