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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优秀“检察建议”是如何炼成的？》系列报道之二
从街巷到村乡：让检察建议更能接地气
“杨明（化名）的身体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日前，重庆市璧山区检察院检察二部主任荣莉像往常一样，通过手机视频向福利院工作人员询问孩子情况。
“他比刚来那阵子开朗多了，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听完工作人员介绍，荣莉的心放了下来。
今年7月，璧山区检察院以一份检察建议为契机，与公安、民政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剥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暨解决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工作办法（试行）》，为发生在杨明这类“事实孤儿”身上的监护缺失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无独有偶，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和四川省崇州市检察院也都以检察建议的方式，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份份能够真正落地的检察建议，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彰显的是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本色。
“你们不能把我收监，要不我手臂骨折的儿子就没人照顾了……”2019年9月23日，因贩卖毒品被收监执行的凌河（化名）告诉荣莉，自己有一个10岁的儿子手臂骨折，无人看管。接到凌河反映的情况后，荣莉等人立即赶赴医院调查，并分别联系凌河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的街道工作人员、邻居以及办理凌河贩卖毒品案的公安民警。
经调查发现，凌河的儿子杨明系2010年出生，其生父已故，生母杨萍（化名）因涉嫌犯罪于2017年被公安机关查处。杨明后被凌河收养，但未办理收养手续。
经多方联系，2019年9月24日，荣莉和同事在璧山区福禄镇找到了凌河口中的“儿子”。
生父已故，生母和“养父”均在服刑，年仅10岁的杨明一时陷入无人监管的处境。
对调查情况进行充分评估后，璧山区检察院认为，就目前杨明的情况，按照最有利于其成长的原则，应由福禄镇政府履行临时监护职责。同年9月29日，该院向福禄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并限十日内回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福禄镇政府表示愿意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并于同年10月8日书面回复称，按照检察建议，镇政府已安排杨明在镇小学学习。由于他的手臂骨折尚未痊愈，还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接送他上下学，照顾他生活起居。同时，镇政府还为杨明申请了低保。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2020年3月，杨萍刑满释放。本以为，她会把杨明接回身边照顾，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我自己都没有地方住，也没有正当收入，不具备抚养条件。杨明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面对检察官和社区工作人员，杨萍说。
“可你毕竟是孩子的母亲，在法律上你是孩子的监护人，有抚养义务，而且孩子也需要母爱啊！”荣莉语重心长地劝解。
杨萍听后，陷入久久的沉默，但最终还是表示：“反正我管不了。”
“那孩子的外婆呢？她是什么态度？”荣莉仍不甘心。当荣莉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将杨萍、杨明送到大足区后，杨萍的母亲语气坚决地表示：“我只管我女儿，至于那个娃儿，我没有能力养。”
就这样，杨明成了一名“事实孤儿”。
看着一旁沉默不语的杨明，荣莉向镇政府工作人员建议说：“这孩子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性格比较敏感，你们除了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外，还需要经常与他聊聊天，多关心他。”
没过多久，杨明在福禄镇政府的安排下就近入学。荣莉也一直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杨明的老师保持着联系。
“小杨昨天跑出去一直没回来，我们把他常去的地方找遍了，但都没找到。”2020年4月14日，荣莉突然接到镇政府工作人员电话，称杨明外出未归。
听到这一消息，荣莉立即参与寻找。经多方寻找，终于在一公园山顶处找到了杨明。但他一直沉默不言，拒绝回原安置地居住。
“我不想回去，那里没有玩具。”荣莉轻声细语沟通近两个小时后，杨明终于吐露出心声。
“现在的地方同龄人少，不适合孩子的成长，建议换一个地方抚养。”发现症结后，荣莉对镇政府负责照顾杨明的工作人员建议说。
杨明案让荣莉意识到，对陷入监护缺失困境的未成年人开展救助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2020年4月24日，璧山区检察院与区公安、法院、民政等七部门就杨明监护事宜召开协商会议，并形成纪要，决定将杨明转至更适合儿童成长的璧山区社会福利院，并就近入学。
