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者到编者：借墨结缘各得其所

　　这是怎样一本刊物？这是怎样一种经历？

　　对于这家刊物来说，一个人从读者变成了作者、再从作者转成了编者，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很神奇？如果再从编者转身为读者，那又会有什么惊奇呢？

　　此时此刻，我正处于这样神奇又惊奇的人生阶段。

　　这是在《民主与法制》杂志走过创刊40周年的时节，也是在《民主与法制》杂志走到由旬刊到周刊5年之后的时段，更是在民主与法制社走向全媒体改革创新的时候。

　　2019年8月，在新中国成立70年之际，《民主与法制》杂志也迎来了她40岁的生日。为此，《民主与法制》周刊在2019年10月适时推出了“民主与法制40年”的封面专题（2019年第42期）。

　　按照策划安排，我们分别从创刊、上海、迁京、案例、改刊、未来等六个方面组织采写，最后形成了包括时任《民主与法制》社长周占华同志（现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所所长）撰写的卷首语《四十年初心如磐》和如下6篇文章：《从创刊到发展：东奔西跑各司其职》《从报人到同人：拳打脚踢各显其能》《从上海到北京：承前启后各展风采》《从小案到大案：释法说理各具特色》《从月刊到周刊：煮字烹文各有千秋》《从历史到未来：与时俱进各有绝招》等。

　　在杂志每期出版后的周一选题会上，对于本期选题的策划和采写，大家纷纷进行了点评和总结。在讨论中，我们《民主与法制》的著名资深记者阿计突然冒出一句：为什么没有总编辑的文章呢？

　　看起来，这确实好像是一个遗憾。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又是一个选择。作为总编辑，我的希望是由本社一线记者出场亮相即可。再说，时任《民主与法制》社长周占华同志撰写的卷首语，事实上已经代表我们社党委表达了祝福与希望。

　　由此可见，我是否出场发表文章其实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当年的读者还是作为后来的作者乃至作为当下的编者，我与《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与一世情缘。

　　说起《民主与法制》杂志，现在5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印象深刻，许多人甚至至今还津津乐道当年的美好往事。因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创刊的第一本法制期刊，也是我国第一本早于中央作出“一五普法”重大部署而诞生的普法读物，更是第一本将民主与法制作为一种理念送到寻常百姓家的畅销杂志。

　　说起来，这与我的母校华政还渊源颇深。当时的主办单位是上海社科联与我们华政，其创办人之一就是我们华政的徐盼秋院长，最早登记的社址则是我们华政的东风楼。

　　1981年9月的一天，刚刚考上华政的我第一次走进了大学的阅览室，第一次读到了《中国法制报》，也第一次读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那时，我们华东政法大学还叫华东政法学院；那时，《法制日报》还叫《中国法制报》（现在已经改名《法治日报》）；那时，我们华政的图书馆还没有建起来，阅读课外书的地方还只能叫阅览室。

　　这个第一次来得如此神奇，其个中缘由，既可能是近水楼台，也或许是命中之缘。总之，我就这样开始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读者，开始与《民主与法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东风楼、韬奋园、万航渡路，不仅成了我大学时代的美妙见证，更重要的是还成了我与《民主与法制》亲密结缘的美好记忆。

　　其实，对《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许多读者来说，都有这样一个亲密结缘的美丽故事。

　　1979年8月，借用华政学术期刊《法学》刊号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在上海创刊了。在讨论刊名的时候，上海社科联和华政两家单位还曾为“民主与法制”究竟是一句口号还是一个刊名发生了争议。好在当时的社科联领导徐盼秋，同时又是刚刚复校的华政第一任院长。徐盼秋同志力排众议，最终拍板决定采用了这个刊名。

　　《法学》杂志是华政于1956年创办的学术期刊，“文革”前被撤销停办。因为原有刊号被《民主与法制》杂志借用了，1982年华政决定复刊《法学》时，不得不另行登记出版。

　　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回望40年前那场争论，可能还会发出会心的一笑。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因为40年前的春夏之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刚刚开过，但许多政法部门（司法部直至1979年9月才恢复）、政法院校（当时只有西南政法学院已经恢复）乃至律师制度（当时正由各地法院系统出面着手筹建“法律顾问处”）都还没有正式亮相。

　　可以想象，历尽“文革”劫难的中国人是多么渴望“民主与法制”的春天早日来临啊！同样可以想象，多年不知“民主与法制”为何物的中国人多么希望有一本叫做《民主与法制》的读物啊！

