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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清代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
为求杜绝冤狱，实现公平正义，巩固政权统治，清朝在司法官员错案责任上做了哪些规定呢？
翻看记录，我们发现，清朝在继承前代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建立了一套以错案结果为原则，实行上下连坐的严格的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
行政责任主要有罚俸、降级、革职三类，每一类根据情罪轻重又划分为若干等级。如清代《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草率结案、枉坐人罪等原因导致错案的处罚。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寻常的“失出失入”或者情罪一般的错案都可按照《吏部处分则例》议处，承担罚俸、降级或者革职的行政责任。只有情罪严重，行政处分不足以惩戒时，才会在革职之后，适用刑律，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主要规定在《大清律例》中，其中重要一条“官司出入人罪”条规定：“官员故出入人罪者，即以所出入之罪反坐之，处以杖、徒、流或死刑；失出失入者，减等拟罪。”此条律文包括“故出故入罪”和“失出失入罪”两个罪名，其中“故出故入”是指官员因各种动机故意减轻或者加重罪犯的刑罚，对此的惩罚是：“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仅是增减刑罚，以增减的程度来论罪；错判致人死者，以死罪论。”比如对于故意入罪，承审官将无罪之人判处杖六十，则他自己也要被罚六十杖刑；若承审官将本应判处二年徒刑的人故意判处三年徒刑，则他自己要被罚多判的一年徒刑。故意出罪亦如此，若将本应判处三年徒刑的人故意出罪判处二年，则承审官要被罚少判的一年徒刑。
“失出失入”是官员因过失而导致减轻或加重罪犯刑罚，对此的处罚原则是：过失出罪，减五等；过失入罪，减三等。即过失冤枉好人比过失放纵坏人的量刑要重两等。比如若承审官将本应杖一百之人过失判处无罪，则他自己要被罚减五等以后的六十杖刑；若他将本应无罪之人过失判处杖一百，则他自己要被罚减三等后的八十杖刑。
总而言之，“官司出入人罪”的处罚原则是：过失轻于故意，而失出轻于失入。除“官司出入人罪”条之外，“断罪不当”“断罪引律令”等也都规定了司法官员错案的刑事责任。从法律规范上看，清代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规定的非常严格缜密，以行政责任为先，首先适用《吏部处分则例》，行政责任不足以惩处时，再适用《大清律例》。既有行政责任又有刑事责任，为司法官员严丝合缝地织了一张错案追责的网。
一个贪赃枉法、无德无才的司法官一定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但一个廉己爱民的司法官缺少专业知识，对律例一窍不通，那他在审判当中也必定举步维艰。何况清朝被认为“与胥吏共天下”，官员多出身于科举考试，熟读四书五经但并不熟悉刑名律例。入仕之后，被要求亲理狱讼，在办案过程中往往手足无措，不得不依靠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刑名幕友。清代上至督抚大员下至州县官员皆聘请幕友辅佐处理刑名狱讼，若是这些人上下其手、作奸舞弊，那么仅凭司法官一人之力同样难以查明真相。
更何况还有些案件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可能司法官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明晰案情，查到真凶，作出正确判决，真正实现正义。但是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错案发生，承审官员皆需承担错案责任，因此官员常常陷于进退两难之地，不得作为也不得不作为，稍有不慎，便招致惩处。
明人谢肇曾言：“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日者。”到了清代，情形更甚，“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法网虽严密，法制却不行，因为合理的追责制度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着积极意义；但若惩罚过于严厉，牵连过于广泛，超过了官员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错案追责制不但起不了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夫弦急则绝，法急则玩，操之已甚，穷而思遁者，人之情也。”清代错案追责制便是惩罚有余，导致官员为避免责任而穷尽心思，唯上是从、酷刑逼供、改造案卷、隐瞒案情等屡见不鲜，既损害司法公正又废弛吏治。
反思清代历史，当下我国的法官错案追责制已经充分吸取清代的经验教训，依法追责而不损伤法官办案积极性。在这样一个自古令人头疼的难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翻看记录，我们发现，清朝在继承前代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建立了一套以错案结果为原则，实行上下连坐的严格的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