“通过杨明的事件，暴露出涉罪人员子女存在无人监护这一重要并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璧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孟卫红认为，针对该案背后的问题，应当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为此，7月15日，璧山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关于剥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暨解决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工作办法（试行）》出台。
“父母有罪，孩子无辜。像杨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不抛弃、不放弃，让他们知道国家这棵大树会为他们遮风挡雨，守护他们成长。民法典的颁布，也让我们在帮助这些孩子时，有法可依。”据孟卫红介绍，《工作办法》与民法典关于“监护”的法律规定相呼应，为未成年人监护缺失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和操作模式。
“建立这项长效机制，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事实孤儿’都能够‘幼有所养’。而对于那些‘不靠谱’的父母，我们也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让他们明白‘爸爸妈妈’不仅是一声称呼，还是法律施加的义务和社会所要求承担的责任。”孟卫红表示，针对杨萍拒不履行监护抚养义务，璧山区检察院将支持区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撤销杨萍对杨明的监护抚养权，并考虑向杨萍追索抚养费。
回忆起两年前装修时所受的委屈，夏琳仍然感到一阵酸楚：“那时候真的太委屈了，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别墅，装修时还要被人威胁、被人敲竹杠，真的很绝望。物业也找过，投诉电话也打过，就是没有用。”
夏琳是上海市闵行区万国府的一名业主，两年前她的别墅开始装修，遇上了当时横霸小区的“敲墙党”。他们与小区物业主管勾结，以垃圾短驳清运必须经物业同意为借口，采用暴力威胁强揽小区内敲墙钻洞业务。明明只需几千元的敲墙钻洞业务，硬生生被敲诈上万元，如果业主不掏钱麻烦就来了，小区内的居民苦不堪言。
2019年5月28日，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被告人何某等5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不等的刑罚。
涉恶犯罪集团终于被打掉，万国府的“敲墙党”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反映出的物业公司管理问题和行政部门的监管漏洞还没有得到改善，打掉这个“敲墙党”，其他小区是否还会冒出来？治了标如何治好本？办案检察官、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孙静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就案办案，要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社会综合治理。”
原来他们在办案中发现，具有抢劫等前科劣迹的何某等人，明明不具备相关资质，却通过请客送礼等不正当手段，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清运建筑垃圾合同并入驻小区，暴露了外包业务管理的问题；物业公司主管为何某等人提供协助，纵容其形成恶势力集团，也暴露了物业公司内部监管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在新开盘小区物业公司中标过程中，缺少实质性监管，建筑垃圾清运等外包业务也缺少明确规定和公示流程。此外，相关职能部门对市民举报热线、“物业服务直通车”等平台的业主举报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处理，最终导致监管缺失。
2019年4月10日，该院启动检察建议调查程序。孙静和办案组其他成员多次到涉案小区、相关街道办事处、区房管局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解决相关问题形成对策建议。该院对涉案物业公司——第一物业（北京）有限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严格任用管理人员，规范物业服务的外包条件和程序，加强对外包公司审核等；对监管部门江川路街道和区房管局分别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落实对新开盘小区物业公司监管巡查和实质性审核监管机制、加强案件通报和普法警示教育培训等，从根源上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不良土壤。
三份检察建议像医生开出的“处方”，对小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促使整个物业行业重新建章立制，一扫往日不良风气。当孙静向三家单位进行公开宣告时，三家被建议单位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书面回复。
“基于此事，公司对类似外包工作进行彻底检查，开展内部审计，建立自身监管机制。”在闵行区检察院的公开听证室内，第一物业（北京）有限公司代表表示，根据检察建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规范信息公开、加大对外包物业服务的监管力度，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负有监管责任的涉案小区所在街道迅速采纳检察机关给出的整改建议，他们成立治理工作专门办公室，全面排查案发小区业主的举报和投诉情况，加强对物业公司监管。
