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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修法调整最低刑责年龄的平衡之道
近期，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二审草案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出个别下调，拟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修法方案一旦通过，意味着我国最低刑责年龄，将由目前的14岁下调至12岁。
是否下调最低刑责年龄，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一大社会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青少年犯罪的抬头，几乎每次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等恶性案例披露后，都会引发汹涌澎湃的民愤浪潮。在这一背景下，民间社会呼吁下调最低刑责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许多民众看来，现行刑法所设定的14岁最低刑责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一些制造血案悲剧的冷血少年。一旦降低刑责年龄的最低门槛，那些犯下不可饶恕罪过的“小恶魔”，便会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而更多的未成年人便会畏惧法令森严，远离暴力犯罪。
这种对生命的怜悯，对暴力的痛恨，对正义的渴望，既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也是大众朴素正义观的反映。但在不少法学界、司法界专业人士看来，一味将降低最低刑责年龄作为应对青少年暴力恶性犯罪的唯一途径，并不符合立法理性。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降低最低刑责年龄与遏制青少年犯罪率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事实上，在没有降低最低刑责的情形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已持续多年呈下降趋势。
从立法后果看，不加区别地降低最低刑责年龄，很可能导致犯罪的扩大化。由于法定入罪门槛的降低，许多原本处于刑法处罚范围外的未成年人，将因此成为刑罚的制裁对象。他们有可能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实施者，但绝大部分只是一般甚至轻微刑事犯罪的尝试者，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与严重暴力犯罪存在天壤之别。倘若将未成年人的此类行为一律纳入犯罪之列，既不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立法潮流，也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国内立法“教育、感化、挽救”的立法导向相背离。
当然，对于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日趋低龄化的现象，也不能视而不见。此类极端案件虽属个别，但对社会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因而适应现实变化，对最低刑责年龄作出调整，正是立法不容回避的话题。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做出妥善的调整？这就需要在诸多复杂因素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
从目前的修法草案看，体现的正是“突破”与“限制”相结合的思路。回应现实所需和社会呼声，最低刑责年龄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并非普遍情形下的“全面下降”，而是特定情形下的“个别下调”。其中，犯罪主体，被限制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追究刑责的罪名，被限制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情节恶劣”；此外，还设置了司法程序的限制，即“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显而易见，这些立法设计，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僵硬，既体现了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针对性，也在普遍意义上维护了保护性惩罚的少年司法原则。如此，在现实变迁和法制导向之间，在社会民意和立法理性之间，实现了合理的平衡。
立法是一项复杂的艺术。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与五彩斑斓的现实变化之间，总会存在着滞后与隔阂，而公众认识的感性与立法所需要的理性之间，也会存在种种温差与色差。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的立法方案，并非所谓的“折中”，而是“平衡”，通过观点的融合、利益的调协等等，最终实现立法的合理平衡。此次“个别下调”最低刑责年龄的修法构想，体现的正是立法应有的平衡之道。由此留下的立法经验，也为立法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是否下调最低刑责年龄，是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一大社会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青少年犯罪的抬头，几乎每次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等恶性案例披露后，都会引发汹涌澎湃的民愤浪潮。在这一背景下，民间社会呼吁下调最低刑责年龄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许多民众看来，现行刑法所设定的14岁最低刑责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放纵了一些制造血案悲剧的冷血少年。一旦降低刑责年龄的最低门槛，那些犯下不可饶恕罪过的“小恶魔”，便会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而更多的未成年人便会畏惧法令森严，远离暴力犯罪。
这种对生命的怜悯，对暴力的痛恨，对正义的渴望，既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也是大众朴素正义观的反映。但在不少法学界、司法界专业人士看来，一味将降低最低刑责年龄作为应对青少年暴力恶性犯罪的唯一途径，并不符合立法理性。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言：“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降低最低刑责年龄与遏制青少年犯罪率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关联。事实上，在没有降低最低刑责的情形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已持续多年呈下降趋势。
从立法后果看，不加区别地降低最低刑责年龄，很可能导致犯罪的扩大化。由于法定入罪门槛的降低，许多原本处于刑法处罚范围外的未成年人，将因此成为刑罚的制裁对象。他们有可能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实施者，但绝大部分只是一般甚至轻微刑事犯罪的尝试者，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与严重暴力犯罪存在天壤之别。倘若将未成年人的此类行为一律纳入犯罪之列，既不符合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立法潮流，也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国内立法“教育、感化、挽救”的立法导向相背离。
当然，对于近年来未成年人恶性犯罪日趋低龄化的现象，也不能视而不见。此类极端案件虽属个别，但对社会的伤害却是巨大的，因而适应现实变化，对最低刑责年龄作出调整，正是立法不容回避的话题。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做出妥善的调整？这就需要在诸多复杂因素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
从目前的修法草案看，体现的正是“突破”与“限制”相结合的思路。回应现实所需和社会呼声，最低刑责年龄实现了重大突破，但并非普遍情形下的“全面下降”，而是特定情形下的“个别下调”。其中，犯罪主体，被限制于“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追究刑责的罪名，被限制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且“致人死亡，情节恶劣”；此外，还设置了司法程序的限制，即“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显而易见，这些立法设计，避免了“一刀切”式的僵硬，既体现了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针对性，也在普遍意义上维护了保护性惩罚的少年司法原则。如此，在现实变迁和法制导向之间，在社会民意和立法理性之间，实现了合理的平衡。
立法是一项复杂的艺术。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与五彩斑斓的现实变化之间，总会存在着滞后与隔阂，而公众认识的感性与立法所需要的理性之间，也会存在种种温差与色差。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的立法方案，并非所谓的“折中”，而是“平衡”，通过观点的融合、利益的调协等等，最终实现立法的合理平衡。此次“个别下调”最低刑责年龄的修法构想，体现的正是立法应有的平衡之道。由此留下的立法经验，也为立法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