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婚姻家事专家：江阴样本》系列报道之四
帮教里手：从推己及人到以理服人
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家是梦想起航的起点，是支撑其成长、给予其力量的港湾。
可是，当爸爸妈妈的臂弯不能环抱，继续为其搭建完整幸福家庭时，他们的权益保护是否有人意识到？
从1993年担任法官独立办案起，黄东一直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少年犯罪案件持续上升趋势，全国法院系统共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问题，纷纷成立少年庭。那时，江阴法院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家庭调查、成长经历调查、生活环境评估，调动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对迷途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同时探索创新模式，开展挽救未成年人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黄东意识到原生家庭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意义，试图寻找诱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家庭因素有哪些、占比重几何。
2006年，也就是江阴法院成立少年庭的四年后，江阴法院在江苏省率先与社会机构合作，委托专业人士开展家庭教育工作、进行教养环境评估。而在这之前，从评估量表的制作，到家庭走访、信息提取工作，都是靠法官去完成，缺乏社区矫正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的专业性。
后来，江阴法院在审理民事婚姻家庭案件过程中，也吸取采纳上述模式。对于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双方都想争取孩子抚养权，或者都要放弃孩子抚养权，容易对未成年子女幼小心灵造成伤害类的案件，提供科学评估，为办案法官判案提供可靠依据。
黄东告诉记者：“离婚类案件、抚养权纠纷案件，原被告谁更适合直接抚养孩子，对于大多数婚姻家事法官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过去的评判标准往往更注重物质条件，看哪一方能日常照顾到孩子，偏重于客观条件的考察，缺少对当事人及孩子心理层面、人格层面的考量。我们通过改革尝试，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能产生最好的社会效果，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起初，少年庭办理家事案件还比较少。考虑到少年庭案件量和人员配置问题，黄东及少年庭其他同事以办理刑事案件为主，有余力的情况下，接着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婚姻家事案件。
在办理过婚姻家事案件后，包括黄东在内的少年庭法官们突然能更理解“原生家庭中父母的矛盾对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变化的严重影响”。以往只办理刑事案件时，他们虽然经常能听到涉案未成年人提起父母离异的情节，但它可能仅仅化作判决书中的一句话，不曾激发过多的思考和感悟。
等到真正办理过婚姻家事案件后，了解了夫妻间冲突矛盾过程怎样导致未成年子女产生心理创伤，这种现场感，使黄东他们才开始慢慢有了深刻理解和真实感受。
对于黄东自己，亲身办理过刑民两类案件后，她对于婚姻家庭中“创造家庭和谐”“创建家庭文明”“树立良好家风”等原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更强烈的意识。自此，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
男人一年多前，跟妻子离了婚，赴上海定居。前妻带着十岁的女儿，来到江阴市生活。
离婚后的一年时间里，由于一直看不到女儿，男人有些气恼。接连数次报警。女方担心前夫将孩子抢走，不配合探视，把孩子藏了起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于是男人将前妻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变更抚养关系，把女儿交由自己抚养。
女方一听前夫要抢孩子，更加愤怒。在黄东起初联系她时，迁怒于法院，认为法官在做帮凶，指责法院立案就是不顾孩子的利益。
黄东向女方解释，诉讼的权利是男方应有的，也受法律保护。至于孩子抚养权最后归谁合适，他们正是来了解情况的。
鉴于孩子已满十岁，黄东表示还是想跟小朋友见面，听取她的意见。“您带着孩子到我们法院来一趟吧，我们跟她聊聊天。”
女方不愿配合：“不行！我们孩子去那种地方是要害怕的……”