　　在这种背景下，“民主与法制”首先是一句口号，其次才作为一个刊名，就在党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上海诞生了。于是，许多人和我一样，就是在这样共同的背景下，不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缘分，就这样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的读者。

　　如果说平常阅读《民主与法制》杂志，还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那么，在大学毕业前参加《民主与法制》首届法制知识学习竞赛，就使我成了一名与《民主与法制》更亲近的读者了。

　　1984年4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加强和改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问题。彭真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于是，全国范围内开始掀起了第一个普及法律知识，加强法制宣传的热潮。

　　得风气之先的《民主与法制》闻风而动，立即在1984年第8期刊出了《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通告及具体办法。通告中说：“本刊根据广大读者的建议， 从下期起举办群众性的法制知识竞赛活动，聘请全国法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审定命题及答案。全部试题连载于1984年第9、10、11期本刊，答卷由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运用计算机批阅（这在当时实属创新之举），竞赛设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50名、纪念奖1000名。杂志将公布标准答案和得奖者名单，答对一半试题者即获得法制知识学习竞赛合格荣誉证书。”

　　1984年第9期，《民主与法制》刊发了以中顾委常委王首道为首的“全国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活动”顾问团名单。同期发表的本刊评论《祝愿“法制知识学习竞赛”成功》中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编辑部每月收到七千多封读者来信，这是本刊的‘源头活水’，就是这次竞赛的二百道试题，大多数也是来自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刊物与读者的联系，进一步打开刊物的大门，不仅读者有更多的机会到刊物上发言，而且要邀请读者参加到本刊举办的这类社会交往中来。编读双方，携手合作，为民主与法制的宣传作出更多贡献。”

　　毫无疑问，即将大学毕业，自我感觉已经掌握了不少法律知识的我们，对于《民主与法制》杂志组织的如此重大而热烈的活动，自然是积极而踊跃地参加。于是，没有订上杂志的同学，或是立即去报摊抢购，或是立即向杂志社邮购。在我印象中，当时我们81级几乎每个同学都参加了此次答题活动。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答题活动不仅能够检验我们对《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忠诚度，更重要的是能够验证我们大学四年来法律知识的知识量。

　　当时已到《民主与法制》工作并参与组织策划，后来成为副总编辑的冯慧回忆说，这次由《民主与法制》独家举办的活动，共收到随刊发送、由读者填写后寄回的竞赛答卷304750份。1080名参赛读者获奖。有数万名读者获得了参赛证书及纪念徽章。1985年春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夏征农等市领导出席了颁奖大会。

　　因为首届法制知识竞赛活动的巨大成功，导致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而来。1986年，《民主与法制》应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第二届全国法制知识竞赛。

　　2020年国庆节前后，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晋无意中告诉我，他是1986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与中央电视台专题部联合主办的“全国法制知识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我赶紧翻到了1986年的《民主与法制》合订本，在当年第7期刊载的获奖名单中赫然看到了他的名字。当年答题时，王晋检察长还是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来获奖时，王晋同志已经调到最高检察院工作了。由此，成就了许多像王晋检察长这样的法律人与《民主与法制》之间的读者佳话。

　　对我来说，因为首届全国法制知识竞赛，我不再只是一名普通读者，而是一名热心而积极的参赛者了。尽管我最后没有获奖，但也幸福地收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颁发的纪念证书。

　　这张特别的纪念证书，就这样跟着我大学毕业了，跟着我从上海来到了北京，跟着我成了一名法制期刊的记者编辑。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也作为同为法制期刊《法律与生活》杂志的记者编辑，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我竟然有幸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作者。

　　

　　1990年冬天的某一天，一场新闻发布会在首都大酒店举行。我从会议邀请名单上看到，《民主与法制》杂志也有一位记者参加，而且还是一位女性。

　　没想到，我在会上见到的这位《民主与法制》的记者不是女性，而是一位老爷们儿。原来我是被他的名字误导了，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冯慧副总编辑，一个很容易被误认为女性的名字。

　　于是，冯慧就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民主与法制》的记者。据冯慧自己介绍说，类似这样被误认的有趣经历，其实在他的人生经历中还有好多次。

　　因为这段有趣的奇遇，我们就相识了。于是，冯慧就成了我认识的第一位《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可以说，这是我与《民主与法制》杂志近距离接触的开始，也是我与《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面对面交流的开端，更是我有幸有缘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作者的开头。

