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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认罪认罚从宽：从试点到落地》系列报道之四
一种温度：刑辩律师新主张
认罪认罚从宽，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
相信每个部门都会给出自己心目中那个不太一致的答案。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联合举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讨会”上，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在实践当中，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该程序，力度很大，很有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被迫认罪的现象。虽然认罪的基本上都判了，但是认罪的是不是都该判？是不是真有罪？这些问题值得反思。
田文昌指出，很多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面临两难选择，即要么认罪，要么重罚。如果认罪，量刑建议可能是三年；如果不认罪，就可能是五年、六年。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有的时候就得签了“城下之盟”，不得不签。这就导致了有些坚持自己无罪的，而且律师也认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就范，律师是无所作为的。
其次，真正自愿认罪比例不够高的原因何在？
2019年11月18日，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培训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以及田文昌律师进行了“三人谈”。三人发言的核心意思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很重要，控辩审三方要共同努力、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把这项改革实施好。
在“三人谈”的时候，田文昌律师讲过，认罪比例高是正常的，在国外都可以达到90%了，但为什么我们达不到？有两个原因，除了政策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公诉质量的问题。
如果公诉质量高了，那么这个比例当然就会提高；公诉质量不高，那么认罪率不高就正常。所以，对于公诉质量我们应当反思：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权衡利弊，甘心认罪，但确有冤情的或者争议比较大的是不会甘心认罪的。如果在公诉质量不够高的情况下去追求认罪认罚率，就会出现违心认罪的问题。
所以，慎重公诉，提升公诉质量，自然会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的比例，千万不能片面单纯追求数量，否则就会留下后遗症。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统计数据当中认罪认罚比例的提升，究竟是公诉质量提高了，还是在有诉必判的大势所趋压力下所导致的结果？由此，田文昌律师认为，对当前的认罪率，也就是服判率的真伪比例，应当做深入的研究。
田文昌律师说，这种认识确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而且不是主要的。
田文昌律师指出，检察机关推行认罪认罚的势头很猛，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了很大压力，这是事实。这种被迫认罪的现象，背离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宗旨，应当认真总结和反思。但是，我们应当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种压力之所以会发生作用，深层原因还是在法院。因为，从形式上看，是公诉机关太强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敢抗拒，但是为什么不敢抗拒？实质上，之所以不敢抗拒，关键还是由于法官不够中立。所以，法官不中立，才是被告人被迫认罪的深层原因。
法官不中立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参与过早或表态过早，那么在审查起诉阶段，控审双方与当事人就形成了2∶1的局面，法官成了公诉人的后盾，结果已经摆明了，即如果不认罪肯定要重判。这种情况下，等于提前进入了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敢不认吗？如果不认，那就没有商量，就要重判。不管是真心认，还是假心认，总之都得认。所以，要使认罪认罚程序回归本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
那么，如何摆正法官的位置？田文昌律师说，必须明确，认罪认罚程序应当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法官只能裁判，决不能干预。法官决不能先期介入或只能消极介入，即仅限于了解情况，不能表露任何态度。一旦法官先期介入，被告人即失去了主动权，也就失去了自愿性（审判阶段认罪另当别论），认罪认罚程序就背离了初衷。
另外，无罪判决的比例，是法官中立性的重要标志。目前有罪判决比例明显偏高，不符合诉讼规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形成了一种有诉必判的导向，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审判中立性缺乏信心，难以保障审判质量。
其次，法官应当敢于作出无罪判决，对有些审判虚化的原因应当研究和反思。有观点说庭审实质化做不到，做不到就是虚化。那么原因来自哪里呢？当然原因有多方面，法院也有难处，但法院自身也要总结经验。比如，有人也谈到了辩审冲突的问题，控辩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近年来，我们的辩审冲突反而逐步升级，甚至都超过了控辩冲突。为什么？