乍一听这“妖魔化”法院的话，黄东心里很不是滋味：“法院哪里可怕？不就是为大家服务、替人民解决问题的地方吗？我们就想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不通我们就按照法律规定判，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带孩子来法院，见见法官，看看我们的工作，也不见得是坏事嘛。”
即便黄东再怎么劝说，女方还是不松口。黄东心想法院不成，那不如换一个地点试试，看看对方有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
突然想起，他们的“未成年人指导中心”正好设在一家图书馆里，环境比较温馨舒适。女方思考片刻后，答复可以。
到了约定当天，女方果然遵守约定，带着孩子过来。
“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法官呀？知道法官是干什么的吗？……”
出乎意料，小朋友还挺愿意跟黄东聊天。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让黄东很是喜欢。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想见你吗？”
“知道！妈妈说了，说爸爸想要我。”
“你很久没见到爸爸了吧，想他吗？”
小朋友偷偷看了眼旁边的妈妈，不出声了。黄东安慰她道：“没关系！你就把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用听妈妈的，也不用管爸爸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想呢，但我不想离开妈妈，不想去上海。去上海会影响我学习的。妈妈对我很好，我走了她会哭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跟爸爸联系，能既不影响你学习，又让你开心？”
小朋友叽里呱啦说了好多自己的办法。这时，孩子的妈妈在一旁静静地听。离婚后这么长时间，她从没听女儿谈起过爸爸。她以为孩子不想，当下才知道，是女儿怕自己伤心，故意在家避开这个话题。十岁的孩子能有这份懂事和细心，让她感动的同时也很难过。为女儿的懂事触动，为自己的粗心悔恨。
事后，黄东接到了女方的电话。女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表示，她以后不会再阻止前夫见孩子，但是变更抚养权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她能做的最大让步，也希望能得到法官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经过综合考量，法院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将判决理由跟双方解释清楚。女方承诺一定不会再阻挠男方探视孩子，男方的态度也出现缓和。
判决书送达后没几天，黄东再一次接到了女方的电话。
“感谢你们的协调帮助，要不是看到判决书，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奔波，跟我们费了这么多口舌，最后才收了50块钱诉讼费。他（男方）真是浪费司法资源。以后我们再有事情，一定会自己先去商量解决，不给你们添麻烦……”
挂断电话后，获得当事人理解和感激的黄东很欣慰。采访时，讲完这个案例，她继续对记者说：“我们常讲，婚姻家事案件要注重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我认为，这种保护不仅仅体现在抚养权最后判给谁合适、抚养费定多少比较好。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要会俯下身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不仅如此，学习心理学后，黄东发觉自己原来在工作中容易产生的消极情绪，也得到了慢慢的化解。比如，过去办案中听当事人抱怨、争吵而产生的负能量，会不自觉波及黄东的日常生活，让她产生消耗感、劳累感、无力感。
学习后，黄东的自我觉察意识增强。尽量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观察，识别当事人问题所在、矛盾症结，帮助当事人从他们无意识的反应中，予以引导。解读他们行为表达背后的心理和需求，通过觉察和提醒、引导，当事人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黄东也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
进入法院的婚姻家事案件，往往都是已经矛盾激化，难以调和的案件。当事人带着强烈负能量情绪，相互攻击指责，大闹到法官面前。更有甚者，当事人极具暴力倾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后，不满的一方带着仇视心态，把敌对情绪转嫁到法官身上，法官有被伤害的可能。
