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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刑事司法之幸：刑事诉讼程序的二元价值
诸多部门法中，刑事法律在实体与程序间的对视富有深长的意味。这不仅是数千年刑事法的渊源长远，还是由刑事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针对犯罪的打击和犯罪人的追诉，面向侵害的补偿和被害人的抚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链结出深切的羁绊。
当代的刑事法律适用者很是幸运，虽要以有限的法律条文面对无限的现实情境。但目前较为完备的实体法紧靠着“罪刑法定”的铁律，针对各个罪名，做出应有的罪状描述；这样翔实的内容设计，致使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很难再陷入对法条“众里寻他千百度”，基本摆脱了无法可依的惴惴难安。
与之同样解除了适用者不安的，是程序法层面的有序可循：面向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系列规定，致力于为司法三段论的应用提供边界，即以何种规则来确定生活事实、在何种框架下认定法律事实、用何种形式去综合评定两种事实。从已知的实体法推导未知，不确定性势必借助程序法的合理性完成调低；其或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也需要程序法的秩序性实现调节。
在现实个案的审判和价值纠纷的裁判中，刑法这部实体法是输送正义的“办公用品”，刑事诉讼法这本程序法则是产品说明书，以成文话语来引导一切值得规范的司法行为。正如柏拉图在著述中所阐发的正义观：“所谓正义就是行为本身是正当的，而且它通常也能带来好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在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中，程序法是这一高尚目的所必须搭建起的桥梁。
我们也终将意识到，以刑事诉讼程序为容量的程序法，不单是手段性的存在，起到实体法得以实现的保障功能，更有其独立于实体法的公正价值；可以肯定，它既是一条承载着实体法有序展开的轨道交通，它自身同样昭示着程序正义的归宿所在。
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非是充当大事化小的和事佬，或者是扮演劝架者做息事宁人的工作。中国这样的现代法治国，刑事诉讼程序必然讲究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实现平等与正义在法律界的巡礼；等腰三角形一般的诉讼结构将裁判者设于正中位置，法官所在地与另外两地路程同一，均等的刑事司法距离表示法官将进行公正裁判，毫无偏袒公诉方或被告方；而诉讼的两方被纳入两边、踞于两角，本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表现形式——控辩平等。
不可否认，预先搭建的三角刑诉结构是公正的提前实现，还未等到审判进行或完成，这样的制度设计已然呈现出公正的模样。当“你一拳我一脚”的报复被严令禁止，暴力被代之以回合制的庭前会议和庭上审判。第三方的客观介入，使得当事人间的肢体伤害不仅不再是首选项，而沦为了错误选项，野蛮的报应行径被给予消极而否定的评价，激烈的报应情感受到阻隔和压抑。
证据的质证、语言的驳斥、辩诉的对抗，让诉讼程序近乎摧毁了报应精神，进而做到了程序正义先于实体正义的提前实现。 即便两造的当事人是多么着眼于结果公正与否，也不能不遵守并信服这套诉讼程序，因为它本身就是公正的。试想，将等腰三角形的中间一角拿掉，诉讼从三角简化成一条线段，实则是在声明被害一方进行私利救济的正当性，允许被害人径自行使报复行为。
诉讼程序的运行，实现了公正对报复情感和报复精神的全面超越，成为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正当依据，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致人受到伤害，与国家发动刑罚权力使人受到惩罚，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而不在于称谓或主体上的叫法不同。
国家作为第三方的最广义范围，其最明确的代言人是法官这一职业。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刑事审判庭之上的法官不是全知全能的超人，无法穿越时空去到案发现场锁定罪犯，亦无能力运用某种读心术推导出被告人的内心想法，更无从预料到未来的刑罚执行是何种具体效果。他只不过是运转目光，在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与案件事实间往复思考，来回审视；这是法官所能做到的职权内容，也正是他应做到的工作，也是现代法治精神所希冀他做出的。法官所信服的不是追逐“大仇得报”的侠客精神，是内蕴着从于程序的规则意识；他们的“法治之心”务必是强壮而健全的，“强壮”是在代指充分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法律修养，“健全”则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左心房和程序正义的右心房的不可无一。