　　1991年年初，《民主与法制》杂志发布启事，准备开始举办“神圣职责”的征文活动。看到征文启事，我便立即给冯慧打电话，询问我是否可以参加此次征文活动。在得到冯慧的肯定答复后，我便开始准备动笔了。到了约定交稿的时间，我却没有时间亲自送去。于是，我让我爱人骑车将稿子送到了编辑部。

　　那时，《民主与法制》杂志已经从上海迁到了北京。那时的社址就在东城区东四十条，租用的办公用房还是煤炭部的一个招待所。后来，就搬到了西城区百万庄。再后来，就直接搬进了地处兵马司胡同的主管单位中国法学会办公楼。

　　为什么会如此熟悉这些社址的变化呢？因为我是《民主与法制》杂志的作者。作为作者，因为送稿或其他发稿的事务性工作，要时常前往编辑部。所以，这些办公地址当年我都去过。

　　“神圣职责”征文活动结束了，最后我的文章《壮乡律师》得了个纪念奖。

　　获奖文章内容是我采写的是一位广西的律师，这是我于1990年在世界法律大会上认识的律师。这位律师的名字叫做刘桂宽，与我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于是，一个有趣的名字之缘，造就了我一段有效的采访；一篇有料的采访文字，又让我获得了一个有幸的荣誉奖项；一个有爱的荣誉奖项，又使我感受了一段有情的作者之福。

　　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乃至是获奖者，这种缘分与福分还在继续。1992年6月，我竟然拥有了一次与《民主与法制》记者联合采访的特别经历。

　　为了一位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时任《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的我，与时任《民主与法制》副社长张贻久、时任《民主与法制》社会部主任张所菲一起前往深圳采访。张贻久副社长是一位历史学专家，对中共党史更有深入研究。一路上的采访之余，我向张贻久社长请教了不少问题，为此受益匪浅。

　　我与张所菲一起联合采访，这是我们俩相识以来的第一次。1987年7月，我从中央讲师团回到北京，成了《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某一天，前往中国法学会拜访同为讲师团成员的李涛。李涛介绍了他的同事——时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干部的张所菲。后来，张所菲成了《民主与法制》记者。

　　此后，在我供职的《法律与生活》杂志，我又认识了前来领取样刊的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组记者的阿计（计伟民）。那时，阿计经常给我们《法律与生活》贡献大作。后来，因为我到《中国律师》任职带来的律师之缘，我与阿计的交往更加密切。2004年，他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

　　于是，因为冯慧、张所菲等记者同行，我就开始了真正与《民主与法制》记者同行们的交往。一来二往，后来我就开始认识了马利、朱克辛、黎伟华等记者同行。后来，因为与从《法制日报》调任《民主与法制》总编辑李明信的老关系，我又先后认识了赵晓谦、李伟红、呼满红、阮莹、王健等记者编辑。再后来，我与这些相识的记者编辑就成了熟悉而亲切的同事。

　　对于一个普通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待遇，更是一份荣幸。

　　作为读者，更作为作者，最感到荣幸的还是，我应邀出席了2009年10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中政委、中宣部等有关部门领导，《民主与法制》杂志顾问、老领导、读者作者代表、理事单位代表和首都法学、法律、新闻界代表共计150余人参加了座谈会，时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胡忠主持了会议。

　　座谈会上，时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代表主管单位向几十年来关怀、呵护、扶持《民主与法制》杂志茁壮成长的中央和有关部门的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与杂志相伴相随、热心参与、给予厚爱的作者和广大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为杂志的诞生和健康发展付出智慧心血的几代办刊人表示了诚挚的问候。

　　会后，我还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文中就“民主与法制”到底是一个刊名还是一句口号这个历史话题，发表了一点感慨。因为我始终认为，“民主与法制”绝不仅仅是一个刊名，她应该首先是一个口号，其次才是一个追求，最后则是一种制度。当然，对今天已经进入中年的人们来说，她更应该是一个回忆、一段历史、一种见证、一个目标乃至一种理念。

　　今天，作为《民主与法制》的编者，每当我在书柜里看到1991年那张获奖证书及我参加《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30周年的照片，总是情不自禁地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普通读者与普通作者的我，有一天竟然有幸走进了《民主与法制》，成了《民主与法制》的编者。

　　

　　走进《民主与法制》，领衔编者使命

　　2010年6月9日，我与经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周占华同志同时来到中国法学会报到。时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同志亲自跟我们谈话，热烈欢迎我们加盟中国法学会。6月12日，在时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胡忠同志主持的《民主与法制》社全社干部大会上，时任中国法学会机关党委人事部主任纪大新正式宣布了周占华与我的任命决定，由此，我开始正式成为《民主与法制》杂志的编者了。

