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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新时代法律援助的新课题》系列报道之三
完善评估：好项目还需实建议
一个好的项目，如何持续葆有生命力、一路向阳？听完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孙道萃博士的讲解，记者终于寻找到了答案。
提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以下简称“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相信一些人都还有陌生感。“一个公益项目十年默默无闻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实在太可惜了……”孙道萃感叹。
更难得的是，它做到了“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十年间，项目为中西部地区逐步培育出一批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的民间社会力量。现如今，在部分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律所、民办非企业单位、高校社团、妇联和工会等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西部偏远地区人群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
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例，截至第三方专家评估报告形成为止，在项目的培育下，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组织了1200名专业律师，办理了5.3万件案件，为8.4万人挽回损失22.8亿元。
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支持下，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共实际发放办案补贴近9.4亿元（939,826,186元），实际帮助困难群众83.2万多人，受益人数达79.3万多人；共资助办结法律援助案件54万余（547,815）件；为受援人挽回利益31227103424元，平均资金投入与挽回利益之比达到了1‥34.3，为受援人群避免了巨大损失，项目执行成果突出。
项目实施单位覆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社会团体法律帮助中心等单位为辅的格局，群众的法律援助选择得到不断丰富。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实施，迄今已实施十年时间。十年一回顾，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此特殊节点上，及时总结“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经验，并以此为基础，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推动法律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下一个十年，“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发展蓝图如何规划，将是摆在眼前急需解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十年前制定的实施办法、规定章程明显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下。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继往开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在法律援助项目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迫切需要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效果有一个专业、权威的意见供参考。
谁能为“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提供高精准、高站位的智力支持？还别说，项目组真找到了合适人选。
“这里面每一行字都是经过专家组细细斟酌过的，干货满满啊……”孙道萃仿佛看出了记者的疑惑，笑着说道。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办做第三方评估，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在孙道萃看来，这是明智之选，也是必然之选。
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由司法部、中国政法大学于2018年协同共建，是全国首家以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为特色的智库型研究机构。
“本次评估以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为依托，成立了以高铭暄教授和樊崇义教授为代表的评估专家组，由院长吴宏耀教授担任项目评估负责人。可以说，举全院之力，保障评估项目的顺利展开，致力于保障评估项目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并提高评估工作的权威性和‘中彩金’项目的社会认知度。”孙道萃表示。
的确，不论是从对法律援助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是法律援助人才培养力度，抑或是参与国际法律援助的合作与交流角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都是值得托付此项重任的不二之选。
2019年6月伊始，利用暑假时间，孙道萃带队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前往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等多家实施单位开展前期调研；从“中彩金”项目办获取大量数据。整合信息资料后，拟定出简明扼要的项目实施情况。实施情况的报告用于2019年11月11日，中彩金实施十周年第三方专家评估启动仪式。
为了秉持评估工作的中立性、客观性、权威性，此次评估聘请了以“人民教育家、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为组长，以著名法学家樊崇义、应松年为副组长，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12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项目评估工作进行把关。
前期工作中，为了实现评估的科学性，院里先后四次开会，最终敲定评估的维度和方案。即从适应度、保障度、有效度、达成度、满意度五个维度反映项目运行情况。
2020年元旦过后，研究院开启实地调研工作。从报告结果来看，评估样本虽然受限于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影响，但是不管从调研样本数量来看，还是地域选取上，都十分科学、具有代表性。