闵行区房管局在回复中表示，对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全盘采纳。根据检察建议，出台了闵行区物业管理新制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闵行区分管副区长专程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闵行区检察院调研物业管理综合治理问题。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相关行为的若干规定》，这一新规填补了新建住宅小区中政府服务和监管的盲点。
闵行区委书记、区长、政法委书记得知该案的办理和检察建议推动了社区的治理，都作出批示肯定。2019年5月，闵行区召开区物业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大会，全区200余家物业公司到场参会，会上该区检察院对检察建议案件和整改举措进行专题通报。
“我听到‘敲墙党’被判决后，觉得大快人心。现在，我们小区再也没有横行霸道的人出现了。物业也换了新的，规范了很多，业主们装修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业主夏琳对判决结果和后续治理效果很满意。
事后，闵行区检察院又对整改成效、落实情况等到区房管局进行回访，发现物业行业新规得以严格落实，全区新开盘小区物业专题培训已经开展，物业管理排名、价格明示也做到全覆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闵行区房管局副局长杨忠义表示：“检察院通过办案发现了新开盘物业监管缺失，发出的检察建议针对性非常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和处罚力度，从源头上积极预防‘敲墙党’等恶势力的滋生。”
“还是回家好啊，有了安全保障，我们回乡开农家乐很顺利，又能创业，离家近又方便照顾家人。”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治安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给外出务工的村民王大姐带来了回家的信心。
但在“那伙人”没有被打击、村委会没有改选的时候，永和村老实本分的“王大姐们”可不敢在镜头面前说实话，生怕遭到报复。2019年，崇州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村委会主任充当“保护伞”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该案中，村委会原主任祝某等人采取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等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承揽、砂石资源等领域谋取非法利益。法院经审理，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判处祝某等12人五年至一年零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单纯办案并不难，但难在把办案当成处理基层社会问题的契机和动力。”承办该案的检察官黄磊道出了一线检察官的心声。
据了解，近年来，崇州市检察院在完成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后，提出“从办案型检察官向治理型检察官转变”的工作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案结事了”，而是把依法办案当成社会治理的一环，以治理效果来评价案件办理质效。
祝某等12人恶势力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被成功打掉后，崇州市检察院将重点放在用检察建议助推乡镇社会治理上。该院抽调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能高的骨干检察官组成专班，及时启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在确保精准、专业、有力的基础上，切实帮助和指导案发地整改完善。专班负责人张勇组织力量，对2016年以来发生在案发地的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分析，梳理出该地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刑事案件频发、治安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比例较高等特征，找出影响镇域治理、营商环境改善等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多次修改并征求镇政府意见建议后，2019年10月23日，该检察院检察长周光富带队向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提出增强农村基层政权效能、破除城乡结合地区经济建设领域潜规则、强化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建议。