全世界也很少有辩审冲突不断升级的现象，那么我们是什么原因？田文昌律师认为，法官中立性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推卸责任，不是说律师就没有责任，律师也有责任，也有律师过分的时候。但是，从总体来讲，法官是法庭的主宰，律师是有求于法官来主持公道的。如果说有很多律师找法官闹事，说句难听的话，这就相当于耗子找猫闹事，违背逻辑。
正常情况下，律师怎么会去找法官闹事？所以田文昌认为，辩审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法官偏离了中立性。同理，如果法官不中立，那么认罪认罚程序怎么能做到正常推行？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第三，如果法官保持中立了，敢于作无罪判决了，那么起诉案件的定罪率降低了怎么办？公诉机关的压力是不是又变大了？
田文昌指出，起诉案件定罪率的降低，不等于公诉错误，对此应有正确评价。我们国家现在侦、控、审这三个阶段案件数量的级差不正常。在国外一些国家以及澳门地区，起诉的定罪率一般在70%至80%之间，而我国则高达99%左右。这个比例不正常。定罪率低了是不是检察机关就有问题了？
我们应当深入反思，理性回归到侦、控、审定罪级差的正常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真正要贯彻认罪认罚制度，真正使这个制度能够得以正常理性地运转，法官中立性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法官中立性涉及很多原因，例如各方面的权力干预、社会舆论等原因，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要研究、要解决，否则认罪认罚程序就无法推行下去。
首先，认罪认罚程序中庭审作用确有弱化，这是事实。但认罪认罚程序使大部分案件简化审理，为少量重大疑难案件精细慎重审理创造了条件，更充分地体现了庭审实质化。所以，认罪认罚程序与庭审实质化并不冲突。
其次，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如何体现庭审实质化？田文昌律师指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简化了庭审程序，但并不削弱法庭权威。与前面所谈到的法官中立性有关，就是说法官有权否决双方协商的结果，比如说明显量刑畸重畸轻的，明显定罪错误的。
田文昌指出，胡云腾大法官也谈到了，法官要进行实质性审查。那么，如果发现了问题，法官有权恢复普通程序。只要法官认为有问题了，就可以恢复普通程序，这是法官的权力，如果不行使这个权力，那就是失职。但是恢复普通程序不影响认罪从宽的原则，因为被告人认罪了，态度没有改变。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在认罪认罚程序当中，仍然可以体现庭审实质化。
在认罪认罚案件当中，律师可否作无罪辩护？田文昌律师认为，依然可以。
因为，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只是一种“见证”作用，证明是当事人本人自愿签字（当然内心是否自愿另当别论），但并不表明律师认为当事人一定有罪。无论是辩护律师还是值班律师，均是如此。
而且，在当事人认罪的情况下，律师虽然不能否认其认罪的基本事实，但可以依法对其行为性质、作用和法律适用进行辩护，这是律师的权利。
另外，律师的无罪辩护不影响被告人认罪的态度，法庭可以采纳或不采纳律师的辩护观点，但与被告人认罪态度无关。既然被告人认罪了，就应当承认他的认罪态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有效保障被告人权益角度出发，不应限制律师的无罪辩护权。也就是说，在签署具结书以后，也不应当限制律师做无罪辩护。
最后，律师可以与控方的量刑建议保持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首先，认罪认罚案件特别需要律师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目前的现状进一步表明了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所以，律师的参与应当是认罪认罚程序的必要前提。几年前，田文昌参与研究认罪认罚程序的时候，一再强调认罪认罚程序必须要有律师参与，没有律师参与就不能推行这个程序。虽然有困难，也一定要坚持这一条。现在问题显现出来了，有律师参与都这么难，如果没有律师参与，如何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真实性和自愿性？那就会形成一系列的遗留问题，会造成隐患。
其次，值班律师难以有效发挥这种保障作用，实践已经一再验证了值班律师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认罪认罚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大，如果缺乏律师辩护，效果不容乐观。所以田文昌再次建议，刑事辩护全覆盖首先应当从认罪认罚案件做起。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幅度的思考，这个问题田文昌原来就提出过，当然有一定难度。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幅度仍局限于法定幅度之内的从轻处罚，不可以减轻处罚。但这种从宽条件的感召力有限，而且有失公平。
首先，在有些案件中，大幅度从宽更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既节省诉讼资源，又不至于危害社会。毕竟，对有些犯罪少判几年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也符合轻刑化的趋势。
其次，加大从宽幅度会增强感召力，进一步节省诉讼资源。被告人的心里也有一杆秤，加大从宽幅度有利于减少被告人的思想阻力，也更利于节省诉讼资源。
第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仅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对部分被告人有失公正，不利于鼓励其主动认罪。例如，相似案件的两名被告人，一名被告人的刑期处在同一量刑幅度的最高限，那么根据我们的原则，其认罪后可以获得较大幅度从宽的结果。而一名被告人的刑期处在同一量刑幅度的最低限，即使认罪也没有可以从宽的余地，那么，他也就没必要认罪认罚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限。