评估按照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区域。通过随机抽样和管理办推荐的方式，抽选出来一部分实施单位进行数据收集。
值得一提的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院里紧急开会发布预案，委托各地的学生给自己家乡所在地的“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发函，通过每名学生的力量收集数据。不要小瞧这些陆陆续续发回给院里的数据，它们最终对于报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比委托人更重视评估的效果和质量！”孙道萃严肃地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智库，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所做的评估报告一出来，可谓是各方关注。质量不过硬，显然是要砸牌子的。更别说这个项目涉及的受援助对象、金额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做这件事。”
“但有一个问题，十年前的套路无法应对十年后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经过数月调研，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也暴露出若干问题，需要及时予以解决。
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资金投向上，“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一直严格遵照管理办法的要求，侧重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但是，在我国中西部法律援助实践中，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律师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致使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不仅缺“钱”，更缺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而且，缺的并不只是简单的掌握法律知识的人才，而是既需掌握法律知识，又通晓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人才。
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但是律师人数超过1万人的省（区、市）仅有18个，且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如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等。至于中西部地区，律师资源明显不足。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仅有2000名左右律师，甘肃省为4000名左右，西藏自治区不足500名律师。而且，在律师资源原本就稀缺的省份，大多数律师又多集中于省会城市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
孙道萃一语道破这其中的悖论：真正需要“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支持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适格的项目实施单位和律师，根本无法获得项目的支持。而项目实际支持的地方，或许因基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和发展，已经不再迫切需要“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这笔钱。
紧接着，研究院在评估报告中点出项目的下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服务对象范围狭窄，不合时宜。
在“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设立之时，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人社部专门制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制定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可以说，在国家重拳出击下，农民工欠薪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城市化浪潮下，农村人口权益问题有了新变化。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口结构将主要以老幼病残为主，而且，受教育程度往往不高，存在着大量法律援助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因此，需要跟进农村留守人口的法律援助问题。
当然，同样是根据我国未来社会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强化老龄人口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也是改革应有之举。
最后，报告指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问题。让人意外的是，“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办案补贴标准十年来一直未做调整。
随着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办案补贴标准的持续增加，在办案补贴上原本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现在已经明显失去了既有优势。
此外，在资金配置上，“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只提供办案经费，而忽视了项目实施单位在组织律师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生的管理成本。这也是让孙道萃他们感慨万千的地方。
“调研中，我们发现，这部分成本和费用要么由律师自己负担，或者由律所、组织基于公益情怀来予以支持。”这样的例子，孙道萃他们看到了很多。“我是真心佩服他们！这项工作不是谁都能干的，爱心、热心、公益心、公德心一个都少不了。”
孙道萃带队前往浙江、广东调研时，看到太多让人感动的案例。就拿农民工维权类案件为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侧重于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年来对农民工法律援助资金投入占比超过50%。
“像义乌、东莞等外来人口聚集城市，农民工维权问题依旧凸显。恶意逃薪、取证困难、诉讼费用高昂等问题仍然是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的重要原因。不要认为涉劳纠纷的处理很简单。首先没有统一规则可循，每个地方的规定又不一样。其次，涉及人员体量庞大，如果处理不好，必会给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影响。”
