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立法”开启法制完善新路径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新冠病毒感染零星病例，警示人们一刻也不得松懈。另一方面，与疫情暴发之初相比，当下的防疫抗疫可谓有条不紊、张弛有度，充分彰显了以法治思维、方式应对疫情的制度力量。

　　自去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考验着防控疫情的治理能力，也检测着应对危机的法治成色。尤其是在国家立法层面，植入抗疫元素的立法修法行动高歌猛进，更是构成独树一帜的“抗疫立法”现象，值得细细梳理和评判。

　　去年2月24日，正当抗疫之战处于胶着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短短一天会期内，紧急出台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一被舆论称为史上最严“禁野令”的决定，果断冲破持续多年的利益纠葛和观念阻力，彻底叫停一切交易和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行为，不仅筑起了一道从源头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法制堤坝，也奏响了当年“抗疫立法”的序曲。

　　如果说，“禁野令”彰显了立法机关在紧急状态下的高效行权和责任担当，那么去年4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则展示了更为高瞻远瞩的立法雄心。根据该计划，拟在2020—2021年制定修改的法律多达17件，拟综合统筹、适时制定修改的相关法律亦有13件。所涉立法项目覆盖疫情防控、生物安全、应急管理、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科技支撑等多个方向，其规模之可观、维度之广阔、焦点之集中，堪称史无前例。由此启动的，正是以抗疫为切入口，全面更新升级公共卫生法制的宏大工程。

　　事实上，因重大灾难或危机事件所引发的立法改进，不乏先例。回望历史，2008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曝光后，正在接受三审的食品安全法草案新增了针对性条款；同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充实了多项应对机制；2003年非典疫情的来袭，促成了日后传染病防治法的全面修订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诞生……诸如此类的立法事件，都见证了灾难催生立法变革、法治防范悲剧重演的互动效应。

　　正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是一次波及全社会的重大灾难，也为法制改造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而在抗疫过程中不断凸显的风险警示、不断暴露的制度不足，更是要求不空耗危机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使灾难代价真正转化成法律制度有的放矢的实质性变革。令人赞叹的是，与以往零打碎敲式的立法改进相比，“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所勾画的立法图景，乃是全局性的体系建设和整体构造，其立法视野也并非拘泥于防疫的单一维度，而是对公共卫生法制全方位的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由此，生命权利、风险防范、国家治理、社会稳定等诸多目标诉求，都在法制的统一框架下结成了价值共同体。这是立法实践的历史性飞跃，其意义足以载入史册。

　　尤其是，在人大立法史上，“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是首次就专门领域立法打造的整体方案，其意义不仅在于架构相关法制改造的系统性，也在于计划所加持的权威性、约束力，将对立法进程构成有力的督促。而计划所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又为有序厘清轻重缓急、合理配置立法资源提供了指引。

　　梳理去年以来的“抗疫立法”，呈现的正是统摄全局、深入细节的立法轨迹。其中，与疫情防控密切关联的动物防疫法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已先后启动了修订程序，步入了修法快车道。而在民法典、生物安全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行政处罚法、刑法修正案（十一）等诸多法律的立法修法过程中，也纷纷融入了关涉公共卫生事件多个环节的制度补缺和改革。由此清晰可见的，正是两个方向的立法努力：一方面，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现实的立法参考素材，高效推动抗疫成功经验上升为立法成果，为抗疫之战及时、持续地提供法治利器。另一方面，立法设计并不只是满足应急状态下的制度需求，而是重在科学预见、未雨绸缪，进而构筑起保卫公共卫生安全的长效机制和常态防线。

　　可以预计，始自2020年“抗疫立法”的立法行动，仍将在最近几年绵延深入，进而从根本上重塑公共卫生法制的面貌。而法制变革所凝聚的法治合力，亦将为回应社会关切、护卫生命安全奠定愈为坚实的制度基石。更重要的是，“抗疫立法”所内含的立法理念、方式、机制、技术等重大突破，所开辟的法制完善新路径，也为未来立法留下了宝贵的示范样板和精神财富，有望在更多的领域加以复制推广，助推国家法律体系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