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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真凶并未走远》连载之十三
第七章 再查(上)
传言说，李文浩和李慧两人各自带着子女，一家四口人于李纯泰在北京置下的豪宅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这个传言，我在马朝晖的姨妈李书兰家也听说过。后来，我专门向郁旭波核实，才知道李文浩那次来北京住在他家就是只身一人，孩子其实寄养在姐姐家呢。
2006年年底，李文浩在给律师的一份材料中分析这个传闻的后果时说，我们“不顾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在马朝晖尸骨未寒时，和李慧一起到北京生活。我们的这个决定彻底激怒了马朝晖的家人，让他们直接把上访的矛头对准了我们。”
这时，语言变成了凶器，穿透凶案的层层迷雾，将刀尖直刺李慧、李文浩内心的痛处，让他们无所适从。当时，对于二人的未来，李翠仙重申了她的态度：“这个案子不破，你们别在一起，连电话都不能打。”
第二天，李慧坐飞机到运城然后回了翼城；第三天，李文浩和北京的同学道别之后坐大巴也回到了翼城。
从此之后，两人关于婚姻的事情再未提及，他们只能期待着破案的日子早些到来。但是，此案侦破的曲折过程仿佛走进一个罗生门。随着马卫海的失踪，周海清莫名其妙地被警方排除了作案嫌疑；案发现场从死者身上提取的毛发又离奇失踪，这起案件眼看着就要成为一起悬案了。
此时，对于推动案件的侦破，李毅开始成为了关键人物。她不仅拥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责、权力及人脉，而且还拥有作为受害者母亲所蕴含的慈悲、坚毅与执著。李毅根本就不相信周海清和马卫海会是真凶，她把怀疑的目光直接投向了她的儿媳——李慧。当年，有媒体记者采访李毅后就曾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报道：
儿媳不是杀害儿子的凶手，满腹疑惑的李毅得到了些许安慰。但让她无法解释的是，周某、马某和儿子无怨无仇，仅仅为了图财，又何必在儿子身上捅49刀呢？李毅和老伴儿找到专案组，说凶手到底是不是他们，把现场提取的头发化验一下便知真假。县公安局人员一直推说，头发正在化验中。她找到时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的邵建伟，邵居然意味深长地说：“头发并不重要，关键是案子要破。”
2004年４月，邵建伟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案子搁了起来，连检察院都没有移送。又因缺乏证据，逐渐无人再提此案。李毅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她有一种感觉，儿子的命案，笼罩着厚厚的阴影，在其背后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需要她去应对。
……
李毅带着诸多疑点开始一趟趟地找有关单位反映情况。2004年７月，李毅再次来到临汾市人大，樊纪亨主任又给临汾市公安局作了批示。拿着批示，她见到了新上任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李如林，李局长让她先回去，说要研究一下。过了几天，李局长突然亲自给她打电话，要她到公安局。在李局长办公室，李局长针对案情问了李毅很多问题，见公安局长如此认真，她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将心中的疑虑一一进行了反映。
随后，临汾市公安局和翼城县公安局第二次组成专案组进驻翼城县。经过大量的摸排调查，李文浩、李慧、张永红（李文浩之嫂）被列为嫌疑对象。抓捕李慧的过程颇费周折，当办案人员赶到北京，李慧却回到了翼城。10月11日，李慧在翼城被抓时翼城县公安局竟没有民警敢去，最后只去了一个人领路和指认。当李慧被办案人员抓获时，她傲慢地说：“麻烦你告诉我姐姐，把我北京的两个律师请来。”
（见于《知音》杂志2006年第20期《首富千金出轨杀夫自逍遥，婆婆追凶见青天》，特约记者：枫桥）
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李毅的“上访”对于警方第二次成立以市局侦查人员为班底的专案组重新审查李慧、李文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音》杂志在《迷雾重重，真凶逍遥谁奈其何》一节中引述了三个案件“疑点”，前两个“疑点”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过细致的描述，单说这“疑点”之三——常小林夜“盗”血衣，这个说法就曾让他日后不得不接受上级公安机关的审查。不过，常小林后来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说法。
常小林说，10月3日那天，临汾市公安局的勘查人员还在北关宾馆住着，他跟他们回去一道在宾馆吃了晚饭。晚饭后，他来到市公安局办案人员的房间：