错案追究下的责任制
古代社会追求的是实体公正和个案正义，案件要求产生的正确判决，是综合考量社会伦理纲常与法律规定，达到“情”与“法”融合之后所产生的公正且唯一的决断。而与这唯一判决有着偏差的案件便都是错案。因此，古代错案与现代错案有着较大出入，只要产生错案，司法官员便需承担错案责任，主要包括行政和刑事两方面的责任。行政责任主要有罚俸、降级、革职三类，每一类根据情罪轻重又划分为若干等级。如清代《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了对刑讯逼供、草率结案、枉坐人罪等原因导致错案的处罚。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寻常的“失出失入”或者情罪一般的错案都可按照《吏部处分则例》议处，承担罚俸、降级或者革职的行政责任。只有情罪严重，行政处分不足以惩戒时，才会在革职之后，适用刑律，承担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主要规定在《大清律例》中，其中重要一条“官司出入人罪”条规定：“官员故出入人罪者，即以所出入之罪反坐之，处以杖、徒、流或死刑；失出失入者，减等拟罪。”此条律文包括“故出故入罪”和“失出失入罪”两个罪名，其中“故出故入”是指官员因各种动机故意减轻或者加重罪犯的刑罚，对此的惩罚是：“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若仅是增减刑罚，以增减的程度来论罪；错判致人死者，以死罪论。”比如对于故意入罪，承审官将无罪之人判处杖六十，则他自己也要被罚六十杖刑；若承审官将本应判处二年徒刑的人故意判处三年徒刑，则他自己要被罚多判的一年徒刑。故意出罪亦如此，若将本应判处三年徒刑的人故意出罪判处二年，则承审官要被罚少判的一年徒刑。
“失出失入”是官员因过失而导致减轻或加重罪犯刑罚，对此的处罚原则是：过失出罪，减五等；过失入罪，减三等。即过失冤枉好人比过失放纵坏人的量刑要重两等。比如若承审官将本应杖一百之人过失判处无罪，则他自己要被罚减五等以后的六十杖刑；若他将本应无罪之人过失判处杖一百，则他自己要被罚减三等后的八十杖刑。
总而言之，“官司出入人罪”的处罚原则是：过失轻于故意，而失出轻于失入。除“官司出入人罪”条之外，“断罪不当”“断罪引律令”等也都规定了司法官员错案的刑事责任。从法律规范上看，清代司法官员错案追责制规定的非常严格缜密，以行政责任为先，首先适用《吏部处分则例》，行政责任不足以惩处时，再适用《大清律例》。既有行政责任又有刑事责任，为司法官员严丝合缝地织了一张错案追责的网。
清代司法官员有多难
错案归责的原则是结果归罪，即无论司法官员的主观意愿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依据最后裁判结果的正确与否来追责。官员的主观意图只能作为加重的条件，但实践中影响审判公正的因素十分复杂。一个贪赃枉法、无德无才的司法官一定不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但一个廉己爱民的司法官缺少专业知识，对律例一窍不通，那他在审判当中也必定举步维艰。何况清朝被认为“与胥吏共天下”，官员多出身于科举考试，熟读四书五经但并不熟悉刑名律例。入仕之后，被要求亲理狱讼，在办案过程中往往手足无措，不得不依靠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刑名幕友。清代上至督抚大员下至州县官员皆聘请幕友辅佐处理刑名狱讼，若是这些人上下其手、作奸舞弊，那么仅凭司法官一人之力同样难以查明真相。
更何况还有些案件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可能司法官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明晰案情，查到真凶，作出正确判决，真正实现正义。但是无论何种原因导致错案发生，承审官员皆需承担错案责任，因此官员常常陷于进退两难之地，不得作为也不得不作为，稍有不慎，便招致惩处。
清代错案追究的启示
中国自古有着“明主治吏不治民”的传统，清代延续明代重典治吏的做法，为监督司法官员公正司法减少冤错案而设立了严格的错案追责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此制度运用的并不理想，甚至矫枉过正，出现了种种弊端。明人谢肇曾言：“从来仕宦法网之密，无如今日者。”到了清代，情形更甚，“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法网虽严密，法制却不行，因为合理的追责制度对于维护司法公正、政权稳定、社会安定有着积极意义；但若惩罚过于严厉，牵连过于广泛，超过了官员所能承受的限度，那么错案追责制不但起不了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反而会产生副作用。“夫弦急则绝，法急则玩，操之已甚，穷而思遁者，人之情也。”清代错案追责制便是惩罚有余，导致官员为避免责任而穷尽心思，唯上是从、酷刑逼供、改造案卷、隐瞒案情等屡见不鲜，既损害司法公正又废弛吏治。
反思清代历史，当下我国的法官错案追责制已经充分吸取清代的经验教训，依法追责而不损伤法官办案积极性。在这样一个自古令人头疼的难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 责任编辑：李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