镇党委、政府全体班子成员和永和村两委成员、部分群众参加了当天的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党委书记当场表态一定把落实检察建议、推进镇域治理当成重点工作来抓。镇长在送达文书上签字后表示，将及时按照检察院开出的“药单子”，抓紧组织力量“治病”，争取较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后，专班还及时向镇政府送去了书面落实检察建议的步骤，并4次上门“复诊”。被建议单位于2019年11月书面回复检察机关：依规对6名基层干部作出组织处理，向两个软弱涣散的村级党组织派驻第一书记，优化64个廉情观察点规范小微权力，完善村民议事协商、村务公开监督机制；排查10个在建工程项目，梳理和包干化解12个问题；新增视频监控点位18处、“慧眼工程”设备19组及照明设备200余组，接入社会视频资源10处，辖区内治安和刑事案件同比减少38%……
“还是回家好啊，有了安全保障，内心的幸福就更充实了。”随着当地平安指数和法治指数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村民发出了和王大姐一样的感叹。
民心所向是司法办案的终极考核指标，而一份份真正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检察建议，无疑是检察机关交出的优秀答卷。
“他比刚来那阵子开朗多了，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听完工作人员介绍，荣莉的心放了下来。
今年7月，璧山区检察院以一份检察建议为契机，与公安、民政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剥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暨解决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工作办法（试行）》，为发生在杨明这类“事实孤儿”身上的监护缺失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无独有偶，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和四川省崇州市检察院也都以检察建议的方式，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
一份份能够真正落地的检察建议，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彰显的是检察机关司法为民的本色。
“事实孤儿”有了新家
文章开头的故事，起源于荣莉承办的一起贩卖毒品案件。“你们不能把我收监，要不我手臂骨折的儿子就没人照顾了……”2019年9月23日，因贩卖毒品被收监执行的凌河（化名）告诉荣莉，自己有一个10岁的儿子手臂骨折，无人看管。接到凌河反映的情况后，荣莉等人立即赶赴医院调查，并分别联系凌河户籍所在地、实际居住地的街道工作人员、邻居以及办理凌河贩卖毒品案的公安民警。
经调查发现，凌河的儿子杨明系2010年出生，其生父已故，生母杨萍（化名）因涉嫌犯罪于2017年被公安机关查处。杨明后被凌河收养，但未办理收养手续。
经多方联系，2019年9月24日，荣莉和同事在璧山区福禄镇找到了凌河口中的“儿子”。
生父已故，生母和“养父”均在服刑，年仅10岁的杨明一时陷入无人监管的处境。
对调查情况进行充分评估后，璧山区检察院认为，就目前杨明的情况，按照最有利于其成长的原则，应由福禄镇政府履行临时监护职责。同年9月29日，该院向福禄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并限十日内回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福禄镇政府表示愿意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并于同年10月8日书面回复称，按照检察建议，镇政府已安排杨明在镇小学学习。由于他的手臂骨折尚未痊愈，还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接送他上下学，照顾他生活起居。同时，镇政府还为杨明申请了低保。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2020年3月，杨萍刑满释放。本以为，她会把杨明接回身边照顾，但结果却出人意料。
“我自己都没有地方住，也没有正当收入，不具备抚养条件。杨明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面对检察官和社区工作人员，杨萍说。
“可你毕竟是孩子的母亲，在法律上你是孩子的监护人，有抚养义务，而且孩子也需要母爱啊！”荣莉语重心长地劝解。
杨萍听后，陷入久久的沉默，但最终还是表示：“反正我管不了。”
“那孩子的外婆呢？她是什么态度？”荣莉仍不甘心。当荣莉和镇政府工作人员将杨萍、杨明送到大足区后，杨萍的母亲语气坚决地表示：“我只管我女儿，至于那个娃儿，我没有能力养。”
就这样，杨明成了一名“事实孤儿”。
看着一旁沉默不语的杨明，荣莉向镇政府工作人员建议说：“这孩子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他的性格比较敏感，你们除了在生活上给予照顾外，还需要经常与他聊聊天，多关心他。”
没过多久，杨明在福禄镇政府的安排下就近入学。荣莉也一直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和杨明的老师保持着联系。
“小杨昨天跑出去一直没回来，我们把他常去的地方找遍了，但都没找到。”2020年4月14日，荣莉突然接到镇政府工作人员电话，称杨明外出未归。
听到这一消息，荣莉立即参与寻找。经多方寻找，终于在一公园山顶处找到了杨明。但他一直沉默不言，拒绝回原安置地居住。
“我不想回去，那里没有玩具。”荣莉轻声细语沟通近两个小时后，杨明终于吐露出心声。
“现在的地方同龄人少，不适合孩子的成长，建议换一个地方抚养。”发现症结后，荣莉对镇政府负责照顾杨明的工作人员建议说。
杨明案让荣莉意识到，对陷入监护缺失困境的未成年人开展救助是一项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
2020年4月24日，璧山区检察院与区公安、法院、民政等七部门就杨明监护事宜召开协商会议，并形成纪要，决定将杨明转至更适合儿童成长的璧山区社会福利院，并就近入学。
