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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立案登记制改革》专题报道之四
环保诉讼立案有起色
《民主与法制》杂志2014年第24期曾推出《环保诉讼立案何其难？》的专题系列报道，指出中国环保诉讼立案的艰难困境。近来，本社记者不断得到消息，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案件在经历了长期艰难曲折后，相继得到立案，实在是好消息。
2014年6月23日下午，张细姣、任瑞等五人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申请立案，法院让他们7天内等通知。6月30日，张细姣、任瑞这两位维权代表赶到法院，法院却如临大敌，门口十几个警察严阵以待，还有两名防暴警察在大厅守候。过完安检，又被要求将随身物品全部“存放”，看来是防止录音录像。经过层层严密检查后，立案庭庭长、副庭长、一男性工作人员，另加两名警察共五人，将两名原告关进一间小屋内告知：“经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决定，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不予立案。”两人多次要求法院依法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庭长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另外我们以后也不再答复别人，更不会给任何人立案。”说完，在多名警察陪同下，一起走了。
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从中看不出法院不予立案的任何理由。
7月初的一天，受害居民六十多人包了一辆大巴车，一起来到汉阳区法院递交诉状，申请立案。与上次基本相同，法院让他们选出5个代表，也是在层层严密安检之后，立案庭庭长在一间小屋内告诉他们法院不予立案，说法与上次基本一样。居民们不服，随即到区人大反映。区人大要求汉阳区法院派人来向群众解释。
汉阳区法院派了一名黄姓法官，开始还找了几条理由答复群众，说是请示上级以后不予立案。居民们反驳：法院应该独立办案，如果遇到案子就请示上级，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实行两审终审制呢，岂不是审一次就可以定终身了。之后，黄法官便沉默不语，不论居民们说什么都一言不发，直到结束。
民事诉讼不成，受害居民在律师的指导下，相继向武汉市政府、武汉市环保局、武汉市城管委、湖北省环保厅等单位就这两座垃圾场的问题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到答复后，针对答复中存在的问题，对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政府、武汉市环保局、湖北省环保局、国家环保局提起行政诉讼，只有诉武汉市政府的获得立案。在立案的时候，一位法官还念叨：“申请三项怎么才回答了两项？这也太不像话了。”问他是否知道锅顶山的事，他说不知道。
居民们觉得，这次能立案成功，应该是碰巧了。此案一审开庭后居民们败诉，理由是虽然申请三项政府信息公开只回答了两项，但从第二项的回答里应该也能看出第三项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居民们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也太好笑了。上诉后受害居民依然败诉。
而其他行政诉讼，就再也立不上案了。一位法官说，上面已经决定，凡是涉及锅顶山的诉讼一律不立案，责成汉阳区政府协调，法院认为协调比打官司好。
2015年1月5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后，居民们又去汉阳区法院提起民事损害赔偿，法院还是不予立案。居民们问：“现在实行立案登记制了，你们法院怎么还不给立案？”一位法官说，立案登记制是顶层设计，到基层法院具体怎么执行，我们也搞不清楚。
直到今年4月，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步伐一浪高过一浪，汉阳区法院的态度才有了转变。4月9日，汉阳区法院立案庭第一次收下了居民们的材料，出了收据。居民们终于看到了立案的一丝希望。
但没想到，接下来遇到的依然是层层困扰。一位受害居民告诉记者：4月13日，立案庭电话告知居民们，在审查诉状时，发现诉状缺很多内容，差不少证据材料，要来补，要不然过不了，立不了案。居民们说：材料可以开庭再补，立案庭只是形式审查，没必要把所有的证据都一一审查，但被法院拒绝。这次改好交去，又告知，文字表达不对，要求拿回去再改。等文字改对了，又告知格式不对，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居民们真是跑断了腿。但为了能立上案，再苦再难也要坚持，法院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
直到4月17日，终于有一位居民被告知可以立案了，她的诉讼标的是70万，诉讼费要缴好几万。这位居民表示，自己的小孩到全国各地看了好几年病，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能不能减免或缓缴诉讼费。法官说：不可以，如果不缴费，就按撤诉处理。无奈之下，这位居民只好把70万的诉讼标的改成了7元，这样缴了一百多元诉讼费后，终于立上案了。
接着，陆陆续续有几十位居民都去立案，法院的态度又反复变化。开始的时候说：不要来这么多人立案，有两个代表不就行了嘛。居民们不同意，法院说：告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就把财产补偿先缓缓，一个诉状只告一项，不要告那么多项。要求把诉讼事项分开。等到分开了，下次去又告知，应该合到一份诉状上，不要每个诉讼事项都分开。反反复复，让居民们莫衷一是。有的居民填写了家庭成员关系，法院要求社区派出所出证明，到底是父子还是母子关系。居民们感叹，这是立案登记制还是立案审查制啊，居然连家庭关系这样的细节都要如此严格地审查。