　　当天晚上，我在博客上发了一篇博文，题为《世界杯开幕了，我已经转会了》。当时，正值第19届世界足球锦标赛即南非世界杯刚刚开幕。可以说，这是全世界球迷的节日，也是全世界球星的盛宴，更是全世界球探的集会。

　　我不是球星，但在世界杯开幕的日子里，我却有幸赶了一回时髦。两个月之后，李明信总编辑光荣退休了。作为副总编辑，按照社党委分工安排，我就开始领衔主持《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采编业务工作。

　　其实，在我被任命为副总编辑那一天，我就已经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那天，当我手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任命，内心荡漾着一阵无法掩饰的激动与狂喜，甚至还有一点惶恐。这种心态一方面是源于我对中国法学会党组高度信任的衷心感谢，另一方面是对于自己资历与才能的惶恐不安。

　　当李明信总编辑退休后，我知道我实际上已经成了《民主与法制》杂志创刊以来的第八任总编辑（2011年5月，我被正式任命为总编辑）。相比我们前七任总编辑，我的才学能力、理论功底、知识结构、思维眼光乃至人生经历，实在是相差太远。

　　和许多人一样，对于这本不同一般的杂志，我也是一位曾经踊跃自费订阅、如饥似渴阅读、主动积极投稿的拥戴者。当时还在大学里苦读的我，常常在想，《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办出一份如此脍炙人口的刊物？为什么杂志上的许多文章能够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为什么每期杂志刊登的案例都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为什么《民主与法制》杂志的总编辑出去采访据说连省委书记都要亲自会见？

　　通过查阅《民主与法制》历史，我看到了这样一张总编辑史：郑心永总编辑：1979年8月至1982年6月任职；丁柯总编辑：1982年7月至1987年2月任职；钟沛璋总编辑：1987年3月至1988年2月任职；沙洪总编辑：1988年3月至1989年12月任职；王树人总编辑：1990年1月至1995年1月任职；王强华总编辑：1997年5月至2004年6月任职；李明信总编辑：2004年6月至2010年8月任职。其中，在1992年至1997年4月，时任社长为王厚德先生。其中在1995年1月王树人总编辑卸任后至1997年5月期间，没有总编辑，只有社长。另外，在王强华担任总编辑期间即1997年5月至2004年6月之间，只有总编辑，没有社长。直到2004年6月，胡永朝社长与李明信总编辑先后到任，才回归社长与总编辑双双配备的阶段。

　　在此之前，除了给我传递接力棒的李明信总编辑，我还见过首任总编辑郑心永先生。1988年夏天，我作为《法律与生活》杂志记者参加了一次采访活动。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认识了时任《法律咨询》杂志总编辑的郑心永先生。此前，我已经得知他就是《民主与法制》杂志首任总编辑。自然而然，我们的话题一直聚焦于《民主与法制》杂志超前一步的创刊和盛况空前的全国法制知识竞赛。

　　后来，我到《民主与法制》任职后，先后一一拜访了各位前任总编辑。尤其是每年春节前夕，我都要代表社党委前往上海拜访慰问首任总编辑郑心永先生和第二任总编辑丁柯先生。遗憾的是，这样的机缘到2020年春节前夕就再也没有了，因为两位老总编辑在2019年年底先后都已经去了天堂，去了极乐世界。2019年10月25日早晨5点30分，郑心永先生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100岁。11月5日晚上7点12分，丁柯先生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8岁……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但是，在我眼里，我们《民主与法制》杂志的前任老总编辑们，要多传奇就有多传奇，要多神奇就有多神奇。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大腕儿，人人都是精英；他们每人都有故事，每位都是传奇。他们要么就是老报人，要么就是老军人；他们要么就是做得一首首好诗词，要么就是写得一篇篇大文章；他们要么就是老地下工作者，要么就是思想理论家；他们要么就是在新闻出版工作中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要么就是在改革开放启蒙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谁也无法否认，最早创刊的法制期刊《民主与法制》，是一块老牌子；曾经创造了全国法制期刊神话的《民主与法制》，是一块好牌子；作为改革开放产物标志的《民主与法制》，是一块大牌子。但是，如何使老牌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出新的活力，如何将好牌子做得更好、站得更高，如何体现出大牌子的大气、表现出大牌子的大家，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民主与法制》全体同仁的目标，更是将《民主与法制》视为终生追求的法律人的希望。