多年前，当黄东还在少年庭时，她参与执行一起棘手的抚养关系变更案件。案件围绕的孩子叫小圆，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另组家庭，也又有了孩子。
一年前，小圆父亲因罪入狱，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小圆母亲听闻这个消息后，担心儿子的成长，决意带走他同自己生活。法院判决她胜诉后，数个月的时间，她愣没成功接走儿子。
原来，小圆打出生起，就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孩子现在都上幼儿园大班了，突然一天，从没尽过母亲责任的女人要来带走孩子，老两口怎能放手！
估摸着孩子爷爷奶奶不会自动履行，小圆母亲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是一位男法官，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类棘手案件，顿感为难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江阴法院院领导便指派少年庭配合完成此项工作。
黄东接手此案后，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小圆的爷爷奶奶都很年轻，身体也很好。家访中看到家中布置处处体现出老人们对孩子培养的悉心：墙上挂着满满学习拼音、数字的贴画，儿童玩具各式各样，也收拾得井井有条。聊天中了解到，爷爷奶奶对小圆日常营养搭配也很科学，知识掌握也很全面。孩子跟爷爷奶奶的互动非常亲密，见陌生人上门，抱着爷爷的脖子不撒手。从幼儿园处获知，爷爷奶奶非常负责，尽心尽力带好小圆。相反，小圆妈妈这些年来，很少来探望小圆，所以孩子跟她并不亲。
一开始，听说法官要来帮着孩子妈妈“抢孩子”，两个老人很是着急和紧张。一边不给法官开门，不信任他们说的任何话；另一边威胁幼儿园，如果孩子被法院的人或者孩子妈妈接走，他们二老就死在幼儿园门前。
回到院里后，黄东开始思考：从法律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没有错，肯定要执行，不能让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明显将小圆强行带离爷爷奶奶身边对其伤害更大。那么，这件抚养纠纷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黄东最后选择从小圆母亲身上找突破口。对其进行心理调试和辅导，建议她不要着急把孩子带走，先建立亲密融洽的母子关系。另外，建议她也要主动和两位老人搞好关系，让他们不再防备、排斥母亲的探望。若双方关系有改善，能经常走动，会是建立信任的最好途径。
“状态改善好的话，孩子今天想住妈妈家就去妈妈家，明天想回去住奶奶家就回奶奶家，而不是割裂地分割孩子。让孩子明白，他可以有两个家，有更多的人爱他。不过，需要时间去接受是肯定的，急不得。”
做完小圆妈妈工作后，黄东又去给两位老人做思想工作。提出一个星期让小圆住妈妈家里一天，既不会把孩子从爷爷奶奶身边带走，也能让小圆感受到母爱。
好在最后，几位大人达成一致，相互礼让，相互理解。小圆在享有爷爷奶奶关爱的同时，补回了缺失多年的母爱。这也是让黄东最欣慰的结局。
“处理家事纠纷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局限于法律规定。”黄东接手该案以前，执行法官焦虑了好久。面对当事人两面施压，最后没办法才向院里求助。
“一个合格的婚姻家事法官要懂一些人情世故，懂一些心理学知识。但我必须承认，即便是有经验的法官，处理家事纠纷时都难免有焦虑的状态。我曾经回到家，满脑子都在想怎样去打破僵局。做饭时在想，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想。所以，我特别理解婚姻家事法官聊起工作时习惯吐苦水。不过我想对自己说，也对其他法官说：即使一时陷入困境，也要争取尽早摆脱负面能量，让我们走出来，这样才能继续帮助更多的当事人。”
毫无疑问的是，法官要想办好案，光关起门来研究法条是不够的，还需具备社会责任心。
黄东介绍：“我们江阴法院的做法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积极参与妇联、民政部门发起的各类项目。”学了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并取得家庭治疗师资格的黄东，在这类活动中可是很受欢迎的。
她参加市关工委报告团，对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授课，内容涉及公共安全专题、女童防性侵专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妈妈课堂、女性成长课堂。又到民政部门支持的婚姻调解工作室做志愿者，参与很多项目。同时，也给乡镇举办的家庭服务公益项目做顾问。
在与志愿者一起探讨如何做好家庭服务话题上，他们渐渐形成共识：建立家庭维护理念要趁早，性别平等意识、婚前教育都不应被忽视。