“通过杨明的事件，暴露出涉罪人员子女存在无人监护这一重要并亟须解决的社会问题。”璧山区检察院检察长孟卫红认为，针对该案背后的问题，应当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为此，7月15日，璧山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关于剥夺不履行或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暨解决监护缺失未成年人抚养问题工作办法（试行）》出台。
“父母有罪，孩子无辜。像杨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不抛弃、不放弃，让他们知道国家这棵大树会为他们遮风挡雨，守护他们成长。民法典的颁布，也让我们在帮助这些孩子时，有法可依。”据孟卫红介绍，《工作办法》与民法典关于“监护”的法律规定相呼应，为未成年人监护缺失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和操作模式。
“建立这项长效机制，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事实孤儿’都能够‘幼有所养’。而对于那些‘不靠谱’的父母，我们也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让他们明白‘爸爸妈妈’不仅是一声称呼，还是法律施加的义务和社会所要求承担的责任。”孟卫红表示，针对杨萍拒不履行监护抚养义务，璧山区检察院将支持区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撤销杨萍对杨明的监护抚养权，并考虑向杨萍追索抚养费。
横霸小区的“敲墙党”被端了
杨明最终受到妥善安置，远在上海的夏琳（化名）也因为一份检察建议远离了“敲墙党”的纠缠。回忆起两年前装修时所受的委屈，夏琳仍然感到一阵酸楚：“那时候真的太委屈了，花了那么多钱买的别墅，装修时还要被人威胁、被人敲竹杠，真的很绝望。物业也找过，投诉电话也打过，就是没有用。”
夏琳是上海市闵行区万国府的一名业主，两年前她的别墅开始装修，遇上了当时横霸小区的“敲墙党”。他们与小区物业主管勾结，以垃圾短驳清运必须经物业同意为借口，采用暴力威胁强揽小区内敲墙钻洞业务。明明只需几千元的敲墙钻洞业务，硬生生被敲诈上万元，如果业主不掏钱麻烦就来了，小区内的居民苦不堪言。
2019年5月28日，经闵行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被告人何某等5人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不等的刑罚。
涉恶犯罪集团终于被打掉，万国府的“敲墙党”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反映出的物业公司管理问题和行政部门的监管漏洞还没有得到改善，打掉这个“敲墙党”，其他小区是否还会冒出来？治了标如何治好本？办案检察官、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孙静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就案办案，要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社会综合治理。”
原来他们在办案中发现，具有抢劫等前科劣迹的何某等人，明明不具备相关资质，却通过请客送礼等不正当手段，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清运建筑垃圾合同并入驻小区，暴露了外包业务管理的问题；物业公司主管为何某等人提供协助，纵容其形成恶势力集团，也暴露了物业公司内部监管问题；相关职能部门在新开盘小区物业公司中标过程中，缺少实质性监管，建筑垃圾清运等外包业务也缺少明确规定和公示流程。此外，相关职能部门对市民举报热线、“物业服务直通车”等平台的业主举报不够重视，未能及时处理，最终导致监管缺失。
2019年4月10日，该院启动检察建议调查程序。孙静和办案组其他成员多次到涉案小区、相关街道办事处、区房管局走访调查了解情况，形成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解决相关问题形成对策建议。该院对涉案物业公司——第一物业（北京）有限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严格任用管理人员，规范物业服务的外包条件和程序，加强对外包公司审核等；对监管部门江川路街道和区房管局分别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落实对新开盘小区物业公司监管巡查和实质性审核监管机制、加强案件通报和普法警示教育培训等，从根源上消除黑恶势力滋生的不良土壤。
三份检察建议像医生开出的“处方”，对小区治理提出对策建议，促使整个物业行业重新建章立制，一扫往日不良风气。当孙静向三家单位进行公开宣告时，三家被建议单位均在第一时间进行了书面回复。
“基于此事，公司对类似外包工作进行彻底检查，开展内部审计，建立自身监管机制。”在闵行区检察院的公开听证室内，第一物业（北京）有限公司代表表示，根据检察建议，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规范信息公开、加大对外包物业服务的监管力度，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负有监管责任的涉案小区所在街道迅速采纳检察机关给出的整改建议，他们成立治理工作专门办公室，全面排查案发小区业主的举报和投诉情况，加强对物业公司监管。
闵行区房管局在回复中表示，对检察建议指出的问题和整改措施全盘采纳。根据检察建议，出台了闵行区物业管理新制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闵行区分管副区长专程带领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到闵行区检察院调研物业管理综合治理问题。区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相关行为的若干规定》，这一新规填补了新建住宅小区中政府服务和监管的盲点。