（我）跟市局的人一起分析现场，大概八九点钟时，杨继跃对我说让我安排个人到现场把衣服收起来，说明天要下雨，别把衣服弄湿了。我就安排卫长征去现场，卫长征说害怕，不敢去。我说一会儿再说吧，后来大概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我给市局的人说我得回家了，市局的人让我到现场看看，然后我又到310房间——李翠仙姐妹在的房间，看她们有没有钥匙，她们说没有，然后我就开车到现场，到了现场后看到北关派出所的人在守着现场，我问派出所的一个临时工有没有钥匙，那个临时工说他去看一看，十几分钟以后，他就把钥匙拿来把门打开了。我就一个人进了现场，在院子里把死者的衣服提起来放到了大门下面，然后就回家了，当天晚上再没干什么。
讯问人：然后呢？你当晚离开现场在大门口碰到过谁？
常小林：就是在北关派出所给我开门时，马朝晖的姑夫（张义）和派出所的人一起给我开的门，但他们都害怕，就在大门口站着。
（见于2006年3月15日公安刑事侦查第八卷讯问笔录，侦查员：杨生庆、朱平；单位：山西省公安厅、临汾市公安局；讯问地点：曲沃县看守所）
事实上，在门口站着的人一探头，都能看见院子里常小林的一举一动。马家有人和派出所的人一同见证了常小林独自进入案发现场的情况，但当时并没有人对他进行阻拦，也没有人发现他从现场挪动或提取过什么物证。
至于当晚的天气，根据翼城县公安局于10月3日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记载，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微风、阴雨。
综合分析判断，常小林那天去收院子里晾晒的衣服是确有其事，并且事出有因，是例行公事。况且，现场勘查完毕之后，血衣等物证已被警方提取并进行登记，作为现场勘查人员的常小林是在登记表上签字的５位见证人之一，他不会傻到这个时候去帮着李家“偷”血衣。
我认为有关常小林夜“盗”血衣的说法只是一种合理怀疑之后的“合理想象”。常小林在马朝晖被杀案中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荒唐事，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是被冤枉了。从另一角度来看，正因为他有在案发现场偷拿离婚协议书的“前科”，冤枉他也算是一种“路径依赖”吧。
起初，现场勘查发现的毛发在公安局被丢失，舆论指向的是李家干扰办案神通广大；如今，马家通过行政系统的公权力在左右案件侦破的力量后来居上，使得公安部门在没有掌握李慧、李文浩杀人证据的情况下，匆忙之中第二次对两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李文浩于2004年9月22日因涉嫌伪证罪再次被翼城县公安局监视居住，10月12日变更为刑事拘留；李慧于2004年10月11日因涉嫌伪证罪、妨害作证罪直接被刑事拘留。从刑拘的案由上来看，警方依然没有证据证明两人就是杀人凶手。
这个传言，我在马朝晖的姨妈李书兰家也听说过。后来，我专门向郁旭波核实，才知道李文浩那次来北京住在他家就是只身一人，孩子其实寄养在姐姐家呢。
2006年年底，李文浩在给律师的一份材料中分析这个传闻的后果时说，我们“不顾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在马朝晖尸骨未寒时，和李慧一起到北京生活。我们的这个决定彻底激怒了马朝晖的家人，让他们直接把上访的矛头对准了我们。”
这时，语言变成了凶器，穿透凶案的层层迷雾，将刀尖直刺李慧、李文浩内心的痛处，让他们无所适从。当时，对于二人的未来，李翠仙重申了她的态度：“这个案子不破，你们别在一起，连电话都不能打。”
第二天，李慧坐飞机到运城然后回了翼城；第三天，李文浩和北京的同学道别之后坐大巴也回到了翼城。
从此之后，两人关于婚姻的事情再未提及，他们只能期待着破案的日子早些到来。但是，此案侦破的曲折过程仿佛走进一个罗生门。随着马卫海的失踪，周海清莫名其妙地被警方排除了作案嫌疑；案发现场从死者身上提取的毛发又离奇失踪，这起案件眼看着就要成为一起悬案了。
此时，对于推动案件的侦破，李毅开始成为了关键人物。她不仅拥有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责、权力及人脉，而且还拥有作为受害者母亲所蕴含的慈悲、坚毅与执著。李毅根本就不相信周海清和马卫海会是真凶，她把怀疑的目光直接投向了她的儿媳——李慧。当年，有媒体记者采访李毅后就曾公开发表过这样的报道：
儿媳不是杀害儿子的凶手，满腹疑惑的李毅得到了些许安慰。但让她无法解释的是，周某、马某和儿子无怨无仇，仅仅为了图财，又何必在儿子身上捅49刀呢？李毅和老伴儿找到专案组，说凶手到底是不是他们，把现场提取的头发化验一下便知真假。县公安局人员一直推说，头发正在化验中。她找到时任临汾市公安局局长的邵建伟，邵居然意味深长地说：“头发并不重要，关键是案子要破。”
2004年４月，邵建伟因经济问题被“双规”，案子搁了起来，连检察院都没有移送。又因缺乏证据，逐渐无人再提此案。李毅心力交瘁、情绪低落。她有一种感觉，儿子的命案，笼罩着厚厚的阴影，在其背后有一个强劲的对手需要她去应对。
迷雾重重，真凶逍遥谁奈其何