更多受害居民提出自己生活困难，希望减免或缓缴诉讼费。法院说，如果是残疾人可以减免一部分，需要看残疾证。等拿着残疾证去了，又说光是残疾证还不行，还需要所在社区出证明。等拿着社区证明去了，又说，要打电话到社区一一去核实，还说要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到法院来，不来就不能证明到底是不是残疾。上午同意减免一半诉讼费，缓到案件结束再给；下午又说只要一受理就得马上缴费，要不就视同撤诉。如此反反复复，居民们叫苦不迭。
居民们说，希望到了5月1日以后，立案登记制真正开始实施了，他们不会再受到这些刁难。
2014年4月14日上午，五市民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该法院立案庭拒收。理由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污染、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案件，要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和组织起诉，公民个人起诉无诉讼主体资格。为此，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争执。律师要求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给起诉人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被拒绝。
15日上午，他们再次到兰州市中院立案庭，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并未限制作为利害关系人、合同相对人的水污染受害居民不能起诉，故再次请求立案。经过反复交涉，法院认为不按“环境污染、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按个人的侵权诉讼，可以到基层法院去起诉。
15日下午，五市民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申请立案。立案庭法官拒绝受理，认为应该按“被告住所地”，到被告所在地的西固区法院去起诉。随行律师当即反驳，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侵权类案件，“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均可立案管辖。该法官随即提出，按“侵权行为地”也可以，但是要到原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法庭去立案。
16日上午，五市民到城关区法院鼓楼巷法庭，该法庭是原告之一刘庆元的户籍所在地法庭，仍被拒绝。理由是，水污染事件发生“侵权行为地”是西固区，应到西固区法院起诉。刘庆元反驳，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污染的水从西固区流向兰州的千家万户，原告家当然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官却说，媒体报道水污染是西固区和安宁区，城关区没有污染。最后，法官无奈地说，他已经向院长请示了，不能受理，并说，上级法院都不敢受理，就是怕引起连锁效应，怕每个兰州市民都来起诉威立雅水务公司。我们一个派出法庭，怎么敢受理？当原告提出请按规定给起诉人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该法官称不可能出具。
4月23日，原告之一徐子琦通过甘肃法院网院长信箱进行投诉，投诉上述两级法院“不立案又不下达不予立案裁定书”的行为。25日上午，兰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致电徐子琦，令前往该院办理相关事宜。28日，城关区法院收下了《民事起诉书》。
5月18日，由于城关区法院未按法定期限下达立案与否的通知或裁定书，五居民开始向兰州市中级法院院长信箱投诉。20日，他们请甘肃省高级法院“督办”。28日，他们投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存在敷衍、推诿的行为。
9月21日，五居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新浪微博投诉，提请责令甘肃省高级法院对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未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查处、纠正。
转过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五居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2015年2月1日，五居民给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封特快专递，信中记述了他们在兰州各级法院立案时遭遇到的种种遭遇，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关心一下他们的问题。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让自来水企业更加重视防治环境污染，让兰州市民能真正喝上放心水。
2月16日，五居民突然接到城关区法院立案庭的电话，通知他们第二天可以到法院来立案了。居民们想，一定是给最高法院的那封信起了作用，他们的案子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关怀。
