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组织：为无助老人带来温暖

　　“截至2019年年底，广东省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1477万，占全省户籍人口的15.3％，预计到‘十四五’末，广东人口老龄化程度将突破16%。”针对人口老龄化，广东省民政厅官方网站显示了这样一组数据。

　　作为GDP全国排名第一的经济大省，广东对养老的投入也位于全国前列，“广东式养老”成为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典型样本。

　　

　　失独老人的愿望

　　谭姨今年70岁，是一名失独老人。唯一的孩子在十余年前不幸离世，只剩下她和她80岁的老伴儿球叔相依为命。

　　2012年12月，球叔被检查出患有肺癌，准备在2013年1月做手术。而这时，谭姨却刚刚做完六次乳腺癌骨转移的化疗，身体非常虚弱。那么，谁来照顾做完手术的球叔？——答案显然易见，只有谭姨孤军奋战。

　　“因为球叔身体比较差，住院期间，医生要求我每天必须给他吃两顿肉。那时候，我每天一大早去市场买肉，剁成肉丸煮好后，在午饭前和晚饭前送到医院。因为距离比较远，坐公交车一趟就要40分钟。我当时又刚做完化疗，一坐车就头晕想吐，我只能下车吐。我难受地坐在路边哭，哭完再重新搭车给球叔送饭。”就这样，谭姨强忍着不适，坚持了30多天，每天花费160分钟搭乘208路公交车，奔波于家与医院之间。

　　老无所依，这或许就是失独老人最大的痛。此事已过去8年，但谭姨却连坐哪一路公交车、花费多长时间等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想来，这已成为她挥之不去的噩梦。

　　然而，命途多舛，厄运再次降临在他们头上。

　　2020年的春节，新冠肺炎疫情席卷而来，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假期过得有点无聊，甚至是糟心。但对于谭姨来说，是凄凉，甚至是绝望。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的凌晨，因糖尿病导致脚趾溃烂，刚做完脚趾切除手术的球叔起身上厕所，但因发烧全身无力，跌倒在地，还打翻了坐便器，污秽洒满一地。“真的很难堪、很沮丧，我抱都抱不动他，只能求助120。但因为疫情，救护车很少，球叔又发着烧，很多医院都不肯收。苦苦哀求了很久，最终才有一家医院同意了。如果那家医院都不愿意收，我真的没办法了，只能把我先生放在医院门口了。”在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谭姨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经过医院的初步诊断，球叔下肢感染，要做截肢手术，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那个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我漫无目的走在街上，不知该去哪家公立医院再找医生聊聊，求他们接收球叔。”谭姨淡淡地说着。

　　不幸中的万幸，走在街上的谭姨遇到了素社街党群服务中心致力于服务社区孤寡老人、困难老人的阿关服务站的志愿者。经了解情况，阿关服务站志愿者带着谭姨去到社区居委会，寻求帮助。在街道、社区和志愿者们的帮助下，球叔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于2020年7月病情开始逐渐稳定。并在大家的劝说下，球叔也同意到养老院生活，减轻妻子的负担。

　　“从球叔找医院、办理入住，到后来多次转院，可以入住养老院，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忙。在医疗费用方面，我们也得到了政府和街道很大的帮助。我自己本身身体不好，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忙，我自己真的无能为力，年初二那晚是很绝望的。球叔这次全程都遇到了好心人，政府这两年对我们这种家庭，在政策上也给了很大的帮助，很感谢政府。”谭姨说。

　　记者注意到，在诉说这件事的过程中，谭姨说得最多的话大概就是“我自己真的无能为力”“我真的没办法”，这或许就是一位70岁失独老人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呐喊。

　　针对球叔此次住院，谭姨还向记者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住院期间，一天150~200元左右的护工费非常昂贵，对于老年人来说比较吃力。阿关服务站站长关锦霞告诉记者，这么贵的护工费，很多老人家是承担不起的。“前段时间，我们接到一位独居老人的求助电话，说他不小心摔倒了。我们赶忙送他去医院，并且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他住院治疗。好不容易我们帮他办理好住院手续，他一听到护工费，又立马反悔，说什么都不肯住院了。”关锦霞说。

　　另一方面，要入住公办养老院比较困难，要排队轮号等待时间长，而且监护人签字也是一道难关。“养老院要求监护人必须是60周岁以下的，那我们怎么办？当时我还发火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只能给他们写了个承诺书。”

　　如今，球叔去了养老院，家里就只剩下谭姨一人。虽然，她少了很多牵挂和负担，每天早上有了时间去公园练太极，但谭姨说：“我自己不习惯，平时我们虽然会吵架、拌嘴，但这样家里至少有生气。他一走，家里空荡荡的。我每天睁开眼睛，看到家里静悄悄，一点人气没有，就忍不住会哭。尤其是过节，真的很难受、很寂寞，我没办法形容那种感觉。好在街道、社区居委会的领导、工作人员和阿关服务站的志愿者们都很关心我。”

