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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非典型性贪腐之惑（上）
花尽春犹冷，羁心只自惊。江南的倒春寒连绵不断，铁窗外春雨潇潇，耿凯峰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寒料峭……由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决定，2014年4月4日其因受贿罪被逮捕，失去自由已整整一年了。
检察院起诉书认定：耿凯峰在担任本市某全民事业单位一把手期间，在业务拓展、人事调动、工作安排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万元。 与此同时，该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几乎全军覆没，因经济犯罪相继9人锒铛入狱，受到相应刑事处罚。
所谓熟人企业文化，说白了，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圈、称兄道弟的小社会，职员很多为夫妻、父子、亲戚，连临时工都有复杂的背景，凡事讲感情讲情面讲通融，兄弟们出了问题，大哥下不了手，下属也决不可能犯上，历史性问题长期积累，刚性管理无法实施。
“兄弟们都进去了，我还在外面呆着，说不过去，不如一起在里面呆着，心里还好受些。”耿凯峰说这番话时，落寂中带有几分坦然，可见他与下属之间的情分之深，一根绳上的蚂蚱，也可见熟人文化在这个单位的根深蒂固。
总结班子翻船的教训时，耿凯峰实话实说：19年在一个领导岗位上，权力过于集中，凡事老大说了算，下属过于服从我，与我一起进来的好几个是从小年轻起就跟我干的，吃了不少苦，一步步地进步，直到晋升中层高层，相处时间长了，脾气性格都很投，把工作关系与哥们儿义气混为一谈，拉不下面子，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导致一些问题捂着盖着。
熟人企业的权钱交易不可避免，耿凯峰收受贿赂62万元中有32万元是下属送给他的，以感谢老大在职位晋升及子女工作安排等方面的关照，哥们儿团结友爱，携手共进。
自古以来的中国熟人文化，讲感情、讲情面、讲通融，熟人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混为一谈，界限不清终将导致制度管理约束力弱，感情因素的制衡在管理中起主要作用甚至决定作用，必然阻碍现代社会文明及法治进程，从熟人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乃必然趋势。
耿凯峰说都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友谊，有的都二十几年的交往，两家人也常来常往，相互之间都有礼尚往来，并不是我为他们办了事他们就送给我一笔钱，怎么就是受贿了呢？
审查中发现，耿凯峰利用了手中的权力，为这些下属及朋友牟取个人利益给予了便利，符合受贿罪的犯罪特征，且行贿数额明显高出日常礼尚往来。比如某企业老总方某与耿凯峰家是世交，父辈就有来往，但是只局限于吃顿便饭或送点土特产而已。自从方某接手耿凯峰所在单位业务后，她送来的不仅仅是土特产了，而是多次送价值数万元的购物卡及手表和珠宝首饰了。耿凯峰承认：没有业务往来的时候很少经济上的来往，有了业务往来后对方给予财物多了，感情与交易就分不清了，忘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耿凯峰是不知不觉陷入了“非典型性”贪腐的怪圈儿。
典型性腐败即行贿人向受贿人明确提出请托事项，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牟取利益，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不论行贿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受贿人有贿必收，有求必应，毫无顾忌，如河南开封原市长周以忠、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日均受贿2363元的原敦煌市地税局局长刘生海等等，他们一概来者不拒、里外通吃，双方利益显性而明朗化。
相对典型性贪腐的肆无忌惮，“非典型性”贪腐显得“优雅含蓄”许多，一般发生在固定的、常年交往的老朋友之间。4月7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季建业案正是“非典型性”受贿的典型案例，涉案的三名主要行贿人都是季建业交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长期相互利用，受贿只针对结交的核心圈子，利益输送只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圈子进行，是一种期权式的腐败，拿钱时不办事，办事时不拿钱，公权力成为小圈子牟利的筹码，呈现出的是防范性隐蔽性特点。
一次全国性的行业洽谈会上，一名企业负责人私下对耿凯峰说：那笔业务给我做，给你50万元回扣，直接给现金。耿凯峰当即严词拒绝，并立马关照下属，不许与这家企业洽谈业务。赤裸裸的诱惑面前耿凯峰能把握自己，但是在老朋友面前、在下属哥们儿圈子里，他却丧失了警惕，起诉书认定其受贿60多万元，全部发生在他的核心圈子里。