2019年4月，广东省东莞市某资源回收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拖欠了魏某等562名农民工工资，导致部分农民工被迫离职。一时间，大批农民工不断聚集。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为重大事件。
经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协调，“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广东省暖心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依照相关规定，接受了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
承办律师先与农民工积极沟通、释法说理，后联系公司进行磋商。考虑到公司负债累累、即将破产的局面，承办律师认为尽快拿回工资、争取适当经济补偿是当前的最好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标准的0.5倍支付经济补偿金。承办律师将协商意见通知农民工时，个别农民工抵触调解，又开始鼓动集体上访。
对此，承办律师连续多日逐一短信、电话沟通解释，让农民工明白案情的利弊，调解不仅能保证基本权益，也避免了诉讼和执行的不确定性，可以尽快拿到血汗钱。经过半个月的积极引导，超过95%的农民工接受了调解。
从承办律师接手案件，到农民工拿到了钱，一个涉562人的重大群体案件，在两个月内高效调解结案。
这也是孙道萃要给实施单位点赞的地方：专业、有智慧；奉献、有耐心。
“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项目实施单位能够主动突破限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处于哈尔滨郊区宾县的超悦律师事务所已在援助范围上做了突破，他们发现农民工后面通常连接着一个农村家庭，因此在需要时也一并予以了援助。
在项目管理机制上，四川省洪雅县法律援助中心实行了高质量实施单位激励机制，对办案质量较高的单位会在下一年度拨给较多的经费支持，极大地提高了各实施单位的积极性。
孙道萃认为，这些都是值得项目单位去借鉴推广的。
如何用同样的钱为老百姓办更多的事？
报告建议借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经验，选择部分中西部基层县市，积极探索“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年薪法律援助律师制度。
除了办理具体案件，年薪制律师在办案之余，还可以承担一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宣传等相关工作。
提到这里，就必须说一说“中彩金”在品牌宣传工作上的短板。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只是“幕后的资方”，除了项目实施单位，绝大多数受援人几乎感受不到也不关心项目的存在。受此影响，“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尽管实施了十年时间，但是，老百姓对该项目知之甚少。孙道萃把其比喻成“做了十年的活雷锋，精神勇气可嘉”。玩笑归玩笑，背后的深意可见一斑。
另外，项目可以将年薪制法律援助律师派驻到工青妇老残等群团组织，有助于与这些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接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法律援助事业。
回顾“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十年发展历程，除了承办了大量法律援助案件、援助了大量社会弱势群体外，该项目实施对于法治发展的一大贡献是，逐步培育了一批具有公益法律服务精神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报告建议在现有管理模式下，鼓励项目实施单位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有意识继续培育大批具有公益法律服务精神的民办非企业组织。
最后，也是重中之重，为切实保障法律援助质量，报告建议建立常态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法律援助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因此，“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应当借鉴域外经验，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法律援助质量第三方评估机制，切实保证项目实施单位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靠自己的力量去发现问题、改正问题，是很难的。‘中彩金’项目办秉持重视、迫切的态度，来委托我们做评估。评估肯定是为了发现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孙道萃认为，接下来的五年、十年，项目应该制定哪些计划，哪些章程制度需要修改、破旧立新，需要有专业人士操刀、规划护航，以期把法律援助质量提升到新一层的高度。
比如，援助传统五类群体（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在新时代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宜将如因大病或灾难而陷入临时贫困的人口、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群体等纳入进来。
对于城市中灵活就业人员，如快递、外卖人员等，因工作收入极其不稳定，随时会因家人患病需要照顾等突发原因而无法继续工作，陷入临时性贫困。
近年来，大学生求职被骗、校园贷、套路贷、人身伤害等案件时有发生。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往往不敢或者不愿告知家人，致使出现很多问题。因此，上述人员可以作为特殊情形，纳入项目的援助范围。
孙道萃表示，诸如此类的改善建议还有很多，报告中方案已经提供，但是能不能具体得到操作，还要拭目以待。
“不是说要等五年、十年后再去做这项工作，现在就需要立刻行动。”同时，他也有自信，这项工作，也只有他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智慧支持。
第三方评估中确实能听到不少“真声音”，发现不少“真问题”。不过是否能紧跟其脚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科学决策，我们持续关注……
提到“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法律援助项目”（以下简称“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相信一些人都还有陌生感。“一个公益项目十年默默无闻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它，实在太可惜了……”孙道萃感叹。