于是，他们进入中专学校，针对十六周岁以上的孩子进行性别平等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尊重异性，两性之间如何平等和睦相处。对适婚男女，定期举办联谊活动，进行婚前教育。
黄东结合法院案件审理中总结出的常见离婚原因，就近些年80后、90后易发生闪婚闪离现象，点出他们的矛盾所在。提前给予年轻人心理准备，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婚姻，进行一系列相关辅导。这些课程也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活动现场经常爆满。
“把家事工作灌入服务理念，不仅是在诉讼中进行干预，还要与社会机构合作延伸至诉前。”这也是黄东的宝贵经验之谈。
采访当天，黄东给记者讲了很多案例，让记者见识到婚姻家事纠纷中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奇葩古怪的矛盾理由、感叹连连的可惜婚姻……不过，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而是黄东法官细腻入微的情感，独到精辟的办案总结。
她说：“我们法官审理的是案子，但是关注点应该是人。要看到‘人’，看出‘人’的心结、需求。这也是我前面所说，这项工作只具备法律专业能力是不能完全胜任的，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知识，另外，对人文素养方面，地域文化、传统文化都有很高的要求。有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体系的知识整合，家事案件审理才可以驾轻就熟，服务好当事人。”
“你会发现，优秀的婚姻家事法官，自身的人文素养也会非常好，本身就有很高的影响力、感召力，或说是魅力。言谈举止、思考方式不是简单粗暴的，会善于与当事人互动，猜懂当事人的心理，引导激发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帮他们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婚姻价值。”
“很多当事人一提出要离婚，就会完全否定婚姻的意义。他们的婚姻是否客观上没有挽救的可能？大多情况下是不一定的。婚姻家事法官要帮他们看到希望，挖掘他们婚姻中积极的因素。哪怕最后要离婚，也要讲清楚离婚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所以黄东也由衷希望，今后在婚姻家事法官的选任上，我们的法院要注意这些素质的筛选。培养上，年轻法官也要不断加强能力的锻炼和知识的储备，法院定期提供培训的机会。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两字分量颇重，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法官的一句话、一种态度，如果能让当事人体会出关怀，那么这种关怀一定不辜负它的创造者，会继续在当事人的人际互动中传递温暖的力量。
希望这种温暖能继续传递。从你到我，从这一代到我们的下一代。久久持续，延绵不绝……
可是，当爸爸妈妈的臂弯不能环抱，继续为其搭建完整幸福家庭时，他们的权益保护是否有人意识到？
有！一定要有！
下个月即将退休的黄东法官，自1985年进入江阴市人民法院，在她热爱的岗位上热情奉献三十五载。担任过少年庭庭长、纪检组组长的她，2017年重新回到审判岗位，回归婚姻家事审理大家庭。用她的话讲，她平息不了关爱孩子们时刻跳动的心。从1993年担任法官独立办案起，黄东一直审理涉未成年人案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少年犯罪案件持续上升趋势，全国法院系统共同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犯罪预防问题，纷纷成立少年庭。那时，江阴法院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家庭调查、成长经历调查、生活环境评估，调动家庭资源、社会资源对迷途未成年人进行帮教。同时探索创新模式，开展挽救未成年人工作。
在这一过程中，黄东意识到原生家庭对未成年人成长的重要意义，试图寻找诱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家庭因素有哪些、占比重几何。
2006年，也就是江阴法院成立少年庭的四年后，江阴法院在江苏省率先与社会机构合作，委托专业人士开展家庭教育工作、进行教养环境评估。而在这之前，从评估量表的制作，到家庭走访、信息提取工作，都是靠法官去完成，缺乏社区矫正机构、心理咨询机构的专业性。
后来，江阴法院在审理民事婚姻家庭案件过程中，也吸取采纳上述模式。对于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双方都想争取孩子抚养权，或者都要放弃孩子抚养权，容易对未成年子女幼小心灵造成伤害类的案件，提供科学评估，为办案法官判案提供可靠依据。