因为非典型性贪腐更隐蔽且体面，行受贿双方都表现得不那么急功近利，所以对官员更具有腐蚀性及麻痹性，不知不觉就中弹了。如何防范非典型性贪腐呢？关键是官员的日常交往要有“洁癖”意识，政治洁癖，交友洁癖，不然的话，难免有朝一日，一头栽倒在利益圈子里。
依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数额是累积计算的，即把多次受贿的数额加在一起，虽然单笔数额都不大，未必构成犯罪，但是聚沙成塔，十来年逢年过节收受的购物卡加起来就够吃10年官司了。
耿凯峰说，对现金一直比较敏感。一次在深圳洽谈业务，某单位老总表示只要业务归他公司做，按比例给他回扣，他当即拒绝，并关照有关工作人员，不许他进入招标环节，这种现金形式的回扣很明确不能拿。对于送上门的现金绝大多数都拒绝或退还，退不了的上缴给纪委等部门。但对购物卡就不那么警觉了，因为大多在逢年过节时，属礼尚往来，最多是违纪，不像现金那样烫手，收就收了呗。耿凯峰受贿数额中有11.7万元为购物卡，这就足够戴手铐了。浙江省平阳县常务副县长徐定锦受贿140万元，大多为节日期间收受的购物卡，法庭上他发表雷人语录：“收物不收钱，收礼不受贿，不能算犯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有关数据表明，受贿者80%有收受购物卡的不良记录，深陷“卡门”沦为罪犯的官员不少，且大部分在节日期间收受。五花八门的卡看似不起眼，但积少成多，量变必将引起质变。“收购物卡为收礼，收礼不算犯罪”为很多受贿人心理暗示及案发后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显然这种“礼尚往来”并不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是单向的单方收受，额度明显超过一般人情往来的数量，行贿人又有明确的请托事项，其实质就是权钱交易，明白了这一点，希望大家千万别再自欺欺人糊弄自己了！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贿赂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且购物卡可按卡面价值换取任何商品，价值确定，属于有价支付凭证，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卡时代”在方便公众生活的同时其副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杀伤力不容忽视。五一将至，端午在即，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将面对春节之后的又一个传统节日拜访送礼的“大考”……
（涉案人员为化名，未完待续）
检察院起诉书认定：耿凯峰在担任本市某全民事业单位一把手期间，在业务拓展、人事调动、工作安排等方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万元。 与此同时，该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几乎全军覆没，因经济犯罪相继9人锒铛入狱，受到相应刑事处罚。
当了十九年老大
几年前，上海一家人才管理公司曾对该案发单位进行管理检测，结论是：超稳定的熟人企业文化。所谓熟人企业文化，说白了，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圈、称兄道弟的小社会，职员很多为夫妻、父子、亲戚，连临时工都有复杂的背景，凡事讲感情讲情面讲通融，兄弟们出了问题，大哥下不了手，下属也决不可能犯上，历史性问题长期积累，刚性管理无法实施。
“兄弟们都进去了，我还在外面呆着，说不过去，不如一起在里面呆着，心里还好受些。”耿凯峰说这番话时，落寂中带有几分坦然，可见他与下属之间的情分之深，一根绳上的蚂蚱，也可见熟人文化在这个单位的根深蒂固。
总结班子翻船的教训时，耿凯峰实话实说：19年在一个领导岗位上，权力过于集中，凡事老大说了算，下属过于服从我，与我一起进来的好几个是从小年轻起就跟我干的，吃了不少苦，一步步地进步，直到晋升中层高层，相处时间长了，脾气性格都很投，把工作关系与哥们儿义气混为一谈，拉不下面子，人际关系过于复杂，导致一些问题捂着盖着。
熟人企业的权钱交易不可避免，耿凯峰收受贿赂62万元中有32万元是下属送给他的，以感谢老大在职位晋升及子女工作安排等方面的关照，哥们儿团结友爱，携手共进。
自古以来的中国熟人文化，讲感情、讲情面、讲通融，熟人文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及积极意义，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混为一谈，界限不清终将导致制度管理约束力弱，感情因素的制衡在管理中起主要作用甚至决定作用，必然阻碍现代社会文明及法治进程，从熟人社会过渡到法治社会乃必然趋势。
拿钱时不办事 办事时不拿钱
可以说，熟人文化是腐败现象的一块体面的遮羞布。耿凯峰说都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友谊，有的都二十几年的交往，两家人也常来常往，相互之间都有礼尚往来，并不是我为他们办了事他们就送给我一笔钱，怎么就是受贿了呢？