闵行区委书记、区长、政法委书记得知该案的办理和检察建议推动了社区的治理，都作出批示肯定。2019年5月，闵行区召开区物业行业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大会，全区200余家物业公司到场参会，会上该区检察院对检察建议案件和整改举措进行专题通报。
“我听到‘敲墙党’被判决后，觉得大快人心。现在，我们小区再也没有横行霸道的人出现了。物业也换了新的，规范了很多，业主们装修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业主夏琳对判决结果和后续治理效果很满意。
事后，闵行区检察院又对整改成效、落实情况等到区房管局进行回访，发现物业行业新规得以严格落实，全区新开盘小区物业专题培训已经开展，物业管理排名、价格明示也做到全覆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闵行区房管局副局长杨忠义表示：“检察院通过办案发现了新开盘物业监管缺失，发出的检察建议针对性非常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大行政执法和处罚力度，从源头上积极预防‘敲墙党’等恶势力的滋生。”
打掉恶势力团伙村民安心回乡创业
与夏琳一样，四川省崇州市永和村的王大姐也过上了安心的生活。“还是回家好啊，有了安全保障，我们回乡开农家乐很顺利，又能创业，离家近又方便照顾家人。”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治安和营商环境越来越好，给外出务工的村民王大姐带来了回家的信心。
但在“那伙人”没有被打击、村委会没有改选的时候，永和村老实本分的“王大姐们”可不敢在镜头面前说实话，生怕遭到报复。2019年，崇州市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村委会主任充当“保护伞”的恶势力团伙犯罪案。该案中，村委会原主任祝某等人采取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故意毁坏财物等暴力手段，在征地拆迁、工程承揽、砂石资源等领域谋取非法利益。法院经审理，以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判处祝某等12人五年至一年零七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单纯办案并不难，但难在把办案当成处理基层社会问题的契机和动力。”承办该案的检察官黄磊道出了一线检察官的心声。
据了解，近年来，崇州市检察院在完成司法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后，提出“从办案型检察官向治理型检察官转变”的工作思路，不再单纯追求“案结事了”，而是把依法办案当成社会治理的一环，以治理效果来评价案件办理质效。
祝某等12人恶势力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被成功打掉后，崇州市检察院将重点放在用检察建议助推乡镇社会治理上。该院抽调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能高的骨干检察官组成专班，及时启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工作，在确保精准、专业、有力的基础上，切实帮助和指导案发地整改完善。专班负责人张勇组织力量，对2016年以来发生在案发地的所有刑事案件进行分析，梳理出该地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刑事案件频发、治安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比例较高等特征，找出影响镇域治理、营商环境改善等问题的症结所在。
经多次修改并征求镇政府意见建议后，2019年10月23日，该检察院检察长周光富带队向镇政府公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提出增强农村基层政权效能、破除城乡结合地区经济建设领域潜规则、强化农村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建议。
镇党委、政府全体班子成员和永和村两委成员、部分群众参加了当天的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党委书记当场表态一定把落实检察建议、推进镇域治理当成重点工作来抓。镇长在送达文书上签字后表示，将及时按照检察院开出的“药单子”，抓紧组织力量“治病”，争取较短时间内取得成效。
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后，专班还及时向镇政府送去了书面落实检察建议的步骤，并4次上门“复诊”。被建议单位于2019年11月书面回复检察机关：依规对6名基层干部作出组织处理，向两个软弱涣散的村级党组织派驻第一书记，优化64个廉情观察点规范小微权力，完善村民议事协商、村务公开监督机制；排查10个在建工程项目，梳理和包干化解12个问题；新增视频监控点位18处、“慧眼工程”设备19组及照明设备200余组，接入社会视频资源10处，辖区内治安和刑事案件同比减少38%……
“还是回家好啊，有了安全保障，内心的幸福就更充实了。”随着当地平安指数和法治指数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村民发出了和王大姐一样的感叹。
民心所向是司法办案的终极考核指标，而一份份真正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检察建议，无疑是检察机关交出的优秀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