如果说，胡云腾大法官强调的是检察机关应该加强量刑建议的说理性。显然，身为一名律师，田文昌律师时时刻刻会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更好保障。从认罪认罚的资源性到法官的中立性，再到庭审实质化和刑事辩护全覆盖，田文昌律师思路清晰的表述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看问题的角度。
相信每个部门都会给出自己心目中那个不太一致的答案。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联合举行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讨会”上，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自愿认罪认罚
田文昌律师指出，认罪认罚最核心、最重要的是自愿认罪、自愿认罚。对自愿性的问题，律师界反响一直比较强烈。首先，在实践当中，检察机关积极推行该程序，力度很大，很有成效，但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被迫认罪的现象。虽然认罪的基本上都判了，但是认罪的是不是都该判？是不是真有罪？这些问题值得反思。
田文昌指出，很多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面临两难选择，即要么认罪，要么重罚。如果认罪，量刑建议可能是三年；如果不认罪，就可能是五年、六年。面对这种两难选择，有的时候就得签了“城下之盟”，不得不签。这就导致了有些坚持自己无罪的，而且律师也认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这种压力下被迫就范，律师是无所作为的。
其次，真正自愿认罪比例不够高的原因何在？
2019年11月18日，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培训班”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以及田文昌律师进行了“三人谈”。三人发言的核心意思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很重要，控辩审三方要共同努力、相互配合，齐心协力把这项改革实施好。
在“三人谈”的时候，田文昌律师讲过，认罪比例高是正常的，在国外都可以达到90%了，但为什么我们达不到？有两个原因，除了政策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公诉质量的问题。
如果公诉质量高了，那么这个比例当然就会提高；公诉质量不高，那么认罪率不高就正常。所以，对于公诉质量我们应当反思：确实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权衡利弊，甘心认罪，但确有冤情的或者争议比较大的是不会甘心认罪的。如果在公诉质量不够高的情况下去追求认罪认罚率，就会出现违心认罪的问题。
所以，慎重公诉，提升公诉质量，自然会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的比例，千万不能片面单纯追求数量，否则就会留下后遗症。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统计数据当中认罪认罚比例的提升，究竟是公诉质量提高了，还是在有诉必判的大势所趋压力下所导致的结果？由此，田文昌律师认为，对当前的认罪率，也就是服判率的真伪比例，应当做深入的研究。
法官的中立性
对于被迫认罪的原因，很多人归责于检察机关的强势作为。包括律师界，也有很多人认为是检察机关太强势，被告人被逼无奈才认罪的。田文昌律师说，这种认识确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而且不是主要的。
田文昌律师指出，检察机关推行认罪认罚的势头很猛，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了很大压力，这是事实。这种被迫认罪的现象，背离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宗旨，应当认真总结和反思。但是，我们应当从更深层次来思考，这种压力之所以会发生作用，深层原因还是在法院。因为，从形式上看，是公诉机关太强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敢抗拒，但是为什么不敢抗拒？实质上，之所以不敢抗拒，关键还是由于法官不够中立。所以，法官不中立，才是被告人被迫认罪的深层原因。
法官不中立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一些案件中，法官参与过早或表态过早，那么在审查起诉阶段，控审双方与当事人就形成了2∶1的局面，法官成了公诉人的后盾，结果已经摆明了，即如果不认罪肯定要重判。这种情况下，等于提前进入了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敢不认吗？如果不认，那就没有商量，就要重判。不管是真心认，还是假心认，总之都得认。所以，要使认罪认罚程序回归本意，法官必须保持中立。
那么，如何摆正法官的位置？田文昌律师说，必须明确，认罪认罚程序应当在控辩双方之间进行，法官只能裁判，决不能干预。法官决不能先期介入或只能消极介入，即仅限于了解情况，不能表露任何态度。一旦法官先期介入，被告人即失去了主动权，也就失去了自愿性（审判阶段认罪另当别论），认罪认罚程序就背离了初衷。
另外，无罪判决的比例，是法官中立性的重要标志。目前有罪判决比例明显偏高，不符合诉讼规律，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形成了一种有诉必判的导向，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审判中立性缺乏信心，难以保障审判质量。
其次，法官应当敢于作出无罪判决，对有些审判虚化的原因应当研究和反思。有观点说庭审实质化做不到，做不到就是虚化。那么原因来自哪里呢？当然原因有多方面，法院也有难处，但法院自身也要总结经验。比如，有人也谈到了辩审冲突的问题，控辩冲突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近年来，我们的辩审冲突反而逐步升级，甚至都超过了控辩冲突。为什么？
全世界也很少有辩审冲突不断升级的现象，那么我们是什么原因？田文昌律师认为，法官中立性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说推卸责任，不是说律师就没有责任，律师也有责任，也有律师过分的时候。但是，从总体来讲，法官是法庭的主宰，律师是有求于法官来主持公道的。如果说有很多律师找法官闹事，说句难听的话，这就相当于耗子找猫闹事，违背逻辑。