审查中发现，耿凯峰利用了手中的权力，为这些下属及朋友牟取个人利益给予了便利，符合受贿罪的犯罪特征，且行贿数额明显高出日常礼尚往来。比如某企业老总方某与耿凯峰家是世交，父辈就有来往，但是只局限于吃顿便饭或送点土特产而已。自从方某接手耿凯峰所在单位业务后，她送来的不仅仅是土特产了，而是多次送价值数万元的购物卡及手表和珠宝首饰了。耿凯峰承认：没有业务往来的时候很少经济上的来往，有了业务往来后对方给予财物多了，感情与交易就分不清了，忘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耿凯峰是不知不觉陷入了“非典型性”贪腐的怪圈儿。
典型性腐败即行贿人向受贿人明确提出请托事项，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行贿人牟取利益，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不论行贿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受贿人有贿必收，有求必应，毫无顾忌，如河南开封原市长周以忠、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日均受贿2363元的原敦煌市地税局局长刘生海等等，他们一概来者不拒、里外通吃，双方利益显性而明朗化。
相对典型性贪腐的肆无忌惮，“非典型性”贪腐显得“优雅含蓄”许多，一般发生在固定的、常年交往的老朋友之间。4月7日，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0万元。季建业案正是“非典型性”受贿的典型案例，涉案的三名主要行贿人都是季建业交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朋友，长期相互利用，受贿只针对结交的核心圈子，利益输送只在一个相对私密的圈子进行，是一种期权式的腐败，拿钱时不办事，办事时不拿钱，公权力成为小圈子牟利的筹码，呈现出的是防范性隐蔽性特点。
一次全国性的行业洽谈会上，一名企业负责人私下对耿凯峰说：那笔业务给我做，给你50万元回扣，直接给现金。耿凯峰当即严词拒绝，并立马关照下属，不许与这家企业洽谈业务。赤裸裸的诱惑面前耿凯峰能把握自己，但是在老朋友面前、在下属哥们儿圈子里，他却丧失了警惕，起诉书认定其受贿60多万元，全部发生在他的核心圈子里。
因为非典型性贪腐更隐蔽且体面，行受贿双方都表现得不那么急功近利，所以对官员更具有腐蚀性及麻痹性，不知不觉就中弹了。如何防范非典型性贪腐呢？关键是官员的日常交往要有“洁癖”意识，政治洁癖，交友洁癖，不然的话，难免有朝一日，一头栽倒在利益圈子里。
深陷“卡门” 聚沙成塔
这些年，凡事送礼大行其道，大环境下，耿凯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底线，收受财物数额一次不超过5000元，渐渐放松标准，超过1万元的不收，认为一次不超过这个标准没事。确实他每次收受购物卡及现金都没超过这个界限，似乎可以心安理得。依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数额是累积计算的，即把多次受贿的数额加在一起，虽然单笔数额都不大，未必构成犯罪，但是聚沙成塔，十来年逢年过节收受的购物卡加起来就够吃10年官司了。
耿凯峰说，对现金一直比较敏感。一次在深圳洽谈业务，某单位老总表示只要业务归他公司做，按比例给他回扣，他当即拒绝，并关照有关工作人员，不许他进入招标环节，这种现金形式的回扣很明确不能拿。对于送上门的现金绝大多数都拒绝或退还，退不了的上缴给纪委等部门。但对购物卡就不那么警觉了，因为大多在逢年过节时，属礼尚往来，最多是违纪，不像现金那样烫手，收就收了呗。耿凯峰受贿数额中有11.7万元为购物卡，这就足够戴手铐了。浙江省平阳县常务副县长徐定锦受贿140万元，大多为节日期间收受的购物卡，法庭上他发表雷人语录：“收物不收钱，收礼不受贿，不能算犯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
有关数据表明，受贿者80%有收受购物卡的不良记录，深陷“卡门”沦为罪犯的官员不少，且大部分在节日期间收受。五花八门的卡看似不起眼，但积少成多，量变必将引起质变。“收购物卡为收礼，收礼不算犯罪”为很多受贿人心理暗示及案发后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显然这种“礼尚往来”并不是双向的有来有往，而是单向的单方收受，额度明显超过一般人情往来的数量，行贿人又有明确的请托事项，其实质就是权钱交易，明白了这一点，希望大家千万别再自欺欺人糊弄自己了！
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贿赂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且购物卡可按卡面价值换取任何商品，价值确定，属于有价支付凭证，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卡时代”在方便公众生活的同时其副作用也越来越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杀伤力不容忽视。五一将至，端午在即，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将面对春节之后的又一个传统节日拜访送礼的“大考”……
（涉案人员为化名，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