　　说到志愿者们，谭姨终于开心了起来。“这周六，他们组织到我家包饺子，还安排了唱歌、跳舞等节目，我就给他们表演下太极。我看到他们开心，我就开心了。”谭姨告诉记者，阿关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会经常在周末组织活动，如逛公园、拍照、化妆等，给大家带来了欢乐，让她的生活有了盼头。“我现在常常盼着周末能快点到，会常常想着‘这周又去哪里玩’。以前我很高冷的，不怎么跟人说话，也不打招呼的。现在，变了很多。我就希望社工、志愿者们等机构、组织都能多关心我们，多点上门、多点电话，这对我们的精神就是很大的支持。”

　　采访接近16点，快到谭姨约好了去医院拿药的时间，这是她每个月的常规动作。为了不耽误谭姨，采访提前结束了。但她不舍得离开，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听别人的故事，时不时搭上一两句话，直到过去半个多小时，她才慢慢起身离去。

　　或许，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人多陪自己一会儿，哪怕就半个小时。

　　

　　随迁老人的困惑

　　2003年，刚退休的孟奶奶和老伴儿从2500公里外的内蒙古来到深圳，看望刚出生不久的孙子。在儿子的劝说下，孟奶奶同意留在深圳帮忙照顾孩子，减轻小两口的负担，这一住就是18年。

　　在城镇化加速发展进程中，大批流动人口向一线城市转移，这其中包括了像孟奶奶这样在年过半百之时背井离乡，来到子女工作城市的随迁老人。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2%。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融入新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随迁老人不仅要面对水土不服、文化差异、异地就医等诸多问题，被边缘化带来的孤独感更令其无所适从。

　　由于距离比较远，加上腿脚日渐不便，孟奶奶回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刚来的时候，孟奶奶只有几丝银发比较显眼，如今只剩一小撮灰色还隐藏在岁月的花白里。

　　孟奶奶没有染发，她尽力让自己接受变老这件事。

　　三代人相处间的琐事让孟奶奶与儿媳妇产生了一些怨念。在老家，她是家里的绝对权威。而在这边，家庭决策权掌握在年轻人手里。这种角色转换让她有些失落，但为了家庭和睦，她很少提反对意见。

　　儿子想避免矛盾，购置了新房给二老安度晚年。可生活的风浪总不平息，搬家两年后，孟奶奶的老伴过世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城市的地皮蜕变不停，孟奶奶家的窗外每天8点准时响起钻地机的声音，她不耐烦地关上窗子后，又发现家里只剩下自己的脚步声。“起床后我就把电视打开，也不是想看什么，就想家里能有点声音。”

　　网民将生活中的尴尬场景戏称为“社会性死亡”，而对于这些社交逐渐停滞的老人，孤独也是“社会性死亡”的一种。

　　社工向记者介绍，其实社区有不少关怀老年人的活动，比如组织免费为老年人理发、义诊，组织茶话会、志愿活动、联谊表演等。多数老人乐意接受免费的服务，但愿意参与集体活动的总是那几位。对此，社工解释道，一是因为有些老人受身体限制，能参与的活动不多；二是深圳外来老人较多，融入本地还需要心理建设。

　　对陌生环境的警惕和畏惧，常使随迁老人把自己和本地老人进行划分，将社交重心放在家庭。可当孙辈逐渐长大，子女也忙于工作时，他们往往更容易因缺乏邻里朋友的感情支持而陷入孤独。

　　孟奶奶对社区的广场舞不太感兴趣，她更愿意自己散散步。虽然也想儿子能多回来陪陪她，可又不好意思总打扰孩子们的生活，偶尔身体不舒服，她都跟儿子说：“小区又修路了，来了都没地方停车，就别跑了。”

　　大多时候，儿子只是相册里的一个身影、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

　　孟奶奶自己做饭。“一个人的菜不好做，做一顿，吃三顿。”有次孟奶奶家的煤气灶坏了，犹豫过后还是打了个电话给儿子，电话那头说这周得加班回不去，让她等几天。她又试着给家政服务打了个电话，对方收费50，让她等师傅上门。孟奶奶怕家里没人不敢出门，从早上等到傍晚，过了许久，修好后才吃上正餐。

　　孟奶奶老了，这座城市却依旧年轻。这里，曾经创下三天建起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可繁华的都市给老人们的回应，总是一句“再等等”。

　　提到去养老院，孟奶奶说不是没考虑过，只是考察过几家都没有中意的。她给记者看了看手机，里面有几条老人在养老院被虐待的报道链接。“还是不安心，在还能自理的时候，我要住在家里。”对老人而言，去敬老院意味着迈向生命最后的驿站，这个决定不仅需要经济支持，也需要足够的心理准备。

　　过了这么多年，其实孟奶奶还是心怀回老家的念头，只是如今子女都已在深圳安家落户，自己也不可能再奔波。“此心安处是吾乡。”像孟奶奶这样的随迁老人，已快步入人生的尾声，却仍徘徊在“何处是吾乡”的来去边缘。

　　

　　失能老人的无奈

　　郭勤亮是汕头市一名爱好文学的公职人员，2020年9月，他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照顾失能母亲的回忆短文《给母亲洗澡》，感动了圈中好友。他在文中写道：