　　于是，作为新一任总编辑，如何带领大家继续保持原来的发展势头，如何继续做大做强《民主与法制》杂志这块品牌，如何将杂志特有的深度与法治应有的高度乃至网络必有的速度有机结合，就成了我这个《民主与法制》杂志第八任总编辑的头等大事。这对于纸质媒体来说，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如何面对挑战、突破瓶颈，值得大家共同探索实践与深入思考。

　　转眼之间，10年多的光阴就这样飞过去了。10年多来，在中国法学会党组的正确指导下，在社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将《民主与法制》杂志从半月刊改成了旬刊，从旬刊变成了周刊，从单一传统的黑白刊变成了图文并茂的彩色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主管《民主与法制》杂志的采编业务中，我先后与朱克辛、冯慧、连继民、阮莹、黎伟华、杜林等六位副总编辑成了亲密的搭档。我开玩笑说，真是铁打的总编辑流水的副总编辑啊！看起来，可能是我阻挡了几位副总编辑的发展进步之路了。

　　作为编者，从《法律与生活》杂志到《中国律师》杂志，再到《民主与法制》周刊，我曾经策划了无数个不同风格不同内涵的选题，也曾经编发了数不清不同读者不同水平的稿件，还修改了许多篇不同角度不同深度的来稿。

　　如果要说我对办刊经验和心得最多的地方，自然还是《民主与法制》杂志。众所周知，在我国的法制期刊当中，《民主与法制》杂志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刊物、最老的刊物、最大的刊物。

　　所谓“最早”，是指我们《民主与法制》创刊于1979年8月，当年还没有其他任何法制期刊。我国最大的法制媒体《法治日报》创刊于1980年8月，也比我们《民主与法制》晚了1年。我曾经供职的《法律与生活》杂志创刊于1984年，比《民主与法制》晚了5年。所谓“最老”，是指在目前所有法制期刊与法制报纸中，《民主与法制》的创刊已经40年有余，再没有比我们《民主与法制》更老的法制期刊了。所谓“最大”，主要是指《民主与法制》在当时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民主与法制》就相当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南方周末》，也相当于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的《焦点访谈》，更相当于当下无边无际的互联网。总而言之，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杂志是我国改革开放与依法治国进程的见证者和推进者乃至记录者。

　　那时候，《民主与法制》在全国各地、在社会各界很受欢迎，也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时，《民主与法制》刊发一篇文章，甚至会影响到一个干部的升迁，或者是引发一个地方的制度性变革。那时，《民主与法制》的最高发行量曾经达到258万册。即使是在当下法制期刊难以突破10万大关的时代，《民主与法制》杂志2021年发行量仍然达到了15万册的不凡业绩。

　　对我来说，回顾这些年的办刊经历，可谓心得与体会齐飞、经验与教训同在。因为我既办过学术期刊，也办过新闻期刊，更办过法制周刊。为此，对于办刊的体会和心得，我归纳为八个字即“成全他人、成就自我”。可以说，这八个字，既是我当年从事期刊出版工作的初心，更是我多年来担任期刊出版单位负责人的使命。

　　2019年1月15日，在中国期刊协会六届二次理事会上，作为20位获奖代表之一，我从时任中宣部出版局郭义强局长手中领到了我办刊30余年来最重要最有成就感的奖励证书——“从事期刊出版工作30年”荣誉证书。

　　2019年11月，我又获得了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有鉴于此，这些年来，我通过会议交流或撰文回忆等方式，时常将本人从事新闻出版工作30余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总结梳理，然后分享给大家。

　　比如，对于采访写作，我以“一根线、一个点、一句话、一种景、一件事”的“五个一”目标，作了总结和提升……

　　也比如，对于《民主与法制》杂志办刊思路，我以“一个封面主题、两个现实难题、三个有机结合、四种报道题材、五个内容选题、六个栏目板块”的“一二三四五六”关键词，进行总结和提炼。所以，我在给我社驻地记者和通讯员及特约撰稿人授课时，特别强调了我们民主与法制社的投稿方向，提出了“要速度，请找民主与法制网；要高度，请找《民主与法制》时报；要深度，请找《民主与法制》周刊”的“三度”秘诀……

　　又比如，对于纸质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资源整合，我按照“三点式”思路即：“一是通过新媒找热点——各领风骚三五天；二是通过网媒选重点——犹抱琵琶半遮面；三是通过纸媒看亮点——东边日出西边雨”，提出了要求和安排……