立足于当下的法治中国社会，回望浩浩荡荡的千年法制史浪潮，程序不再仅仅是实体法的附庸，以手段的形式实现它的保障价值，而是展露出它的二元价值，独立地推进着中国法治的迈步。这一代的刑事司法“后浪们”也显得尤为自尊自信，他们遵实体之规、守程序之则、行良法之权、履善治之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当代的刑事法律适用者很是幸运，虽要以有限的法律条文面对无限的现实情境。但目前较为完备的实体法紧靠着“罪刑法定”的铁律，针对各个罪名，做出应有的罪状描述；这样翔实的内容设计，致使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很难再陷入对法条“众里寻他千百度”，基本摆脱了无法可依的惴惴难安。
与之同样解除了适用者不安的，是程序法层面的有序可循：面向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系列规定，致力于为司法三段论的应用提供边界，即以何种规则来确定生活事实、在何种框架下认定法律事实、用何种形式去综合评定两种事实。从已知的实体法推导未知，不确定性势必借助程序法的合理性完成调低；其或然性和偶然性的影响，也需要程序法的秩序性实现调节。
在现实个案的审判和价值纠纷的裁判中，刑法这部实体法是输送正义的“办公用品”，刑事诉讼法这本程序法则是产品说明书，以成文话语来引导一切值得规范的司法行为。正如柏拉图在著述中所阐发的正义观：“所谓正义就是行为本身是正当的，而且它通常也能带来好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在公平正义的永恒追求中，程序法是这一高尚目的所必须搭建起的桥梁。
我们也终将意识到，以刑事诉讼程序为容量的程序法，不单是手段性的存在，起到实体法得以实现的保障功能，更有其独立于实体法的公正价值；可以肯定，它既是一条承载着实体法有序展开的轨道交通，它自身同样昭示着程序正义的归宿所在。
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并非是充当大事化小的和事佬，或者是扮演劝架者做息事宁人的工作。中国这样的现代法治国，刑事诉讼程序必然讲究基本的法律原则和法治理念，实现平等与正义在法律界的巡礼；等腰三角形一般的诉讼结构将裁判者设于正中位置，法官所在地与另外两地路程同一，均等的刑事司法距离表示法官将进行公正裁判，毫无偏袒公诉方或被告方；而诉讼的两方被纳入两边、踞于两角，本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具体表现形式——控辩平等。
不可否认，预先搭建的三角刑诉结构是公正的提前实现，还未等到审判进行或完成，这样的制度设计已然呈现出公正的模样。当“你一拳我一脚”的报复被严令禁止，暴力被代之以回合制的庭前会议和庭上审判。第三方的客观介入，使得当事人间的肢体伤害不仅不再是首选项，而沦为了错误选项，野蛮的报应行径被给予消极而否定的评价，激烈的报应情感受到阻隔和压抑。
证据的质证、语言的驳斥、辩诉的对抗，让诉讼程序近乎摧毁了报应精神，进而做到了程序正义先于实体正义的提前实现。 即便两造的当事人是多么着眼于结果公正与否，也不能不遵守并信服这套诉讼程序，因为它本身就是公正的。试想，将等腰三角形的中间一角拿掉，诉讼从三角简化成一条线段，实则是在声明被害一方进行私利救济的正当性，允许被害人径自行使报复行为。
诉讼程序的运行，实现了公正对报复情感和报复精神的全面超越，成为国家发动刑罚权的正当依据，使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致人受到伤害，与国家发动刑罚权力使人受到惩罚，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而不在于称谓或主体上的叫法不同。
国家作为第三方的最广义范围，其最明确的代言人是法官这一职业。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刑事审判庭之上的法官不是全知全能的超人，无法穿越时空去到案发现场锁定罪犯，亦无能力运用某种读心术推导出被告人的内心想法，更无从预料到未来的刑罚执行是何种具体效果。他只不过是运转目光，在实体规范、程序规范与案件事实间往复思考，来回审视；这是法官所能做到的职权内容，也正是他应做到的工作，也是现代法治精神所希冀他做出的。法官所信服的不是追逐“大仇得报”的侠客精神，是内蕴着从于程序的规则意识；他们的“法治之心”务必是强壮而健全的，“强壮”是在代指充分的知识储备和高超的法律修养，“健全”则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左心房和程序正义的右心房的不可无一。
立足于当下的法治中国社会，回望浩浩荡荡的千年法制史浪潮，程序不再仅仅是实体法的附庸，以手段的形式实现它的保障价值，而是展露出它的二元价值，独立地推进着中国法治的迈步。这一代的刑事司法“后浪们”也显得尤为自尊自信，他们遵实体之规、守程序之则、行良法之权、履善治之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硕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