　　母亲生我的时候接近50岁了，她的一生是坎坷的，所以我从小就希望她能有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这也成了我人生奋斗的目标。可当这一愿望实现的时候，母亲已经不懂享受，不会享受，不能享受了。母亲因为经受的打击太多，在晚年得了老年人痴呆症，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人都不认识。在母亲生命最后的两年里，我把她从农村接到城市和我一起生活，并聘请了一位五十来岁的保姆照顾她陪伴她。可惜，此时的母亲已经吃不知甜、睡不知香了，而且很不配合保姆的工作，生活能力和智力如一幼儿，却比一个幼儿还难照顾，经常做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如把我们一些需要的小东西藏起来，经常把家里的椅子放倒，还到处乱摸乱抓东西，甚至与镜子中自己的影子吵架，我不得不把家中的镜子都用报纸贴起来。对此，有时我们劝阻她，她还与我们吵吵嚷嚷，我们只好忍着性子与母亲周旋。

　　最麻烦的事还是给母亲洗澡，刚开始在保姆的“硬软兼施”下还能顺利完成，慢慢地就行不通了。每当保姆把母亲哄入卫生间要给她洗澡时，母亲就开始骂人，更不肯脱衣服，而且在里面吵嚷哭闹，甚至喊着叫救命。于是，她们俩在卫生间里一个劝一个嚷，这在城市的生活小区里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然而我也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妻子是帮不上忙的，她体小质弱，且母亲一直就对她有抵触情绪，总把媳妇当“敌人”。说实话，妻子对母亲还是很不错的，有时保姆不在时，还和我一起充当起保姆的角色照顾着母亲。呵呵，也许在婆婆的潜意识里，媳妇就是一个坏人。终于有一次保姆实在无法给母亲洗澡了，我一气之下也顾不了那么多，把保姆从卫生间叫了出来，自己进去给母亲洗澡。其实当时我也不是没有想法，只是觉得我是母亲的儿子，既然母亲生我养我，且母亲已经这样了，我还有什么好顾忌的。还好，母亲对我的行为并没抗拒，在我的“硬软兼施”下，她虽然不乐意却也不敢拒绝，只是说说喊喊的，觉得很委屈的样子，很快地就把澡洗好。

　　从此，给母亲洗澡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而且她越来越配合，每次给母亲洗澡都能顺利完成。这让妻子和保姆都感到惊奇与欣喜，对我的行为都表示赞颂，连儿子也知道母亲最听我的话。但我从母亲混浊的眼睛里，有时我却读到了她的无奈与慰藉。也许是血浓于水吧，尽管母亲都叫不出我的名字了，平日里也是乱叫，我称呼她什么，她也叫我什么，但她心里应该明白我是她的孩子。当然，我心里也明白，母亲尽管什么都忘记了，什么也不懂，然她却知道我是她的儿子，这就是血与肉的关系，这就是亲情，这就是母亲。

　　郭勤亮说，母亲已经在十多年前去世，去世的时候也有80多岁高龄了，但他还是觉得母亲走得太早了。回想起照顾母亲的点点滴滴，他说，照顾母亲当然也给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但是那时候，请保姆的费用没有现在这么高，家政市场也没像现在这么供不应求，所以自己当时也没感到很大压力。但是，以后等到自己迈入老年时，就不敢指望儿子全部承担了。

　　在潮汕，像郭勤亮这样的孝子很多，潮汕人固守传统，恪尽孝道。子女接力奉养、民间慈善组织帮养、宗亲乡邻间助养等形式让绝大多数老人都可以安享晚年，但是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少子化时代的到来，居家养老压力增大，特别是家有“失能老人”，子女们为自己的工作和小家已经竭尽全力了，对于失能老人的照顾，往往会让子女陷入于“忠孝无法两全”的煎熬中。

　　在中国，养儿就是为了防老，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大部分老人也很抗拒去养老院，这种观念在潮汕尤为根深蒂固。但是近两年，潮汕人的养老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小章是一位在广州工作的潮汕人，69岁的母亲一年前突然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请保姆又不放心，只能请亲戚临时照看。而自己与三位哥哥都在外地工作，都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要忙碌。最近，她正在尝试着说服哥哥们，在本地找一家比较好的养老院，把母亲送过去，年节或休假时大家再轮流把母亲接回家住。

　　小章说，把母亲送养老院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一是舍不得，二是害怕舆论的指责。直到有一次在老家的朋友聚会中，了解到朋友63岁的母亲原来患有多种慢性病，虽然不严重，但是一个人在家整天病恹恹的。看到子女们累了一天回来还要照顾自己，老人家要求到本地一家医养结合的养老院去住段时间试试。一年以后，老人家长胖了，病也好了，精气神很足。每次养老院搞活动，她都是积极分子。子女们偶尔去接她回来小住，她还会舍不得离开养老院的伙伴们。

　　潮汕在广东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专业养老机构数量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缓慢，小章和她同龄的朋友们都希望未来政府和社会力量能加大养老服务方面的投入，让潮汕老人们有更多的选择。

　　聚焦这些老人的养老故事，希望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把养老服务的“痛点”变成“亮点”。

　　●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