黄东告诉记者：“离婚类案件、抚养权纠纷案件，原被告谁更适合直接抚养孩子，对于大多数婚姻家事法官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过去的评判标准往往更注重物质条件，看哪一方能日常照顾到孩子，偏重于客观条件的考察，缺少对当事人及孩子心理层面、人格层面的考量。我们通过改革尝试，与社会力量形成合力，能产生最好的社会效果，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
起初，少年庭办理家事案件还比较少。考虑到少年庭案件量和人员配置问题，黄东及少年庭其他同事以办理刑事案件为主，有余力的情况下，接着办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婚姻家事案件。
在办理过婚姻家事案件后，包括黄东在内的少年庭法官们突然能更理解“原生家庭中父母的矛盾对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变化的严重影响”。以往只办理刑事案件时，他们虽然经常能听到涉案未成年人提起父母离异的情节，但它可能仅仅化作判决书中的一句话，不曾激发过多的思考和感悟。
等到真正办理过婚姻家事案件后，了解了夫妻间冲突矛盾过程怎样导致未成年子女产生心理创伤，这种现场感，使黄东他们才开始慢慢有了深刻理解和真实感受。
对于黄东自己，亲身办理过刑民两类案件后，她对于婚姻家庭中“创造家庭和谐”“创建家庭文明”“树立良好家风”等原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更强烈的意识。自此，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
有！一定得有！
“要是再见不到我女儿，等着吧！我继续天天报警。再不然堵到你们法院门口，等你们领导给我解决……”这是一位起诉到江阴法院、请求变更女儿抚养关系的父亲，对法官所说的话。男人一年多前，跟妻子离了婚，赴上海定居。前妻带着十岁的女儿，来到江阴市生活。
离婚后的一年时间里，由于一直看不到女儿，男人有些气恼。接连数次报警。女方担心前夫将孩子抢走，不配合探视，把孩子藏了起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于是男人将前妻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变更抚养关系，把女儿交由自己抚养。
女方一听前夫要抢孩子，更加愤怒。在黄东起初联系她时，迁怒于法院，认为法官在做帮凶，指责法院立案就是不顾孩子的利益。
黄东向女方解释，诉讼的权利是男方应有的，也受法律保护。至于孩子抚养权最后归谁合适，他们正是来了解情况的。
鉴于孩子已满十岁，黄东表示还是想跟小朋友见面，听取她的意见。“您带着孩子到我们法院来一趟吧，我们跟她聊聊天。”
女方不愿配合：“不行！我们孩子去那种地方是要害怕的……”
乍一听这“妖魔化”法院的话，黄东心里很不是滋味：“法院哪里可怕？不就是为大家服务、替人民解决问题的地方吗？我们就想给你们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不通我们就按照法律规定判，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带孩子来法院，见见法官，看看我们的工作，也不见得是坏事嘛。”
即便黄东再怎么劝说，女方还是不松口。黄东心想法院不成，那不如换一个地点试试，看看对方有没有回心转意的可能。
突然想起，他们的“未成年人指导中心”正好设在一家图书馆里，环境比较温馨舒适。女方思考片刻后，答复可以。
到了约定当天，女方果然遵守约定，带着孩子过来。
“小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法官呀？知道法官是干什么的吗？……”
出乎意料，小朋友还挺愿意跟黄东聊天。一口一个阿姨的叫着，让黄东很是喜欢。
“你知道阿姨为什么想见你吗？”
“知道！妈妈说了，说爸爸想要我。”
“你很久没见到爸爸了吧，想他吗？”
小朋友偷偷看了眼旁边的妈妈，不出声了。黄东安慰她道：“没关系！你就把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用听妈妈的，也不用管爸爸的。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想呢，但我不想离开妈妈，不想去上海。去上海会影响我学习的。妈妈对我很好，我走了她会哭的……”
“那你觉得怎么样跟爸爸联系，能既不影响你学习，又让你开心？”
小朋友叽里呱啦说了好多自己的办法。这时，孩子的妈妈在一旁静静地听。离婚后这么长时间，她从没听女儿谈起过爸爸。她以为孩子不想，当下才知道，是女儿怕自己伤心，故意在家避开这个话题。十岁的孩子能有这份懂事和细心，让她感动的同时也很难过。为女儿的懂事触动，为自己的粗心悔恨。
事后，黄东接到了女方的电话。女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表示，她以后不会再阻止前夫见孩子，但是变更抚养权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是她能做的最大让步，也希望能得到法官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经过综合考量，法院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将判决理由跟双方解释清楚。女方承诺一定不会再阻挠男方探视孩子，男方的态度也出现缓和。