2月17日，五居民在城关区法院顺利立案，只缴了50元诉讼费。
这两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后续进展，本刊将持续关注。
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污染侵权终立案
去年《环保诉讼立案何其难？》系列报道的首篇，是《武汉锅顶山环境诉讼难立案》，讲的是武汉市汉阳区锅顶山两个垃圾焚烧场焚烧垃圾造成严重污染，长期危害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却难以立案的故事。当时受害群众在法院遭遇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记者还记忆犹新。2014年6月23日下午，张细姣、任瑞等五人来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申请立案，法院让他们7天内等通知。6月30日，张细姣、任瑞这两位维权代表赶到法院，法院却如临大敌，门口十几个警察严阵以待，还有两名防暴警察在大厅守候。过完安检，又被要求将随身物品全部“存放”，看来是防止录音录像。经过层层严密检查后，立案庭庭长、副庭长、一男性工作人员，另加两名警察共五人，将两名原告关进一间小屋内告知：“经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决定，不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不予立案。”两人多次要求法院依法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庭长说：“我现在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了？另外我们以后也不再答复别人，更不会给任何人立案。”说完，在多名警察陪同下，一起走了。
而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从中看不出法院不予立案的任何理由。
7月初的一天，受害居民六十多人包了一辆大巴车，一起来到汉阳区法院递交诉状，申请立案。与上次基本相同，法院让他们选出5个代表，也是在层层严密安检之后，立案庭庭长在一间小屋内告诉他们法院不予立案，说法与上次基本一样。居民们不服，随即到区人大反映。区人大要求汉阳区法院派人来向群众解释。
汉阳区法院派了一名黄姓法官，开始还找了几条理由答复群众，说是请示上级以后不予立案。居民们反驳：法院应该独立办案，如果遇到案子就请示上级，那为什么我们国家还要实行两审终审制呢，岂不是审一次就可以定终身了。之后，黄法官便沉默不语，不论居民们说什么都一言不发，直到结束。
民事诉讼不成，受害居民在律师的指导下，相继向武汉市政府、武汉市环保局、武汉市城管委、湖北省环保厅等单位就这两座垃圾场的问题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到答复后，针对答复中存在的问题，对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政府、武汉市环保局、湖北省环保局、国家环保局提起行政诉讼，只有诉武汉市政府的获得立案。在立案的时候，一位法官还念叨：“申请三项怎么才回答了两项？这也太不像话了。”问他是否知道锅顶山的事，他说不知道。
居民们觉得，这次能立案成功，应该是碰巧了。此案一审开庭后居民们败诉，理由是虽然申请三项政府信息公开只回答了两项，但从第二项的回答里应该也能看出第三项的信息是什么内容。居民们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也太好笑了。上诉后受害居民依然败诉。
而其他行政诉讼，就再也立不上案了。一位法官说，上面已经决定，凡是涉及锅顶山的诉讼一律不立案，责成汉阳区政府协调，法院认为协调比打官司好。
2015年1月5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后，居民们又去汉阳区法院提起民事损害赔偿，法院还是不予立案。居民们问：“现在实行立案登记制了，你们法院怎么还不给立案？”一位法官说，立案登记制是顶层设计，到基层法院具体怎么执行，我们也搞不清楚。
直到今年4月，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步伐一浪高过一浪，汉阳区法院的态度才有了转变。4月9日，汉阳区法院立案庭第一次收下了居民们的材料，出了收据。居民们终于看到了立案的一丝希望。
但没想到，接下来遇到的依然是层层困扰。一位受害居民告诉记者：4月13日，立案庭电话告知居民们，在审查诉状时，发现诉状缺很多内容，差不少证据材料，要来补，要不然过不了，立不了案。居民们说：材料可以开庭再补，立案庭只是形式审查，没必要把所有的证据都一一审查，但被法院拒绝。这次改好交去，又告知，文字表达不对，要求拿回去再改。等文字改对了，又告知格式不对，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居民们真是跑断了腿。但为了能立上案，再苦再难也要坚持，法院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
直到4月17日，终于有一位居民被告知可以立案了，她的诉讼标的是70万，诉讼费要缴好几万。这位居民表示，自己的小孩到全国各地看了好几年病，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困难，能不能减免或缓缴诉讼费。法官说：不可以，如果不缴费，就按撤诉处理。无奈之下，这位居民只好把70万的诉讼标的改成了7元，这样缴了一百多元诉讼费后，终于立上案了。
接着，陆陆续续有几十位居民都去立案，法院的态度又反复变化。开始的时候说：不要来这么多人立案，有两个代表不就行了嘛。居民们不同意，法院说：告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就把财产补偿先缓缓，一个诉状只告一项，不要告那么多项。要求把诉讼事项分开。等到分开了，下次去又告知，应该合到一份诉状上，不要每个诉讼事项都分开。反反复复，让居民们莫衷一是。有的居民填写了家庭成员关系，法院要求社区派出所出证明，到底是父子还是母子关系。居民们感叹，这是立案登记制还是立案审查制啊，居然连家庭关系这样的细节都要如此严格地审查。