正常情况下，律师怎么会去找法官闹事？所以田文昌认为，辩审冲突的主要原因就是法官偏离了中立性。同理，如果法官不中立，那么认罪认罚程序怎么能做到正常推行？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第三，如果法官保持中立了，敢于作无罪判决了，那么起诉案件的定罪率降低了怎么办？公诉机关的压力是不是又变大了？
田文昌指出，起诉案件定罪率的降低，不等于公诉错误，对此应有正确评价。我们国家现在侦、控、审这三个阶段案件数量的级差不正常。在国外一些国家以及澳门地区，起诉的定罪率一般在70%至80%之间，而我国则高达99%左右。这个比例不正常。定罪率低了是不是检察机关就有问题了？
我们应当深入反思，理性回归到侦、控、审定罪级差的正常比例，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真正要贯彻认罪认罚制度，真正使这个制度能够得以正常理性地运转，法官中立性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法官中立性涉及很多原因，例如各方面的权力干预、社会舆论等原因，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要研究、要解决，否则认罪认罚程序就无法推行下去。
认罪认罚程序与庭审实质化之关系
认罪认罚程序与庭审实质化的关系，也有很多人反映。那么，认罪认罚是不是冲击了庭审实质化？田文昌律师表示，自己并不那样认为。首先，认罪认罚程序中庭审作用确有弱化，这是事实。但认罪认罚程序使大部分案件简化审理，为少量重大疑难案件精细慎重审理创造了条件，更充分地体现了庭审实质化。所以，认罪认罚程序与庭审实质化并不冲突。
其次，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如何体现庭审实质化？田文昌律师指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简化了庭审程序，但并不削弱法庭权威。与前面所谈到的法官中立性有关，就是说法官有权否决双方协商的结果，比如说明显量刑畸重畸轻的，明显定罪错误的。
田文昌指出，胡云腾大法官也谈到了，法官要进行实质性审查。那么，如果发现了问题，法官有权恢复普通程序。只要法官认为有问题了，就可以恢复普通程序，这是法官的权力，如果不行使这个权力，那就是失职。但是恢复普通程序不影响认罪从宽的原则，因为被告人认罪了，态度没有改变。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在认罪认罚程序当中，仍然可以体现庭审实质化。
在认罪认罚案件当中，律师可否作无罪辩护？田文昌律师认为，依然可以。
因为，律师在具结书上签字，只是一种“见证”作用，证明是当事人本人自愿签字（当然内心是否自愿另当别论），但并不表明律师认为当事人一定有罪。无论是辩护律师还是值班律师，均是如此。
而且，在当事人认罪的情况下，律师虽然不能否认其认罪的基本事实，但可以依法对其行为性质、作用和法律适用进行辩护，这是律师的权利。
另外，律师的无罪辩护不影响被告人认罪的态度，法庭可以采纳或不采纳律师的辩护观点，但与被告人认罪态度无关。既然被告人认罪了，就应当承认他的认罪态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从有效保障被告人权益角度出发，不应限制律师的无罪辩护权。也就是说，在签署具结书以后，也不应当限制律师做无罪辩护。
最后，律师可以与控方的量刑建议保持一致，也可以不一致。
刑事辩护全覆盖
关于刑事辩护全覆盖的问题，田文昌一直在呼吁，认罪认罚程序亟待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首先，认罪认罚案件特别需要律师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目前的现状进一步表明了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所以，律师的参与应当是认罪认罚程序的必要前提。几年前，田文昌参与研究认罪认罚程序的时候，一再强调认罪认罚程序必须要有律师参与，没有律师参与就不能推行这个程序。虽然有困难，也一定要坚持这一条。现在问题显现出来了，有律师参与都这么难，如果没有律师参与，如何保障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真实性和自愿性？那就会形成一系列的遗留问题，会造成隐患。
其次，值班律师难以有效发挥这种保障作用，实践已经一再验证了值班律师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三，认罪认罚案件的数量越来越大，如果缺乏律师辩护，效果不容乐观。所以田文昌再次建议，刑事辩护全覆盖首先应当从认罪认罚案件做起。
关于认罪认罚案件从宽处罚幅度的思考，这个问题田文昌原来就提出过，当然有一定难度。目前，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幅度仍局限于法定幅度之内的从轻处罚，不可以减轻处罚。但这种从宽条件的感召力有限，而且有失公平。
首先，在有些案件中，大幅度从宽更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认罪，既节省诉讼资源，又不至于危害社会。毕竟，对有些犯罪少判几年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也符合轻刑化的趋势。
其次，加大从宽幅度会增强感召力，进一步节省诉讼资源。被告人的心里也有一杆秤，加大从宽幅度有利于减少被告人的思想阻力，也更利于节省诉讼资源。
第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仅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对部分被告人有失公正，不利于鼓励其主动认罪。例如，相似案件的两名被告人，一名被告人的刑期处在同一量刑幅度的最高限，那么根据我们的原则，其认罪后可以获得较大幅度从宽的结果。而一名被告人的刑期处在同一量刑幅度的最低限，即使认罪也没有可以从宽的余地，那么，他也就没必要认罪认罚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限。
如果说，胡云腾大法官强调的是检察机关应该加强量刑建议的说理性。显然，身为一名律师，田文昌律师时时刻刻会考虑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更好保障。从认罪认罚的资源性到法官的中立性，再到庭审实质化和刑事辩护全覆盖，田文昌律师思路清晰的表述为我们开启了另一个看问题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