判决书送达后没几天，黄东再一次接到了女方的电话。
“感谢你们的协调帮助，要不是看到判决书，我真不敢相信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奔波，跟我们费了这么多口舌，最后才收了50块钱诉讼费。他（男方）真是浪费司法资源。以后我们再有事情，一定会自己先去商量解决，不给你们添麻烦……”
挂断电话后，获得当事人理解和感激的黄东很欣慰。采访时，讲完这个案例，她继续对记者说：“我们常讲，婚姻家事案件要注重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我认为，这种保护不仅仅体现在抚养权最后判给谁合适、抚养费定多少比较好。更重要的是在这过程中，要会俯下身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有！一定会有！
2011年开始，黄东有意识参加各种心理学培训，自费去学习如何有效沟通。从原来审判工作职业化的“讯问、调查、谈话”，到后来通过心理学专业的培训，懂得怎么样去专注倾听，如何有力提问，实现有效询问。她认为，对当事人怎么样去提问，如何产生共情，如何打动对方，从而实现谈话最佳效果，这都是门技术。掌握这些知识技能后，黄东将其融入审判之中，融入调解工作中。不仅如此，学习心理学后，黄东发觉自己原来在工作中容易产生的消极情绪，也得到了慢慢的化解。比如，过去办案中听当事人抱怨、争吵而产生的负能量，会不自觉波及黄东的日常生活，让她产生消耗感、劳累感、无力感。
学习后，黄东的自我觉察意识增强。尽量在不影响自己的情况下，通过科学观察，识别当事人问题所在、矛盾症结，帮助当事人从他们无意识的反应中，予以引导。解读他们行为表达背后的心理和需求，通过觉察和提醒、引导，当事人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与此同时，黄东也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
进入法院的婚姻家事案件，往往都是已经矛盾激化，难以调和的案件。当事人带着强烈负能量情绪，相互攻击指责，大闹到法官面前。更有甚者，当事人极具暴力倾向，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后，不满的一方带着仇视心态，把敌对情绪转嫁到法官身上，法官有被伤害的可能。
多年前，当黄东还在少年庭时，她参与执行一起棘手的抚养关系变更案件。案件围绕的孩子叫小圆，在他还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另组家庭，也又有了孩子。
一年前，小圆父亲因罪入狱，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小圆母亲听闻这个消息后，担心儿子的成长，决意带走他同自己生活。法院判决她胜诉后，数个月的时间，她愣没成功接走儿子。
原来，小圆打出生起，就一直由爷爷奶奶抚养。孩子现在都上幼儿园大班了，突然一天，从没尽过母亲责任的女人要来带走孩子，老两口怎能放手！
估摸着孩子爷爷奶奶不会自动履行，小圆母亲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法官是一位男法官，之前从没遇到过这类棘手案件，顿感为难万分，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江阴法院院领导便指派少年庭配合完成此项工作。
黄东接手此案后，在执行过程中发现，小圆的爷爷奶奶都很年轻，身体也很好。家访中看到家中布置处处体现出老人们对孩子培养的悉心：墙上挂着满满学习拼音、数字的贴画，儿童玩具各式各样，也收拾得井井有条。聊天中了解到，爷爷奶奶对小圆日常营养搭配也很科学，知识掌握也很全面。孩子跟爷爷奶奶的互动非常亲密，见陌生人上门，抱着爷爷的脖子不撒手。从幼儿园处获知，爷爷奶奶非常负责，尽心尽力带好小圆。相反，小圆妈妈这些年来，很少来探望小圆，所以孩子跟她并不亲。
一开始，听说法官要来帮着孩子妈妈“抢孩子”，两个老人很是着急和紧张。一边不给法官开门，不信任他们说的任何话；另一边威胁幼儿园，如果孩子被法院的人或者孩子妈妈接走，他们二老就死在幼儿园门前。
回到院里后，黄东开始思考：从法律角度来看，法院的判决没有错，肯定要执行，不能让判决书成为一纸空文。但从儿童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明显将小圆强行带离爷爷奶奶身边对其伤害更大。那么，这件抚养纠纷究竟该怎么处理呢？
黄东最后选择从小圆母亲身上找突破口。对其进行心理调试和辅导，建议她不要着急把孩子带走，先建立亲密融洽的母子关系。另外，建议她也要主动和两位老人搞好关系，让他们不再防备、排斥母亲的探望。若双方关系有改善，能经常走动，会是建立信任的最好途径。
“状态改善好的话，孩子今天想住妈妈家就去妈妈家，明天想回去住奶奶家就回奶奶家，而不是割裂地分割孩子。让孩子明白，他可以有两个家，有更多的人爱他。不过，需要时间去接受是肯定的，急不得。”
做完小圆妈妈工作后，黄东又去给两位老人做思想工作。提出一个星期让小圆住妈妈家里一天，既不会把孩子从爷爷奶奶身边带走，也能让小圆感受到母爱。