更多受害居民提出自己生活困难，希望减免或缓缴诉讼费。法院说，如果是残疾人可以减免一部分，需要看残疾证。等拿着残疾证去了，又说光是残疾证还不行，还需要所在社区出证明。等拿着社区证明去了，又说，要打电话到社区一一去核实，还说要让社区的工作人员到法院来，不来就不能证明到底是不是残疾。上午同意减免一半诉讼费，缓到案件结束再给；下午又说只要一受理就得马上缴费，要不就视同撤诉。如此反反复复，居民们叫苦不迭。
居民们说，希望到了5月1日以后，立案登记制真正开始实施了，他们不会再受到这些刁难。
兰州水污染事件一年博弈终立案
2014年4月11日，兰州市的多位市民向媒体反映，家中的自然水有一股浓烈的气味。随后，兰州市唯一的供水企业威立雅水务公司证实，在饮用水中检测出苯。这成为轰动一时的水污染事件，占据了全国媒体的好多头条。王伟、文军、刘庆元、徐子琦、火东兵等五位兰州受害市民，在聘请律师咨询后，决定对自来水供给单位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被告）提起侵权诉讼。2014年4月14日上午，五市民到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该法院立案庭拒收。理由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污染、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案件，要由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和组织起诉，公民个人起诉无诉讼主体资格。为此，双方发生了短暂的争执。律师要求按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给起诉人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被拒绝。
15日上午，他们再次到兰州市中院立案庭，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并未限制作为利害关系人、合同相对人的水污染受害居民不能起诉，故再次请求立案。经过反复交涉，法院认为不按“环境污染、侵犯众多消费者权益”的公益诉讼，按个人的侵权诉讼，可以到基层法院去起诉。
15日下午，五市民到兰州市城关区法院申请立案。立案庭法官拒绝受理，认为应该按“被告住所地”，到被告所在地的西固区法院去起诉。随行律师当即反驳，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侵权类案件，“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均可立案管辖。该法官随即提出，按“侵权行为地”也可以，但是要到原告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法庭去立案。
16日上午，五市民到城关区法院鼓楼巷法庭，该法庭是原告之一刘庆元的户籍所在地法庭，仍被拒绝。理由是，水污染事件发生“侵权行为地”是西固区，应到西固区法院起诉。刘庆元反驳，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被污染的水从西固区流向兰州的千家万户，原告家当然是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官却说，媒体报道水污染是西固区和安宁区，城关区没有污染。最后，法官无奈地说，他已经向院长请示了，不能受理，并说，上级法院都不敢受理，就是怕引起连锁效应，怕每个兰州市民都来起诉威立雅水务公司。我们一个派出法庭，怎么敢受理？当原告提出请按规定给起诉人出具《不予受理裁定书》，该法官称不可能出具。
4月23日，原告之一徐子琦通过甘肃法院网院长信箱进行投诉，投诉上述两级法院“不立案又不下达不予立案裁定书”的行为。25日上午，兰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致电徐子琦，令前往该院办理相关事宜。28日，城关区法院收下了《民事起诉书》。
5月18日，由于城关区法院未按法定期限下达立案与否的通知或裁定书，五居民开始向兰州市中级法院院长信箱投诉。20日，他们请甘肃省高级法院“督办”。28日，他们投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存在敷衍、推诿的行为。
9月21日，五居民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新浪微博投诉，提请责令甘肃省高级法院对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未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为进行查处、纠正。
转过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五居民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2015年2月1日，五居民给最高人民法院发了一封特快专递，信中记述了他们在兰州各级法院立案时遭遇到的种种遭遇，希望最高法院能够关心一下他们的问题。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让自来水企业更加重视防治环境污染，让兰州市民能真正喝上放心水。
2月16日，五居民突然接到城关区法院立案庭的电话，通知他们第二天可以到法院来立案了。居民们想，一定是给最高法院的那封信起了作用，他们的案子得到了最高法院的关怀。
2月17日，五居民在城关区法院顺利立案，只缴了50元诉讼费。
这两起环境污染案件的后续进展，本刊将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