李毅开始怀疑起李慧了。首先是案发后，李慧作为死者的妻子，却悄悄离开现场，直到儿子追悼会时才出现，这违背常理；第二、案发时，小儿子冲进现场，公安局技术科民警董昀当时在场，为何不阻拦，使现场遭到破坏；第三、案发后的几天内，现场被公安机关封锁了，李毅想着儿子遇难后，一个人在现场，无人守灵，就让老伴儿的弟弟马振华等人坐在车里守在门口。10月4日凌晨，县公安局技术科科长常小林却一个人跑到现场去取血衣，马振华去阻拦时，常小林却说害怕下雨淋坏，可当天并未下雨…………
李毅带着诸多疑点开始一趟趟地找有关单位反映情况。2004年７月，李毅再次来到临汾市人大，樊纪亨主任又给临汾市公安局作了批示。拿着批示，她见到了新上任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李如林，李局长让她先回去，说要研究一下。过了几天，李局长突然亲自给她打电话，要她到公安局。在李局长办公室，李局长针对案情问了李毅很多问题，见公安局长如此认真，她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将心中的疑虑一一进行了反映。
随后，临汾市公安局和翼城县公安局第二次组成专案组进驻翼城县。经过大量的摸排调查，李文浩、李慧、张永红（李文浩之嫂）被列为嫌疑对象。抓捕李慧的过程颇费周折，当办案人员赶到北京，李慧却回到了翼城。10月11日，李慧在翼城被抓时翼城县公安局竟没有民警敢去，最后只去了一个人领路和指认。当李慧被办案人员抓获时，她傲慢地说：“麻烦你告诉我姐姐，把我北京的两个律师请来。”
（见于《知音》杂志2006年第20期《首富千金出轨杀夫自逍遥，婆婆追凶见青天》，特约记者：枫桥）
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李毅的“上访”对于警方第二次成立以市局侦查人员为班底的专案组重新审查李慧、李文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音》杂志在《迷雾重重，真凶逍遥谁奈其何》一节中引述了三个案件“疑点”，前两个“疑点”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过细致的描述，单说这“疑点”之三——常小林夜“盗”血衣，这个说法就曾让他日后不得不接受上级公安机关的审查。不过，常小林后来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说法。
常小林说，10月3日那天，临汾市公安局的勘查人员还在北关宾馆住着，他跟他们回去一道在宾馆吃了晚饭。晚饭后，他来到市公安局办案人员的房间：
（我）跟市局的人一起分析现场，大概八九点钟时，杨继跃对我说让我安排个人到现场把衣服收起来，说明天要下雨，别把衣服弄湿了。我就安排卫长征去现场，卫长征说害怕，不敢去。我说一会儿再说吧，后来大概到了晚上十二点左右，我给市局的人说我得回家了，市局的人让我到现场看看，然后我又到310房间——李翠仙姐妹在的房间，看她们有没有钥匙，她们说没有，然后我就开车到现场，到了现场后看到北关派出所的人在守着现场，我问派出所的一个临时工有没有钥匙，那个临时工说他去看一看，十几分钟以后，他就把钥匙拿来把门打开了。我就一个人进了现场，在院子里把死者的衣服提起来放到了大门下面，然后就回家了，当天晚上再没干什么。
讯问人：然后呢？你当晚离开现场在大门口碰到过谁？
常小林：就是在北关派出所给我开门时，马朝晖的姑夫（张义）和派出所的人一起给我开的门，但他们都害怕，就在大门口站着。
（见于2006年3月15日公安刑事侦查第八卷讯问笔录，侦查员：杨生庆、朱平；单位：山西省公安厅、临汾市公安局；讯问地点：曲沃县看守所）
事实上，在门口站着的人一探头，都能看见院子里常小林的一举一动。马家有人和派出所的人一同见证了常小林独自进入案发现场的情况，但当时并没有人对他进行阻拦，也没有人发现他从现场挪动或提取过什么物证。
至于当晚的天气，根据翼城县公安局于10月3日出具的《现场勘验笔录》记载，当天的天气情况是：微风、阴雨。
综合分析判断，常小林那天去收院子里晾晒的衣服是确有其事，并且事出有因，是例行公事。况且，现场勘查完毕之后，血衣等物证已被警方提取并进行登记，作为现场勘查人员的常小林是在登记表上签字的５位见证人之一，他不会傻到这个时候去帮着李家“偷”血衣。
我认为有关常小林夜“盗”血衣的说法只是一种合理怀疑之后的“合理想象”。常小林在马朝晖被杀案中做过一些违法乱纪的荒唐事，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应该是被冤枉了。从另一角度来看，正因为他有在案发现场偷拿离婚协议书的“前科”，冤枉他也算是一种“路径依赖”吧。
起初，现场勘查发现的毛发在公安局被丢失，舆论指向的是李家干扰办案神通广大；如今，马家通过行政系统的公权力在左右案件侦破的力量后来居上，使得公安部门在没有掌握李慧、李文浩杀人证据的情况下，匆忙之中第二次对两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李文浩于2004年9月22日因涉嫌伪证罪再次被翼城县公安局监视居住，10月12日变更为刑事拘留；李慧于2004年10月11日因涉嫌伪证罪、妨害作证罪直接被刑事拘留。从刑拘的案由上来看，警方依然没有证据证明两人就是杀人凶手。
责任编辑：崔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