项目十年输关怀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这是一个自2009年开始实施，由财政部、司法部委托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管理实施的大型法律援助项目。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理事长张彦珍介绍，截至2019年12月，国家实际支持财政经费11亿元。“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以支持东中西部法律援助服务均衡发展为宗旨，在资金投入上向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倾斜。如经费的88%均投入到中西部地区，通过资助法律援助案件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中西部地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资金难题。更难得的是，它做到了“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十年间，项目为中西部地区逐步培育出一批积极参与法律援助的民间社会力量。现如今，在部分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律所、民办非企业单位、高校社团、妇联和工会等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法律援助服务格局，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西部偏远地区人群获得法律援助的机会。
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例，截至第三方专家评估报告形成为止，在项目的培育下，民办非企业单位已经组织了1200名专业律师，办理了5.3万件案件，为8.4万人挽回损失22.8亿元。
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支持下，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共实际发放办案补贴近9.4亿元（939,826,186元），实际帮助困难群众83.2万多人，受益人数达79.3万多人；共资助办结法律援助案件54万余（547,815）件；为受援人挽回利益31227103424元，平均资金投入与挽回利益之比达到了1‥34.3，为受援人群避免了巨大损失，项目执行成果突出。
项目实施单位覆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机构为主，法律援助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高等法学院校学生社团组织、社会团体法律帮助中心等单位为辅的格局，群众的法律援助选择得到不断丰富。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由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负责实施，迄今已实施十年时间。十年一回顾，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在此特殊节点上，及时总结“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实施经验，并以此为基础，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推动法律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
下一个十年，“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发展蓝图如何规划，将是摆在眼前急需解答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十年前制定的实施办法、规定章程明显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下。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需要，继往开来，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在法律援助项目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迫切需要对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效果有一个专业、权威的意见供参考。
谁能为“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提供高精准、高站位的智力支持？还别说，项目组真找到了合适人选。
国家智库展专业
2020年8月11日，当记者从孙道萃手中接过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接受委托制作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时，厚厚一本，重量足足，让记者始料未及。“这里面每一行字都是经过专家组细细斟酌过的，干货满满啊……”孙道萃仿佛看出了记者的疑惑，笑着说道。
“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办做第三方评估，为什么会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在孙道萃看来，这是明智之选，也是必然之选。
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由司法部、中国政法大学于2018年协同共建，是全国首家以法律援助理论研究为特色的智库型研究机构。
“本次评估以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为依托，成立了以高铭暄教授和樊崇义教授为代表的评估专家组，由院长吴宏耀教授担任项目评估负责人。可以说，举全院之力，保障评估项目的顺利展开，致力于保障评估项目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并提高评估工作的权威性和‘中彩金’项目的社会认知度。”孙道萃表示。
的确，不论是从对法律援助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是法律援助人才培养力度，抑或是参与国际法律援助的合作与交流角度，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都是值得托付此项重任的不二之选。
2019年6月伊始，利用暑假时间，孙道萃带队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硕士生，前往北京市法律援助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高校学生社团组织等多家实施单位开展前期调研；从“中彩金”项目办获取大量数据。整合信息资料后，拟定出简明扼要的项目实施情况。实施情况的报告用于2019年11月11日，中彩金实施十周年第三方专家评估启动仪式。
为了秉持评估工作的中立性、客观性、权威性，此次评估聘请了以“人民教育家、著名法学家”高铭暄教授为组长，以著名法学家樊崇义、应松年为副组长，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内的12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对项目评估工作进行把关。
