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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融媒体时代如何讲好法治故事
所谓“融媒体”，是充分利用媒介载体，把广播、电视、报纸等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的新型媒体。
作为法治类纸媒，如何在融媒体的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新时代的法治故事呢？
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指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发生的事，进行描述或以这些事为题材加以创作而形成的文学体裁作品。这些故事便于讲授，易于传播。讲授与传播法治故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反过来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依法治国成为全党工作大局、法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法治故事在中国故事中应该占有更高的位置与更大的比重。
如何发现法治故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量：
一是从日常的法治实践中发现。直接参与法治实践的队伍，有立法队伍、政法队伍、法学研究队伍，还有律师、法律工作者等。随着法治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间接或间断性参与法治实践的人会越来越多，全社会法治实践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群体、如此高的频率，每天会有多少故事在发生。只要我们能捕捉并呈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华光四射、五彩斑斓。
二是从法治人物中发现。当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组织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比如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活动。除了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法治人物，还有各行各业推选出来的与法治建设关联紧密的先进典型。这些人物和典型身上都有反映法治精神、时代品质的法治故事，而且作为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还在延展。就他们生活的群体和环境而言，他们的故事还在示范带动更多的人层出不穷地产生新的故事。
三是从法治事件中发现。法治事件有官方推动的，像司法体制中各项具体改革的推动都可以构成法治事件，如一些有重大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案（事）件的处理也可以构成法治事件。法治事件还有民间推动的，如孙志刚事件。但无论事件产生的动力源在哪一方，都有一个官民互动的问题，即官方推动的有公众与社会的参与，民间推动的有官方的认可与相关制度的调整。
一是在普法中讲法治故事。普法是由各级党委、政府发动的，是一种典型的组织传播。我们的普法是卓有成效的，但内容尚需调整。我们讲法律法规较多，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法学基础理论也讲了不少，但接地气的法治故事讲得不够。在普法的内容方面，应该形成法律法规、法学理论、法治故事三者并重的格局。在基层群众中，还要以法治故事为主，辅之以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讲故事的形式对所有群体都适用，只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群众讲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讲法。可以尝试让法治故事进教材、进课堂，还可在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和各行业的职业培训中推广。
二是让“名人”讲法治故事。这里讲的“名人”是宽泛的，既可以是全社会知晓的专家、学者、官员、明星，也可以是在某一地域或行业认可度较高的人士。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讲效果可以完全不一样。这些“名人”既可以讲中国古代的法治故事，也可以讲西方的法治故事，但更应讲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尤其是发生在身边和自己身上的法治故事。在讲故事中要感同身受，甚至有观念冲突、认识转变的曲折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说教。这样讲出来的法治故事才有感染力和传播力。
三是打造精品影视剧讲法治故事。电影、电视剧的传播力是不容置疑的。麦克卢汉说，用其他媒介比如用印刷书页的字眼来表述，电影有力量储存和传递大量的信息的特点。它瞬息之间表现的由许多形体组成的风景，需要几页散文才能描绘出来。虽然有网络的冲击，但看电影、电视剧仍然是人们常规的娱乐及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现在法治类影视剧制作方面还有待提高，只有我们真正把握司法规律和司法需求，各方联动，才能制作出打动人心的法治类影视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讲授法治故事，可以起到积极的传播效果。
四是用好的平台讲法治故事。在传播学上，除了“内容为王”，还有一个“渠道为王”的说法，好的平台与渠道才更有可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中央主流媒体和地方各级主流媒体、法治类媒体、都市类媒体都应该有讲法治故事的专题、专栏，一些政治类、社会类、文化类的专题专栏也应该加大讲法治故事的比重，如《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就是讲法治故事的好平台。我们要多打造这样的平台，让好的故事在好的平台上讲，让好的平台讲好的故事。除了占领宣传主阵地和制高点，还应该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人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法治问题建言、争鸣，通过共建共享，达成社会共识与社会行动。在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不可能独霸天下，鉴于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自媒体越来越展示其强大的传播力，使人民群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法治观念，增强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说：“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攻坚战。主要在于人和技术，只有立足自身，找准定位，纸媒才能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和谐共生的媒体融合生态。要运用全社会而不是一个部门的力量进行媒体融合发展，不能单以个体以及传统编辑部模式、方法为发展路线。
为此，法治媒体要打造一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媒体记者。编辑记者不但要会写文章，还要会发微博、做微信，将来还要做自媒体的策划、营销、用户体验调查等，不但要当码字匠，还要当工程师、当推销员；记者要做多面手，要做全能型人才。
目前，很多法治媒体的多媒体平台已经搭建成功，以“新媒体先行”为基准，记者稿件经过校准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进行发送。但缺少的是关注度和影响力，所以，要在发展中求变、求新，试图寻觅新常态下经营发展新模式，内容创作上要推陈出新，原创新闻要巧妙结合，增强可读性并逐步扩大影响力，探索、寻找新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同时，为进一步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报业经营，报社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媒体融合经营方案，探索扩大经营领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要改变“报纸内容上新媒体，新媒体内容不上报纸”的单一融合模式，将全媒体进行真正融合，内容进行创新，迈出媒体融合的新步伐。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法治报道内容、有效传播渠道、复合人才培养等融媒体时代所必须的元素要加快培育和融合，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好故事做好充分准备。
