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经理私售基金，银行担责吗？

　　理财经理利用在银行工作的便利，私下揽活儿销售基金产品，致使储户投资的百万元历经数年无法追回。储户向银行讨要说法，银行以产品非该银行代销基金为由拒绝。究竟谁该为储户的百万元损失承担责任？2020年5月29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明确了各方责任。

　　

　　百万资金被“入伙”

　　2010年12月，经上海市某银行经理杨钰推荐，家住杨浦区的吴婧购买了一款信托产品。半年后，吴婧如期收到了本金和年化率高达百分之十的利息。

　　间隔5个月，吴婧再次经杨钰推荐，购买了“汉某通投资基金”三期100万元。一年后该基金到期，如数兑付吴婧的本金和利息。两次投资获利，吴婧愈发信任杨钰，她打算长期在杨钰供职的银行投资。

　　2012年11月19日，吴婧接到杨钰的电话，杨钰称“汉某通”又委托其银行发布了新一期信托产品，是上期的延续，属于保本保息产品，由于额度有限，必须马上购买。为此，吴婧当天赶到银行理财经理办公室，杨钰拿出的却是一份“同某弘合伙企业”的《风险申明书》，见到“风险”两字，吴婧的神情有些犹豫。

　　杨钰解释道：“放心吧，这只基金的发行者跟‘汉某通’是一个单位，也是我们银行的信托产品，本金是有保障的。这个产品期限为18个月，第12个月支付第一次收益，期满后支付全额本金和收益。”并称合同的内容和前次相同，过几天拿到再签。 

　　吴婧对杨钰的话深信不疑，当天她委托杨钰在其银行柜面填写了贷记凭证，向同某弘合伙企业汇款100万元。此后，吴婧并没有接到杨钰要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的通知，她也没有再问。

　　2013年12月20日，吴婧收到了“同某弘基金”第一笔收益10万元。次年7月，这笔基金已逾期两个月，吴婧却没有收到1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她再三追问，杨钰吞吞吐吐说：“同某弘基金”出了问题。吴婧当即要求出示相关文件材料，她这才看到《同某弘合伙企业优先级合伙人入伙协议》。这份协议载明，吴婧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同某弘基金”属于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极大，并不是保本保息，也非银行代销产品。吴婧这才惊觉自己上当了！她与杨钰吵了起来，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天，杨钰主动找到吴婧，在她的办公室商谈。杨钰哭着说她也是“同某弘基金”的受害者。“我的本意是为了你能赚钱，现在产品出现运营不利的情况，我愿意用钱把事情摆平，不想因这个事成为我职业上的污点。”双方达成谅解意见。

　　但是，杨钰却迟迟没有兑现承诺。2014年11月中旬，吴婧将杨钰约在自己的办公室对话，并进行录音。吴婧说：“你不应该当时没有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跟我讲……”“说到底，我连这个合同都没有看到过，合同一直在你手里，对吧？”她还对杨钰说：“你当时说，这个是保本的。”杨钰回答称：“这个上面都写保本的，你没有看那个上面吗？上面都是保本。”吴婧指着合同说：“上面没有写保本两个字，你看看清楚。”杨钰说：“是吗？”然后，两人逐字逐句核对合同文本，并未有“保本”字样。杨钰叹气道：“我也被对方公司误导了，我会尽快去交涉。”

　　

　　费尽周折追款

　　杨钰一直没有给回复，吴婧也没有拿到她承诺的赔偿款。吴婧仔细了解后得知，“同某弘基金”的发行者上海某澄公司和天津汉某通公司系违法销售基金产品，汉某通公司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公安机关侦查。

　　吴婧的权益无法兑现，遂找到杨钰所任职的位于浦东区的某银行。然而，银行负责人却告知吴婧：“同某弘基金”并非银行代销，而是杨钰私自揽活儿，与银行无关。且杨钰现已离职，银行没有责任。

　　2017年9月11日，吴钰将同某弘公司起诉至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案件审理期间，吴婧追加杨钰作为第三人，吴婧主张同某弘公司应返还其100万元，并支付其利息损失10万元。

　　在开庭时，上海同某弘公司、杨钰均未到庭，法院缺席审理此案。

　　法院庭审查明，《同某弘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入伙协议》约定，入伙人已经充分了解合伙企业及其投资的相关情况，同意承担合伙企业有限公司合伙人责任。基础收益：年化收益率10%/年的最高收益上限。超额收益：基金结束时向优先级有限合伙人按照超额利润的20%分配的额外收益。优先级有限合伙人可以选择基金权利起始日18个月后退出，此时退出仅享受基础收益；选择继续留在合伙企业中直至60个月后基金结束，届时除享受基础收益外，还可享受超额收益。然而，该协议吴婧的签名系杨钰代签。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入伙协议上签名系第三人杨钰未经授权代签，仅凭吴婧向杨钰付款的事实，不能证明吴婧就涉案协议与杨钰达成一致，故涉案入伙协议未成立，被告当向原告返还投资款。

　　2018年1月10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同某弘公司返还吴婧投资款100万元，支付利息10万元。但是，该判决生效后同某弘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2018年12月，法院终结执行。 

　　

　　谁该为损失担责

　　此后，吴婧将上海市某银行和杨钰起诉至杨浦区人民法院，要求两被告对其全部债权未执行到位的部分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法庭上，吴婧诉称，被告杨钰利用自己在银行工作的条件及原告的信任，采用欺骗手段，误导原告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导致了原告的损失，应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而某银行明知被告杨钰利用职务之便销售非银行理财产品，却未采取有效内部控制措施予以阻止或纠正，故该行对原告的损失同样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吴婧向法庭提交了她与杨钰的微信聊天记录和对话录音。

　　杨钰辩称，吴婧认购《入伙协议》对应的“同某弘基金”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已生效并实际履行。2012年11月，吴婧签署了《风险申明书》，该申明书上表明了投资对象、投资风险。当天，吴婧履行了出资义务，转账单上明确收款对象为同某弘合伙企业。2013年年底，吴婧收取了“同某弘基金”的投资收益款10万元。同时，其是以朋友身份为吴婧分析介绍产品，而不是以理财经理身份进行推介，自己的分析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或违规行为。且所称的“保本”是其个人理解，并且符合当时的市场背景和行业惯例的理解。

　　上海市某银行辩称，涉案基金产品不是其代销产品，又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实施该违法犯罪行为，不同意承担吴婧的损失。该行陈述，被告杨钰从2012年起担任理财中心负责人，2015年11月正式辞职。

　　亲爱的读者：吴婧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具备投资理财经验的投资人，杨钰以上海市某银行理财客户经理的身份向“朋友”吴婧推荐销售产品“同某弘基金”，而上海市某银行以该产品非银行代销基金为由拒绝承担责任。那么，究竟谁该为储户的百万损失承担责任呢？

　　（答案见本期）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