好在最后，几位大人达成一致，相互礼让，相互理解。小圆在享有爷爷奶奶关爱的同时，补回了缺失多年的母爱。这也是让黄东最欣慰的结局。
“处理家事纠纷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局限于法律规定。”黄东接手该案以前，执行法官焦虑了好久。面对当事人两面施压，最后没办法才向院里求助。
“一个合格的婚姻家事法官要懂一些人情世故，懂一些心理学知识。但我必须承认，即便是有经验的法官，处理家事纠纷时都难免有焦虑的状态。我曾经回到家，满脑子都在想怎样去打破僵局。做饭时在想，睡觉前躺在床上也在想。所以，我特别理解婚姻家事法官聊起工作时习惯吐苦水。不过我想对自己说，也对其他法官说：即使一时陷入困境，也要争取尽早摆脱负面能量，让我们走出来，这样才能继续帮助更多的当事人。”
有！一定能有！
不论在学界还是实务界，家事审判专业化的呼声已经提了数十年。虽然对婚姻家事法官的要求并不十分具体明确，但大致观点提出：法官除了法学素质过硬外，还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社会阅历。毫无疑问的是，法官要想办好案，光关起门来研究法条是不够的，还需具备社会责任心。
黄东介绍：“我们江阴法院的做法是鼓励大家‘走出去’，积极参与妇联、民政部门发起的各类项目。”学了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并取得家庭治疗师资格的黄东，在这类活动中可是很受欢迎的。
她参加市关工委报告团，对青少年及其家长进行授课，内容涉及公共安全专题、女童防性侵专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妈妈课堂、女性成长课堂。又到民政部门支持的婚姻调解工作室做志愿者，参与很多项目。同时，也给乡镇举办的家庭服务公益项目做顾问。
在与志愿者一起探讨如何做好家庭服务话题上，他们渐渐形成共识：建立家庭维护理念要趁早，性别平等意识、婚前教育都不应被忽视。
于是，他们进入中专学校，针对十六周岁以上的孩子进行性别平等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尊重异性，两性之间如何平等和睦相处。对适婚男女，定期举办联谊活动，进行婚前教育。
黄东结合法院案件审理中总结出的常见离婚原因，就近些年80后、90后易发生闪婚闪离现象，点出他们的矛盾所在。提前给予年轻人心理准备，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婚姻，进行一系列相关辅导。这些课程也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活动现场经常爆满。
“把家事工作灌入服务理念，不仅是在诉讼中进行干预，还要与社会机构合作延伸至诉前。”这也是黄东的宝贵经验之谈。
采访当天，黄东给记者讲了很多案例，让记者见识到婚姻家事纠纷中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奇葩古怪的矛盾理由、感叹连连的可惜婚姻……不过，最让记者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而是黄东法官细腻入微的情感，独到精辟的办案总结。
她说：“我们法官审理的是案子，但是关注点应该是人。要看到‘人’，看出‘人’的心结、需求。这也是我前面所说，这项工作只具备法律专业能力是不能完全胜任的，要懂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知识，另外，对人文素养方面，地域文化、传统文化都有很高的要求。有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体系的知识整合，家事案件审理才可以驾轻就熟，服务好当事人。”
“你会发现，优秀的婚姻家事法官，自身的人文素养也会非常好，本身就有很高的影响力、感召力，或说是魅力。言谈举止、思考方式不是简单粗暴的，会善于与当事人互动，猜懂当事人的心理，引导激发他们内在的积极因素，帮他们看到自己所看不到的婚姻价值。”
“很多当事人一提出要离婚，就会完全否定婚姻的意义。他们的婚姻是否客观上没有挽救的可能？大多情况下是不一定的。婚姻家事法官要帮他们看到希望，挖掘他们婚姻中积极的因素。哪怕最后要离婚，也要讲清楚离婚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所以黄东也由衷希望，今后在婚姻家事法官的选任上，我们的法院要注意这些素质的筛选。培养上，年轻法官也要不断加强能力的锻炼和知识的储备，法院定期提供培训的机会。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受”两字分量颇重，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法官的一句话、一种态度，如果能让当事人体会出关怀，那么这种关怀一定不辜负它的创造者，会继续在当事人的人际互动中传递温暖的力量。
希望这种温暖能继续传递。从你到我，从这一代到我们的下一代。久久持续，延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