　　还比如，对于总编辑工作责任，我以“看主题、定选题、改标题”的“三件事”，对大家广而告之。也就是要求我自己必须做到：看准主题、找对选题、起好标题……

　　另比如，对于编稿选稿要求，我以“内容为王、形式为主、语言为本、结构为表”的“四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后来，我又将这个标准凝练为“白富美”的有趣表述，即色彩要洁白（也就是指封面与版面设计，因为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内容要丰富、形式要优美……

　　再比如，对于选题策划，我用“怎么来？怎么看？怎么定？”作了分享：一是怎么来：从会议与活动而来、从阅读与交流而来、从文件与规定而来、从工作和任务而来。二是怎么看：大局、大事、大会、大家、大案、大势。三是怎么定：因时而谋、因地而宜、因人而异、因事而为、因势而变……

　　更比如，对于最后每期杂志开印之前的核红程序，我以一首打油诗，进行了提示和指导：

　　开头结尾加标题，

　　上下左右看版心。

　　照片页码对目录，

　　一字一句一页清。

　　所有这些心得和经验，基本都来自在《民主与法制》作为编者的感觉和体会。因为这些经验和体会，我更要感激来到《民主与法制》这十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对我来说，这十年多来，其实既源于一个梦想，也缘于一种经历，更圆于一种荣誉。

　　

　　按照中国法学会党组的总体安排，从2020年7月开始，林洪武同志开始主持民主与法制社全面工作。此前在2010年6月至2020年7月之间的工作时光里，我与时任党委书记、社长的周占华同志同时到任，从此谱写了一段相互支持、互相配合的佳话。

　　现在，我开始全力配合党委书记、社长林洪武同志的总体部署与宏观指导。于是，在林洪武同志主持的新一届社党委政治指导和全力支持下，我继续努力为选题策划而思考布局、为采编工作而奔忙协调、为业务提升而带教传承。

　　于是，从当年的忠实读者到曾经的忠诚作者乃至当下的忠心编者，我与《民主与法制》的一世情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说，在我与《民主与法制》杂志的40年缘分中，可谓各得其所各得其宜。

　　随着新一代编者的逐渐成长，本人作为老编者的退休进程也将开始进入倒计时。同样，从编者到读者的生活也将很快走近未来进行时。可以预计，曾经的青灯黄卷，当年的案牍劳形，依旧的煮字烹文，永远的借墨结缘，将是本人自己回归读者生活的自然状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40岁被称为不惑之年，意味着一个人风华正茂的最好时刻。对于跨过不惑之年的《民主与法制》来说，从过去到未来，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都是《民主与法制》成长发展进步的见证者和推进者。从这个意义上看，本文既是“民主与法制40年”封面聚焦的必要补充，更是一名从读者到作者乃至编者的见证者的美好回忆。

　　从《民主与法制》诞生的第一天起，这本杂志就肩负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使命，承载着无数读者和作者的法治梦想，同样也凝聚着一批又一批编者仗义执言、坚守真相的新闻理念。这些理念和梦想，不断融入到每一个《民主与法制》人的血液里，始终贯穿于《民主与法制》的每一个采访中，一直体现在《民主与法制》的每一篇报道中，永远落实到《民主与法制》的每一个选题中。

　　我很幸运，既结下了读者之缘，又享受了作者之福，更体验了编者之魅。将来回归读者的我，自然将一如既往关注《民主与法制》的改革创新发展。未来的《民主与法制》，将是一个拥有一报一刊一网等传统媒体和移动客户端、微博、微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等新媒体组成的全媒体矩阵，既值得关注，更值得期待。

　　2019年，在《民主与法制》创刊40周年的日子里，我策划动员编辑部的新一代编者集体创作了这样一首歌词。后来，我又邀请同为首都媒体跑团跑友的音乐人李朝晖改编谱曲。

　　可以说，这首歌词真正既代表了所有读者与《民主与法制》的缘分，也代表了所有作者对《民主与法制》的期待，更代表了所有编者对《民主与法制》的祝福！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

　　你从黄浦江畔走来，

　　点亮心灯，法治故事流入心怀。

　　全民普法的时代悄悄打开，

　　吹响号角，民主之声传向四海。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

　　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

　　你从三中全会走来，

　　一路同行，新的时代步伐豪迈。

　　依法治国的初心与你同在，

　　一张蓝图，法治中国百姓期待。

　　民主与法制，为你喝彩。

　　民主与法制，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