前期工作中，为了实现评估的科学性，院里先后四次开会，最终敲定评估的维度和方案。即从适应度、保障度、有效度、达成度、满意度五个维度反映项目运行情况。
2020年元旦过后，研究院开启实地调研工作。从报告结果来看，评估样本虽然受限于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客观影响，但是不管从调研样本数量来看，还是地域选取上，都十分科学、具有代表性。
评估按照全国行政区划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区域。通过随机抽样和管理办推荐的方式，抽选出来一部分实施单位进行数据收集。
值得一提的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院里紧急开会发布预案，委托各地的学生给自己家乡所在地的“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发函，通过每名学生的力量收集数据。不要小瞧这些陆陆续续发回给院里的数据，它们最终对于报告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比委托人更重视评估的效果和质量！”孙道萃严肃地告诉记者，“作为国家智库，国家法律援助研究院所做的评估报告一出来，可谓是各方关注。质量不过硬，显然是要砸牌子的。更别说这个项目涉及的受援助对象、金额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做这件事。”
精准问诊查症结
经过全面接触、深入了解，在孙道萃的理解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能简单被评价为“必要补充”。“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基本力量，日后定能发挥巨大的光和热”。“但有一个问题，十年前的套路无法应对十年后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
经过数月调研，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也暴露出若干问题，需要及时予以解决。
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资金投向上，“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一直严格遵照管理办法的要求，侧重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法律援助发展。但是，在我国中西部法律援助实践中，真正的问题是：因为律师资源分布的不均衡，致使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不仅缺“钱”，更缺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人”。而且，缺的并不只是简单的掌握法律知识的人才，而是既需掌握法律知识，又通晓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法律人才。
司法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但是律师人数超过1万人的省（区、市）仅有18个，且大部分集中于经济发达的省市，如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等。至于中西部地区，律师资源明显不足。如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南省仅有2000名左右律师，甘肃省为4000名左右，西藏自治区不足500名律师。而且，在律师资源原本就稀缺的省份，大多数律师又多集中于省会城市或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地区。
孙道萃一语道破这其中的悖论：真正需要“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支持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适格的项目实施单位和律师，根本无法获得项目的支持。而项目实际支持的地方，或许因基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和发展，已经不再迫切需要“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这笔钱。
紧接着，研究院在评估报告中点出项目的下一个问题——法律援助服务对象范围狭窄，不合时宜。
在“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设立之时，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为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人社部专门制定《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制定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可以说，在国家重拳出击下，农民工欠薪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有效解决。
在城市化浪潮下，农村人口权益问题有了新变化。农村地区的留守人口结构将主要以老幼病残为主，而且，受教育程度往往不高，存在着大量法律援助需求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因此，需要跟进农村留守人口的法律援助问题。
当然，同样是根据我国未来社会人口的发展变化趋势，强化老龄人口法律援助服务的专业化也是改革应有之举。
最后，报告指出法律援助办案补贴问题。让人意外的是，“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办案补贴标准十年来一直未做调整。
实施单位挑重担
项目设立之初，“中彩金”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补贴标准普遍高于各地法律援助机构设定的补贴标准。此举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律师积极参与“中彩金”法律援助案件的积极性。但随着各地社会经济条件的快速发展，该标准已经明显低于大部分地区法律援助机构的办案补贴标准。随着各地法律援助机构办案补贴标准的持续增加，在办案补贴上原本居于优势地位的“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现在已经明显失去了既有优势。
此外，在资金配置上，“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只提供办案经费，而忽视了项目实施单位在组织律师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生的管理成本。这也是让孙道萃他们感慨万千的地方。
“调研中，我们发现，这部分成本和费用要么由律师自己负担，或者由律所、组织基于公益情怀来予以支持。”这样的例子，孙道萃他们看到了很多。“我是真心佩服他们！这项工作不是谁都能干的，爱心、热心、公益心、公德心一个都少不了。”
孙道萃带队前往浙江、广东调研时，看到太多让人感动的案例。就拿农民工维权类案件为例，“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侧重于维护农民工权益，十年来对农民工法律援助资金投入占比超过50%。