作为法治类纸媒，如何在融媒体的新形势下，讲好中国新时代的法治故事呢？
内容为王：讲好法治故事的关键
讲好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需要，也是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指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发生的事，进行描述或以这些事为题材加以创作而形成的文学体裁作品。这些故事便于讲授，易于传播。讲授与传播法治故事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反过来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随着依法治国成为全党工作大局、法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法治故事在中国故事中应该占有更高的位置与更大的比重。
如何发现法治故事？可以从三个方面考量：
一是从日常的法治实践中发现。直接参与法治实践的队伍，有立法队伍、政法队伍、法学研究队伍，还有律师、法律工作者等。随着法治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覆盖，间接或间断性参与法治实践的人会越来越多，全社会法治实践的频率会越来越高。可以想象，这么大的群体、如此高的频率，每天会有多少故事在发生。只要我们能捕捉并呈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华光四射、五彩斑斓。
二是从法治人物中发现。当下，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组织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法治人物评选活动，比如CCTV年度法治人物评选活动。除了这些活动评选出来的法治人物，还有各行各业推选出来的与法治建设关联紧密的先进典型。这些人物和典型身上都有反映法治精神、时代品质的法治故事，而且作为活生生的人物，他们的故事还在延展。就他们生活的群体和环境而言，他们的故事还在示范带动更多的人层出不穷地产生新的故事。
三是从法治事件中发现。法治事件有官方推动的，像司法体制中各项具体改革的推动都可以构成法治事件，如一些有重大影响甚至国际影响的案（事）件的处理也可以构成法治事件。法治事件还有民间推动的，如孙志刚事件。但无论事件产生的动力源在哪一方，都有一个官民互动的问题，即官方推动的有公众与社会的参与，民间推动的有官方的认可与相关制度的调整。
渠道为王：传播好法治故事的重点
如何传播法治故事？有了好的法治故事，还必须有效地传播出去。这里的传播，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大众传播，而应该有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类型，且一些具体工作是两种或多种传播类型的融合。一是在普法中讲法治故事。普法是由各级党委、政府发动的，是一种典型的组织传播。我们的普法是卓有成效的，但内容尚需调整。我们讲法律法规较多，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中法学基础理论也讲了不少，但接地气的法治故事讲得不够。在普法的内容方面，应该形成法律法规、法学理论、法治故事三者并重的格局。在基层群众中，还要以法治故事为主，辅之以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讲故事的形式对所有群体都适用，只是我们要针对不同的群众讲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讲法。可以尝试让法治故事进教材、进课堂，还可在党政干部教育培训和各行业的职业培训中推广。
二是让“名人”讲法治故事。这里讲的“名人”是宽泛的，既可以是全社会知晓的专家、学者、官员、明星，也可以是在某一地域或行业认可度较高的人士。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人讲效果可以完全不一样。这些“名人”既可以讲中国古代的法治故事，也可以讲西方的法治故事，但更应讲当代中国的法治故事，尤其是发生在身边和自己身上的法治故事。在讲故事中要感同身受，甚至有观念冲突、认识转变的曲折过程，而不是简单的说教。这样讲出来的法治故事才有感染力和传播力。
三是打造精品影视剧讲法治故事。电影、电视剧的传播力是不容置疑的。麦克卢汉说，用其他媒介比如用印刷书页的字眼来表述，电影有力量储存和传递大量的信息的特点。它瞬息之间表现的由许多形体组成的风景，需要几页散文才能描绘出来。虽然有网络的冲击，但看电影、电视剧仍然是人们常规的娱乐及了解信息的重要渠道。现在法治类影视剧制作方面还有待提高，只有我们真正把握司法规律和司法需求，各方联动，才能制作出打动人心的法治类影视作品。通过这些作品讲授法治故事，可以起到积极的传播效果。
四是用好的平台讲法治故事。在传播学上，除了“内容为王”，还有一个“渠道为王”的说法，好的平台与渠道才更有可能产生好的传播效果。中央主流媒体和地方各级主流媒体、法治类媒体、都市类媒体都应该有讲法治故事的专题、专栏，一些政治类、社会类、文化类的专题专栏也应该加大讲法治故事的比重，如《今日说法》《新闻调查》等就是讲法治故事的好平台。我们要多打造这样的平台，让好的故事在好的平台上讲，让好的平台讲好的故事。除了占领宣传主阵地和制高点，还应该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人人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就法治问题建言、争鸣，通过共建共享，达成社会共识与社会行动。在自媒体时代，主流媒体不可能独霸天下，鉴于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自媒体越来越展示其强大的传播力，使人民群众在润物细无声中提升法治观念，增强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认同。
人才培养：讲好法治故事的保障
随着传播业态的深刻变化，纸媒也要跟上发展变化的快节奏、技术进步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媒体融合发展是一场攻坚战。主要在于人和技术，只有立足自身，找准定位，纸媒才能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和谐共生的媒体融合生态。要运用全社会而不是一个部门的力量进行媒体融合发展，不能单以个体以及传统编辑部模式、方法为发展路线。
为此，法治媒体要打造一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全媒体记者。编辑记者不但要会写文章，还要会发微博、做微信，将来还要做自媒体的策划、营销、用户体验调查等，不但要当码字匠，还要当工程师、当推销员；记者要做多面手，要做全能型人才。
目前，很多法治媒体的多媒体平台已经搭建成功，以“新媒体先行”为基准，记者稿件经过校准第一时间通过新媒体进行发送。但缺少的是关注度和影响力，所以，要在发展中求变、求新，试图寻觅新常态下经营发展新模式，内容创作上要推陈出新，原创新闻要巧妙结合，增强可读性并逐步扩大影响力，探索、寻找新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盈利模式。同时，为进一步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报业经营，报社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媒体融合经营方案，探索扩大经营领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要改变“报纸内容上新媒体，新媒体内容不上报纸”的单一融合模式，将全媒体进行真正融合，内容进行创新，迈出媒体融合的新步伐。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法治报道内容、有效传播渠道、复合人才培养等融媒体时代所必须的元素要加快培育和融合，为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好故事做好充分准备。