“像义乌、东莞等外来人口聚集城市，农民工维权问题依旧凸显。恶意逃薪、取证困难、诉讼费用高昂等问题仍然是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的重要原因。不要认为涉劳纠纷的处理很简单。首先没有统一规则可循，每个地方的规定又不一样。其次，涉及人员体量庞大，如果处理不好，必会给社会治安造成重大影响。”
2019年4月，广东省东莞市某资源回收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拖欠了魏某等562名农民工工资，导致部分农民工被迫离职。一时间，大批农民工不断聚集。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演变为重大事件。
经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协调，“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实施单位——广东省暖心公益法律服务中心依照相关规定，接受了农民工的法律援助申请。
承办律师先与农民工积极沟通、释法说理，后联系公司进行磋商。考虑到公司负债累累、即将破产的局面，承办律师认为尽快拿回工资、争取适当经济补偿是当前的最好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公司终于同意支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按标准的0.5倍支付经济补偿金。承办律师将协商意见通知农民工时，个别农民工抵触调解，又开始鼓动集体上访。
对此，承办律师连续多日逐一短信、电话沟通解释，让农民工明白案情的利弊，调解不仅能保证基本权益，也避免了诉讼和执行的不确定性，可以尽快拿到血汗钱。经过半个月的积极引导，超过95%的农民工接受了调解。
从承办律师接手案件，到农民工拿到了钱，一个涉562人的重大群体案件，在两个月内高效调解结案。
这也是孙道萃要给实施单位点赞的地方：专业、有智慧；奉献、有耐心。
“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项目实施单位能够主动突破限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处于哈尔滨郊区宾县的超悦律师事务所已在援助范围上做了突破，他们发现农民工后面通常连接着一个农村家庭，因此在需要时也一并予以了援助。
在项目管理机制上，四川省洪雅县法律援助中心实行了高质量实施单位激励机制，对办案质量较高的单位会在下一年度拨给较多的经费支持，极大地提高了各实施单位的积极性。
孙道萃认为，这些都是值得项目单位去借鉴推广的。
高屋建瓴话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在此背景下展望未来，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包括公共法律服务需求，“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自身定位、完善自身功能，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此次的第三方评估报告，也为其指明了改革方向。如何用同样的钱为老百姓办更多的事？
报告建议借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的经验，选择部分中西部基层县市，积极探索“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年薪法律援助律师制度。
除了办理具体案件，年薪制律师在办案之余，还可以承担一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宣传等相关工作。
提到这里，就必须说一说“中彩金”在品牌宣传工作上的短板。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只是“幕后的资方”，除了项目实施单位，绝大多数受援人几乎感受不到也不关心项目的存在。受此影响，“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尽管实施了十年时间，但是，老百姓对该项目知之甚少。孙道萃把其比喻成“做了十年的活雷锋，精神勇气可嘉”。玩笑归玩笑，背后的深意可见一斑。
另外，项目可以将年薪制法律援助律师派驻到工青妇老残等群团组织，有助于与这些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接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法律援助事业。
回顾“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的十年发展历程，除了承办了大量法律援助案件、援助了大量社会弱势群体外，该项目实施对于法治发展的一大贡献是，逐步培育了一批具有公益法律服务精神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报告建议在现有管理模式下，鼓励项目实施单位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有意识继续培育大批具有公益法律服务精神的民办非企业组织。
最后，也是重中之重，为切实保障法律援助质量，报告建议建立常态化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法律援助质量是法律援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因此，“中彩金”法律援助项目应当借鉴域外经验，通过建立常态化的法律援助质量第三方评估机制，切实保证项目实施单位的法律援助服务质量。
“靠自己的力量去发现问题、改正问题，是很难的。‘中彩金’项目办秉持重视、迫切的态度，来委托我们做评估。评估肯定是为了发现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孙道萃认为，接下来的五年、十年，项目应该制定哪些计划，哪些章程制度需要修改、破旧立新，需要有专业人士操刀、规划护航，以期把法律援助质量提升到新一层的高度。
比如，援助传统五类群体（农民工、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在新时代下，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宜将如因大病或灾难而陷入临时贫困的人口、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群体等纳入进来。
对于城市中灵活就业人员，如快递、外卖人员等，因工作收入极其不稳定，随时会因家人患病需要照顾等突发原因而无法继续工作，陷入临时性贫困。
近年来，大学生求职被骗、校园贷、套路贷、人身伤害等案件时有发生。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往往不敢或者不愿告知家人，致使出现很多问题。因此，上述人员可以作为特殊情形，纳入项目的援助范围。
孙道萃表示，诸如此类的改善建议还有很多，报告中方案已经提供，但是能不能具体得到操作，还要拭目以待。
“不是说要等五年、十年后再去做这项工作，现在就需要立刻行动。”同时，他也有自信，这项工作，也只有他们能够提供最好的智慧支持。
第三方评估中确实能听到不少“真声音”，发现不少“真问题”。不过是否能紧跟其脚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科学决策，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